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的技巧上，張愛玲不喜歡用誇張式的對照，達到某些讀者所期待的“斬釘截鐵”的力度。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提出了“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壯烈隻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所謂“參差的對照”，即是指對整個人生有所了解後，以一種更近世情真相的柔和光影去表現它，達到“虛偽之中有真實，浮華之中有素樸”。
真正的起因應該是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東方》中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一文，文中胡蘭成批評了當時的文藝雜誌與文人，稱他們或為拿官方津貼的皂隸，或為專寫前朝掌故或近人軼事供官員們消遣的侯門清客。但胡蘭成對蘇青剛創辦不久的《天地》月刊，卻頗有好感，認為有些“潑剌的作品”，其中特別提到張愛玲的一文，稱其“非常洗練”，“簡直是寫的一篇詩”。在用數百字介紹梗概後，胡蘭成評道：我喜愛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致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當年胡蘭成讀完後，透過蘇青，執意要見張愛玲，見了麵後，便滔滔不絕地評論張的作品。從《皂隸·清客與來者》文中，可以看出那時胡蘭成更關心的是“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大主題，他視為珠鏈式的小裝飾，頗不以為然。然而後來他墜入了情網，文藝觀也隨著張愛玲而產生了極大的改變，那是後話。因之，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雲：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嚐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隻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這些話可說是針鋒相對地回複胡蘭成的。邵文又指出從內容上也可證明，文章前麵用了七分之四的篇幅針對理論、鬥爭、時代等關鍵詞談自己的創作主旨，而這些概念恰恰是胡蘭成最愛用的。至於後半部才對迅雨“欠主題”的批評做了回應和辯解。很可能是成文後讀到迅雨的文章，臨時再加上去的。盡管如此，《自己的文章》可看作是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宣言，而迅雨的批評，亦有他的文學視角，一為創作者，一為批評者，兩者之間的對話與誤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涵。傅雷署名“迅雨”所寫的《論張愛玲的小說》，在當時甚至到後來，許多人都不知作者是誰，如唐文標還曾懷疑過會不會是批評家李健吾，因為在上海淪陷期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占領先前由英、法、美等國控製的蘇州河以南的上海租界區，從此時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的三年零九個月，是為上海淪陷時期；而所謂“孤島”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黨軍隊撤退以後，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曆時四年一個月。“孤島”時期，英美控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雖處於日本占領區包圍之中，但又與外界保持多方聯係，所以“孤島”並不“孤”，它形同一個號稱“中立”的地區。張愛玲在文壇出現已是上海淪陷時期，因為在“孤島”時期，她還在香港大學念書。許多文化工作者多數不願寫文章，即使發表，也用筆名。因此張愛玲當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誰，後來在一九五二年張愛玲以繼續學業為由，再度赴港，次年結識宋淇夫婦，並成為好友。宋淇告訴她迅雨就是傅雷，宋淇說：“她聽後的反應是驚訝，但也並沒有當作一回大事，因為愛玲向來對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別人的褒貶很難搖動她對自己的估價。”這也正合她在《自己的文章》所說的“……須得記住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與理論乃如馬之兩驂，或前或後，互相推進。理論並非高高坐在上頭，手執鞭子的禦者”的論調。
邵迎建並指出關於張愛玲寫這篇文章的動機，自唐文標先生認為“因《萬象》刊登了迅雨的批評文字，張愛玲大怒，立即在《新東方》中寫《自己的文章》反辯”以後，這一說法成為定論。然而《新東方》的發現證明這一說法未必十分正確。因為《論張愛玲的小說》刊出日期為五月一日，而《新東方》五月號是五月十五日出刊，兩者前後相距隻半個月，應該是還來不及回應的。
至於傅雷指責套用舊小說的詞彙，張愛玲辯解為“特地采用一種過了時的詞彙來代表這雙重此指年代和地域。的距離”。其實或可說是因張愛玲對於某些“字眼”的極為敏感，因而常常對某些詞彙和表達方式有著某種特殊的審美感覺，其中自然包括對於古典小說中一些極富機趣的修辭方式的欣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