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夏天，達摩發現自己剛坐下修煉不久，便不知不覺地打瞌睡，他被自己的惰性激怒了，並且認識到打瞌睡是絕對不會達到佛教的終極境的，於是，他用刀割斷了自己的眼皮，扔出山洞。此後不久，在達摩眼皮落地的地方長出一棵樹芽來，後來僧人的弟子們發現了這棵樹芽，並精心培育使其枝繁葉茂，後來，他們將樹枝上的嫩葉摘下來細心調製，發現這些葉子很神奇，能夠幫助僧侶們在長期的修煉過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從此以後，茶葉就成了修煉必不可少的物品。
此後五年，達摩相當清醒，在還差一年時又遭睡魔侵入，達摩便經常采食身旁的樹葉，食後立刻腦清目明，神誌清楚，方得以完成九年禪定的誓言，達摩采食的樹葉即為後代的茶，這棵樹便是人們認為的最早的一棵茶樹，但是這個關於茶樹的傳說顯然比神農發現茶樹晚幾千年。傳說背後的茶樹對於美好的事物，人們曆來都喜歡將自己最美好的想象寄托於其中，因此，也就有了很多美麗的傳說。關於茶樹的起源也是這樣，炎帝神農氏、菩提達摩、兩個土司的子女，都是人們美好願望的寄托對象。神農氏冒著生命危險嚐百草，為的是百姓的安康；菩提達摩修習佛法，為的是普度眾生；兩個土司的子女追求愛情，在人們心中，他們是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人們在享受著茶樹與茶葉的恩惠時，也將最美好的傳說附會到這幾個人身上，為的是讓更多的人記住他們。
其實，也有不少文獻記載了關於茶樹的事情，公元前200年左右秦漢年間的字書《爾雅》，稱茶樹為“檟”；漢代司馬相如的《凡將篇》，稱茶樹為“荈詫”，將茶葉列為二十種藥物之一，是我國曆史上茶葉作為藥物的最早文字記載。東漢揚雄的《方言》談及蜀西南產茶，稱茶為“蔎”，還有漢華佗的《食論》、壺居士的《食忌》中，也都有關於茶的藥理的記述。公元3世紀三國魏時傅巽撰的《七海》中。提引四川大渡河以南及雲、南貴州等省有茶樹。南朝宋謙之的《吳興記》，談到浙江吳興出禦茶。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也談到茶事。此外，晉代陳壽的《三國誌》、弘君舉的《良檄》、郭璞的《爾雅注》亦有茶之記載。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元350年左右，東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誌》，曾經記載說：“園有芳翦香茗”，表明在巴蜀一帶，周代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樹了。在《華國誌·蜀誌》中還提到：“南安（相當於今四川省樂山市）、武陽（在今四川彭山縣），皆出名茶。”說明四川的樂山、彭山，在周代已是我國的名茶產地了。
在這些傳說和文獻記載的基礎上，我們不僅有理由相信茶樹源於中國，而且更為有趣的是，不少外國人也在探尋茶樹的原產地。1935年，印度茶業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科學調查團，對印度沙地耶發現的野生茶樹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植物學家瓦裏茨（Wallich）博士和格裏費（Griffich）博士都斷定，勃魯士發現的野生茶樹，與從中國傳入印度的茶樹同屬中國茶樹變種，至於茶樹的某些差異，那是野生已久的緣故。公元1892年美國學者瓦爾茨（J-M.Walsh）的《茶的曆史及其秘訣》、威爾遜（A.wilson）
的《中國西南部遊記》，公元1892年蘇聯學者勃列雪尼德的《植物科學》、法國學者奈爾（D.Genine）的《植物自然分類》，1960年蘇聯學者傑姆哈捷的《論野生茶樹的進化因素》，以及近年來日本學者誌村橋、橋本實等的有關研究報告中，都認為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
這裏，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日本的誌村橋和橋本實，他們結合多年茶樹育種研究工作，通過對茶樹細胞染色體的比較，指出中國種茶樹和印度種茶樹染色體數目都是相同的，即2n=30，表明在細胞遺傳學上兩者並無差異。橋本實還進一步對茶樹外部形態作了分析和比較。為此，他對中國、泰國、緬甸和印度茶樹的形態作了分析比較；1980年後，又三次到中國的雲南、廣西、四川、湖南等產茶省（區）作調查研究，發現印度那卡型茶和野生於台灣山嶽地帶的中國台灣茶，以及緬甸的撣部種茶，形態上全部相似，並不存在區別中國種茶樹與印度種茶樹的界限。所以，最後結論是茶樹的原產地在中國的雲南、四川一帶。那麼，茶樹原產地果真是中國嗎?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盡管有證據表明茶樹原產地是中國，但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茶樹原本是產於印度的。公元1824年，英軍少校勃魯士聲稱發現印度野生茶樹，公元1838年，他又印發了一本小冊子列舉自己在印度阿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