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看到張愛玲率領著一群紅迷，隨著她追蹤曹雪芹二十年間在悼紅軒的“批閱”與“增刪”，是那樣地逸興遄飛，那樣地激動喜悅！讓張愛玲了卻了她一往情深的有關的另一件“創作”！
可見，《海上花》是聯係他們兩人的紐帶，而其“平淡而近自然”的藝術風格，也是他們兩人共同的興趣。此後張愛玲花了許多時間從事於《海上花》的國語和英語的翻譯，其殆源於此。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提到，她從小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窗下的書桌，坐在書桌前看的。那是她最早和胡適的接觸，已是在二十年代後期了。張愛玲在文中還談到她母親黃逸梵和姑姑張茂淵曾和胡適同桌打過牌這可能是一九三年五月以後的事，當時胡適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一職，而尚未北返。其時張愛玲父母親因性情不和，而由母親主動提出離婚，母親和姑姑搬出寶隆花園洋房，改住到法租界公寓。當時因張愛玲和弟弟還隨父親住在寶隆花園，因此並沒有機會得見胡適。這之後張愛玲的母親再度出國，而胡適也於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學。；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卸下駐美大使職務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麵，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姑姑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張愛玲對胡適的崇拜還來自“五四”運動，她說：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隻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隻要有心理學家榮格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榮格與佛洛依德齊名。不免聯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張愛玲這個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長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認作為五四新文化領袖的胡適的影響，對於五十年代中期大陸的批判胡適和台灣對《自由中國》時期胡適等人的冷對，張愛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關於摩西與以色列的關係，來暗示胡適的貢獻將會在日後受到肯定。這個“同情地了解”的先見之明，張愛玲一直沒有改變過，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灣行，和作家王禎和還談到：“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她對胡適的欽佩之情，由此可見。
由此可見在張愛玲走後，胡適認真地查了資料，理清了張愛玲的祖父曾經幫助過他的父親胡鐵花，而胡鐵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張愛玲的祖父被貶謫到張家口時，知恩圖報地致函並接濟過他。有了這一層關係，使原本就樂於提攜後進的胡適。
曾經是中國白話文運動之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的擁有者，二次大戰期間，還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在全美做過多次演講的胡適，這段期間，對他而言是他一生中最苦悶、惆悵、飽受折磨與淩辱的歲月。
我們知道紅學的研究是從所謂“索隱派”開始的，到了一九二一年胡適的考證派又開啟了新紅學的時代。張愛玲雖對胡適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卻反對胡適的“自傳說”。她以自己創作小說的經驗認為，雖然中有“細節套用實事”的地方，但基本上它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因此要回到文學的層麵來研究它的不同版本和改寫，從而看出曹雪芹如何處理情節架構、人物塑造等等，它應該是文學、文本的探究，而非曆史、曹家的考證。
最讓張愛玲感動的是，有一天胡適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軍的女子宿舍來看她。張愛玲請他在一個公用客廳裏坐，裏麵黑洞洞的，足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張愛玲無可奈何地笑著，對胡適表示歉意。但胡適很有涵養，直讚這個地方好。後來胡適要走時，她送胡適到大門外，兩人站在台階上說話，冷風從遠方吹來，胡適看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看得怔住了。望著嚴嚴實實裹著圍巾，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肩背厚實，頭臉顯得很大的胡適，張愛玲也怔住了。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這樣近，這樣衰老而可親。張愛玲說：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後來張愛玲搬到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去，和胡適斷了消息。一九五八年張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HuntingtonHartfordFoundation）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張愛玲請胡適作保，胡適答應了，並把張愛玲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寄還給她。張愛玲說該書經胡適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張愛玲當時的心情是“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於是她寫了封短信去道謝。而同年的四月八日胡適就取道東京返回台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