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張愛玲的創作欲望已銳減，她又返歸於古典小說和《海上花》。她和胡適的相遇，他們對晚清小說曾有共同的話題，但細究後卻又不同，隻因張愛玲始終把《海上花》的翻譯當成另一種形式的再創作；而亦不同於胡適的“曹學”考證，她更多的是以其創作經驗來對文本的形成、改寫等的論辯，形成她對的獨特認知。他們兩人有思想上“交會的火花”，但終究是自成體係的！張愛玲八歲開始讀，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從不中斷。她對已經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小時候她沒有能力辨別續書的真偽，待到看了《胡適文存》裏一篇考證，方知有個“舊時真本”，寫湘雲為丐，寶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結為夫婦，“看了真是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永遠不能忘記。”於是她“十年一覺迷紅樓”，豈隻是十年，應該是三十年！
因此張愛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紐約不久就和炎櫻去見同在紐約的胡適。張愛玲在《憶胡適之》裏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裏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適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記寫道：“CalledonMissEileenChang，張愛玲，autherof。始知她是豐潤張幼樵的孫女。張幼樵（佩綸）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愙齋（大澂）。此是先父後來事功的開始。幼樵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並寄銀兩百兩。幼樵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澗於日記》有石印本。幼樵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張愛玲十月二十五後麵還附有張愛玲在香港北角的英文地址。這是張愛玲和胡適的首次書信往來。胡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從上海坐船赴美的，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取道東京回台北，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止，期間在美國有整整九年的時光。據研究胡適的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胡適的暗淡歲月》文中說：“在這段期間，除偶爾回台開會演講以外，胡適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四號的一個公寓裏。在這九年時間裏，唯一比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聘，到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
望著嚴嚴實實裹著圍巾，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肩背厚實，頭臉顯得很大的胡適，張愛玲也怔住了。
胡適在文中盛讚《海上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後來張愛玲甚至說它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胡適雖然對作者的寫作技法沒有正麵加以評價，但對作者的自覺性和大膽嚐試還是予以肯定的，他說：“《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本不能合傳，故作者不能不煞費苦心，把許多故事打通，折疊在一塊，讓這幾個故事同時進行，同時發表。主腦的故事是趙樸齋兄妹的曆史，從趙樸齋跌跤起，至趙二寶做夢止。其中插入羅子富與黃翠鳳的故事，王蓮生與張蕙貞、沈小紅的故事，陶玉甫與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與周雙玉的故事，此外還有無數小故事。作者不願學儒林外史那樣先敘完一事，然後再敘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閃’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閱者‘急欲觀後文，而後文又舍而敘他事矣’。”
而張愛玲的對情節更迭改寫的動機、時間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後，都做了翔實精細的考訂，而這些考訂又滲入張愛玲多年創作小說的經驗，因此有些想像發揮則膽大放恣，又符合了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原則。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底蓋世才華，竟隻能在普林斯敦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係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做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歎，況胡適博士乎？曾經“冠蓋滿京華”的胡適，在此時可說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也因此夏誌清先生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的序中說：“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他一本，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薑貴從台灣寄他一冊《今檮杌傳》，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薑兩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裏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
但胡適接到後卻先後讀了兩遍，並就讀後的感想寫了頗長的回信。胡適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補寫的日記上說：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她的小說，並附有一信。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後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一月二十五日，我發她一信，很稱讚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隻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胡適此信沒有留下底稿，幸運的是這封信被保留在張愛玲的《憶胡適之》一文中。從張、胡兩人一來一往的信看來，他們的話題是繞著《醒世姻緣》和《海上花》而來的，‘平淡而近自然’更是魯迅在中對《海上花》的評價。魯迅說：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聞耳目，終未有如之平淡而近自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