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通俗園圃的荷蓮1(3 / 3)

劉鋒傑認為張愛玲的出現是必然的,她顯示了現代文學史的一次重大轉型,“張愛玲的此次轉型既包含了對於左翼文學的反撥,又包含了對於五四文學的反思”,這“不僅構成了對於左翼文學的徹底顛覆,同時構成了對於五四文學的有限顛覆”。他指出張愛玲反撥的是五四文學中以魯迅為代表的宏大敘事,這一敘事雖然強調個性解放,但又將它納入民族解放的範疇,從而消解個性解放的曆史合理性。張愛玲繼承的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個人主義的文學精神,因此她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和文學宣言,全麵而徹底地顯示了她與魯迅(主流)不同的審美路向。我們看周作人的主張: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隻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周作人的這些論調,換成“在傳奇裏麵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裏尋找傳奇”的張愛玲,不就是“我的小說裏,除了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而亦如柯靈所言,由於抗戰淪陷區隔,使得代表魯迅啟蒙路線的暫時中斷,而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另一路線得以呈現,於是張愛玲適逢其會地脫穎而出。

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是羅貫中的和施耐庵的。後來由於印刷業尚不夠發達,文化市場不夠成熟以及正統文學的壓抑,通俗小說發展十分緩慢,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幾乎裹足不前,直到明末才又繁榮。學者孔慶東就指出,“在題材上,曆史與神魔題材的比例漸次下降,在新出現的擬話本和時事小說兩大流派中,反映現實社會中的世情、戀情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到清初後,人情小說成了最大的流派。……通俗小說徹底擺脫經史的束縛,進入獨立飛翔的境界,終於產生了白話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當然,等幾大古典名著在今日看來已屬高雅文學,‘紅學’也是學術界的尖端學科,但這是曆史的變遷、雅俗的位移所造成,在當時,它們的的確確是通俗文學。”

另外她在同為《雜誌》主辦的另一場“女作家聚談會”中回答主持人吳江楓說:“我是熟讀,但是我同時也曾熟讀、《醒世姻緣》、、、《歇浦潮》、《二馬》、《離婚》、《日出》。有時候套用的句法,借一點舊時代的氣氛,但那也要看適用與否。”

民初以來通俗小說以鋪天蓋地之勢而來,雖然“五四”時期在理論上它們曾遭受重創,但在市場上它們並未被奪去。“五四”小說的讀者隻是知識階層;而通俗小說的讀者卻是廣大的小市民階層。孔慶東又說:“事實上,新文學小說雖占據了文壇的製高點,被目為正宗,但在它周圍汪洋恣肆的仍是通俗小說之海。”其所以如此,是由於通俗小說本身就是民族文學經過變形發展而來的,它保留比較多的民族特色。例如富有戲劇性和傳奇性的情節,完整曲折的故事,充滿人情味的人物悲歡離合的描寫,都深深地打動著廣大讀者。相對於新文學小說,就比較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寫,大段大段的細膩描寫代替了傳統小說的平鋪直敘;用有著嚴格依附與限定的抽象難懂的歐化語言,代替了傳統文學的精練詞句,這就使讀慣了傳統小說的讀者一時間難以適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