從此，皖係一蹶不振。事後皖係追究戰敗的原因，認為主要是由於第十五師的倒戈。曲同豐在保定對人說：“邊防軍的排連長都是拿戥子稱過的，一個個服從命令、勇敢善戰，都是好樣的。吃虧的是團長營長，大部分是腐朽不堪的舊軍官，平時愛財，戰時怕死。隻有一個王興文真不含糊，偏偏他陣亡了。”還有人歸咎於天氣。因為戰事激烈的那兩天天降大雨，直係軍隊久駐南方，滿不在乎，冒雨赤腳作戰，而皖軍都穿雨衣，怕泥濘，戰鬥力大受影響。
7月18日，當京漢線上的直皖軍戰鬥已經結束時，駐山東的邊防軍第二師才由馬良率領，向進至黃河岸邊的直軍第五混成旅商德全部及巡防軍進攻。經過交戰，直軍退守德州。後直軍援軍趕到，皖軍敗退潰散。駐洛陽的皖軍第一旅和第四旅則在東西兩線戰事接近尾聲之時，被王承斌部繳獲，駐宣化的皖軍第五旅，則被察哈爾都統王延楨繳械解散。
八
段芝貴逃回北京後避匿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徐樹錚和曾毓雋等安福頭目也逃進使館躲藏起來，段祺瑞羞怒之下隻有引咎自劾，寫了一篇呈文來見徐世昌。徐看罷一笑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答應派靳雲鵬、張懷芝赴津，勸令直方停戰。段還顧全個人身份，不肯到東交民巷乞求外人庇護，回到府學胡同的住宅。靜看曹、吳對他怎樣處理。
徐世昌與靳雲鵬商議後決定：(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俱樂部；(四)解散新國會。靳雲鵬、張懷芝據此去見曹、吳。曹、吳對於段、徐還有餘憤，最初說一定要將他二人處死，以絕後患。靳因與段有多年交誼，竭力替段說情，最後吳佩孚才笑一笑說：“老段不肯逃走，還像是一個人，就饒他一條命吧！”曹、吳和張作霖又提出六項條件：(一)解散安福俱樂部；(二)懲辦禍首，段、徐之外，還有曾毓雋、李思浩、段芝貴、朱深、乏郅隆等共14人；(三)取消邊防軍與西北邊防軍及屬於該兩軍的一切機關；(四)直奉軍永遠駐紮京畿，京城以內由王懷慶任衛戍總司令擔負全責；(五)撤換安福係的議和機關，驅逐王揖唐，與西南方麵直接辦理和議；(六)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行選舉。此外，還有兩項先決條件：(一)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公布全國；(二)更換警察總監吳炳湘。
以上條件徐世昌表示基本同意。隻有對於嚴辦段祺瑞一節，徐密電曹、張、吳加以通融。
徐世昌先於7月26日下令撤銷了對於曹錕、吳佩孚等處分令，並免去了吳炳湘的職務；7月28日準免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兼管將軍府事務。裁撤督辦邊防事務處，撤銷西北邊防軍名義；7月29日下令懲辦並通緝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誌、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人。當天，北京市民到處可以看到通緝禍首的傳單，上麵還印有徐、曾等人的相片。其實他們都安然住在東交民巷的使館或飯店裏，不久就利用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先後藏在作為軍用品的箱子裏，由日本武官護送至天津租界裏作寓公去了。
戰後，曹錕曾約張作霖在天津曹家花園密談，內容是關於戰後地盤的劃分和北京政府人事安排問題。最初吳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歡說話，一戰而勝皖係之後更是揚揚得意，高談闊論。張作霖冷冷地對曹錕說：“三哥，今天這個會，是咱們兩個人的會，別人不能參加。如果說師長也能參加，我們奉軍也有幾個師長呢！”吳佩孚不覺臉色大變，一句話沒說就氣憤地出來了。事後他向參謀人員說：“他張胡子不要覺得自己不錯，趕明兒教他認識認識我這個師長！我不打到沈陽，決不姓吳！”這就給後來的兩次直奉戰爭埋下了一個伏筆。(王毓超)
從曹錕賄選看北洋政府之民主
在國人眼裏，北洋軍閥一度是專權、複辟、賣國和窮兵黷武的代名詞。如孫中山所說：“夫去一滿洲之專製，特生出無數強盜之專製，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曹錕1862年生於天津，早年曾靠賣布為生，1881年在小站入伍，後追隨袁世凱奪權、稱帝，1919年馮國璋去世後，成為直係首領。1923年乘著打敗皖係，趕走奉係的東風，曹錕先後迫使徐世昌、黎元洪退位，在馮玉祥、王承斌、吳景濂等擁曹派的攛掇下，重新召集一度被解散的民初國會，目的就是通過這個合法機關收買議員把自己選為大總統。
曹錕賄選的過程十分熱鬧，花邊新聞層出不窮，據史書所載和當時見證者記述，曾有諸多賄選趣事：
密布軍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國會街一帶就出現了很多荷槍實彈的軍警，城牆上則有許多了望兵，另外還有五六百名便衣遊弋於群眾當中，負責警務的官員如王懷慶、聶憲藩、薛之珩、車慶雲等都親自在現場指揮，嚴陣以待。其目的之一在於監視群眾，一在防止議員偷偷離京。東西車站及各緊要通道都布置有軍警防阻議員出逃。遇到有議員出逃的情況，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聲誣賴其逃債，接著軍警就會過來幹涉，聲稱帶回去盤問，事實上則是帶回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