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牧結合的經濟社會條件既為養牛業創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也對提供更多役牛提出了迫切需求。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後，哲裏木盟在增加養牛頭數的同時，積極開展品種改良。在20世紀50年代最初利用三河牛對當地蒙古牛進行改良，發現偏向肉用和役用的紅白花型三河牛更適合當地的條件和需要。於是，其祖源——蘇係西門塔爾牛從前蘇聯引進後，成為哲裏木盟黃牛改良的主導品種。20世紀70年代，肉用性能更為突出的德係西門塔爾種牛從聯邦德國引進我國，其產肉性能和適應性受到群眾、幹部和科技人員的一致好評。利用當時已覆蓋全盟的冷凍種源改良體係，西門塔爾牛迅速成為當地改良牛種的基礎品種。
1972年，哲裏木盟決定利用當時擁有的18萬頭雜交改良牛開展科爾沁牛新品種的培育工作。曆經18年擴大改良、橫交固定、自群選育等技術措施，到1990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對科爾沁牛驗收命名時，哲裏木盟養牛頭數近百萬頭，其中育種點飼養科爾沁牛10萬頭，納入品種登記的基礎母牛5448頭。
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爾沁牛的品種發展出現了兩次新跨越。一次是在國家專門委員會指導下，開展“中國西門塔爾牛”優質肉牛新品種的培育工作，使肉用牛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次是內蒙古自治區在通遼市設立了“東部肉牛繁育中心”，多次從國外引進頂級西門塔爾種牛生產大量冷凍種源，供應半徑輻射到多個盟市和區外各省。通遼市黨委、政府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果斷地做出“清除所有本交補配公牛，全部改用人工授精”的決定，使全市的肉用牛向世界上最優的西門塔爾純種牛方向發展。現在，通遼市的200萬頭牛除少量奶牛外，基本上都為級進改良到4代以上的西門塔爾牛。正像賈幼陵先生談到的，跑遍國內外的養牛地區，像科爾沁草原這樣到處可見清一色的良種肉牛舉世罕見。因為即使在養牛水平先進的發達國家，純種牛一般隻限於品種協會注冊的種公牛培育場，一般商品牧場大多是混雜的品種。從這一點來講，科爾沁草原的肉牛比國外的養牛業具有更好的大規模生產高檔牛肉產品的基礎。
現代消費引領牛肉產品開發
到20世紀80年代，內蒙古的改良肉牛數量已相當可觀，靠原先針對淘汰老牛肉形成的傳統加工食用方法體現不了改良牛肉細嫩鮮美的價值。於是，探究牛肉加工烹飪的新方法逐漸熱絡起來。此時，涮羊肉火鍋的熱潮已遍及內蒙古各地。飼養利木讚肉牛的黑城子種畜場最早推出幼齡牛肉涮肉的食用方法，各方麵“食客”的一致好評是“不比涮羊肉、西式牛排差”。但是一個規模有限的種畜場在遠離高端消費市場的草原上難有大的作為。到90年代，北京附近屠宰廠雲集的大廠縣以“肥牛”名稱把涮牛肉火鍋推向市場，成為風靡全國的高端牛肉消費品。
在內蒙古，牛肉產品開發持之以恒、形成規模效益的還是科爾沁草原。
育肥活牛供港創“通遼肥牛”名牌。素有“美食天堂”之稱的香港具有從世界各國進口牛肉的便利條件，但是無法取代每天在早市供應來自內地的“新鮮牛肉”。因而，供港活牛一直是開始於1962年“供港三趟快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內地到香港每天開行運送鮮活冷凍農產品的“三趟快車”曾經被稱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生命線”。當時草原上未經育肥的蒙古牛達不到香港消費市場的要求，因而內蒙古並不在供港活牛來源地之列。隨著肉牛改良事業的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起，哲裏木盟（通遼市）逐漸成為全國供港活牛的主要基地。依據供港活牛數量多、安全性高、肉質好的評價，“通遼肥牛”於21世紀初通過了“國家原產地地理標誌”評審而注冊。在全國18家定點供港活牛育肥場中，通遼市擁有13家。近幾年，“通遼肥牛”每年出口香港達1萬多頭，接近全國供港活牛的一半。
中美合資科爾沁肉牛項目的啟示。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國門初開，各個行業紛紛組織到國外考察學習。國營農牧場的一些同誌驚歎美國“肉牛帶”和“玉米帶”成就的肉牛產業現代化水平之餘，聯想到科爾沁肉牛改良與玉米生產的優勢。內蒙古農牧場管理局依托哲裏木盟幾個實力雄厚的國營農牧場展開了“中美肉牛合作公司”的洽談。美國內布拉斯加州作為肉牛主產區之一，對開拓中國牛肉市場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作為美國的幹旱草原區，對科爾沁草原的自然條件和養牛基礎也十分讚賞。當時設計的合作內容包括草場改良、飼草飼料生產、良種牛引進、育肥場建設、屠宰加工聯合企業及產品銷售，這無異於美國現代化的肉牛產業在科爾沁草原進行的一次“克隆複製”。特別是主要牛肉產品“冷凍盒裝分割肉”在美國也屬於新型加工產品。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將其列為重大國際合作項目，撥出專款開展前期工作，主要領導親自率團出訪美國進行推動，還曾在1988年納入“政府工作報告”進行部署。美方在談判過程中不斷增加和調整合作夥伴。1991年1月15日，“中美合資科爾沁肉牛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舉行簽字儀式時，自治區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領導都有出席，體現出高度重視。與此同時，飼料廠和屠宰加工廠的土建工程也在通遼市北側西遼河畔緊鑼密鼓地展開。這一項目洽談時間之長、投入經濟和社會資源之密集、領導機關和管理部門寄予希望之厚重，在內蒙古對外合作的曆史上是屈指可數的。然而，最終卻是“中止合作、中斷建設”的不了了之的結果。究其具體原因，可能有多方麵的因素，但是基本原因還得歸結為傳統養牛方式如何與現代化產業對接，僵化的國營企業和行政管理體製如何適應市場化、國際化運營環境這些“斷層”並沒有找到可行的路徑所致。合作項目雖然夭折了，但現代化肉牛產業的觀念得到傳播，特別是牛肉加工包裝和營銷方法的變革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