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本”的結局是湘雲與寶玉偕老，張愛玲亦是較喜歡這個結局的，她說：“早本源久流長，至今不絕如縷……除了因為讀者大眾偏愛湘雲，也是因為此本結局雖慘，到底有人間味。”在《五詳紅樓夢》中張愛玲更說：“其實自有以來，大概就是湘雲最孚眾望。……她稚氣，帶幾分憨，因此更天真無邪。”“……寶玉與寶釵向不投契，黛玉妒忌她一大半是因為她人緣太好了，又有金玉姻緣之說。湘雲倒是寶玉對她有感情的。但是湘雲對黛玉有時候酸溜溜的，仿佛是因為從前是她與寶玉跟著賈母住，有一種兒童妒忌新生弟妹奪寵的心理。她與黛玉的早熟剛巧相反。”
張愛玲在另一本《惘然記》的書前的短文說：“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隻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裏，也成為自我的一次經驗。”
張愛玲認為現存三十一回的回目——“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是從“早本”留下來的，白首雙星當然是指寶玉、湘雲兩人。後來有了“太虛幻境”，結局也改了；作為十二金釵之一，湘雲須入薄命司；張愛玲發現後來的“全抄本”回目曾一度改為“撕扇子公子追歡笑，拾麒麟侍兒論陰陽”。因此她有了如此設想：“但是（指曹雪芹）不愜意，結果還是把原來的一副回目保留下來，使麒麟的預兆指向衛若蘭，而忽略了若蘭湘雲並未白頭到老，仍舊與‘白首雙星’回目不合。”而因為從全書觀之，在大觀園中能和林黛玉並稱一時瑜亮的，隻有史湘雲一人而已，如此極具分量的人物，在曹雪芹而言不能不重視她的歸宿，從他急著去改動判詞、曲文和回目觀之，曹雪芹是曾在“出家”和“偕老”中有過取舍不下的時候。張愛玲在細讀各種版本與改寫中，已追蹤掌握到曹雪芹的創作過程，這也是曹、張同為小說家的靈心妙悟，絕非不懂創作的考證家所能會心的。因此關於的增刪，張愛玲是反對紅學家吳世昌處處將新舊稿對立，那是過分簡單的看法。張愛玲認為新舊稿之間應該是血脈相連的，而在這無數次的增刪中看出端倪，才算是獨具慧眼。到的改寫，題目就想了五六個，發表在一九六八年《皇冠》雜誌的第二十八卷第二期到第二十九卷第五期，共分六期刊完，題目是用《惘然記》刊至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時，在《惘然記》題名邊又加了亦名，並在題名後引了李商隱的“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的詩句。
首先一開頭，張愛玲把原有的十八年改為十四年，看來她除想回避原有的直接對男性自私的批判外，是因為小說結局從解放後提早到解放前，他們認識的時間不變，但重逢的時間提早了四年。原有有十八章，到了改成十七章，小說前麵三分之二除時間的修改和一些極個別字句、段落的增刪外，和沒有兩樣。但從第十三章叔惠的出國，改動較大。共有三處更動，一是將張慕瑾（改為豫瑾）本人被誣為漢奸遭國民黨逮捕，其妻受酷刑致死這段交代，改成了張妻被日本人輪奸死去，張本人被抓後，下落不明。
張愛玲更從“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張愛玲也認為遠不止十載和五次。”中，發現更多的蛛絲馬跡。張愛玲認為曹雪芹生前最後一次批閱修改是在一七五四年（乾隆甲戌）前後；至甲戌年已改寫到七十四回，此後仍繼續改寫編纂，直到一七六二年作者逝世而終止。這些文字是一回一本或數回合成一本隨寫隨發給親友或讀者的。後來的脂批《石頭記》及程高本前八十回，以及脂批中透露出來的八十回之後的情節都來自這個本子，張愛玲稱之為×本即不同於甲戌本的甲戌再評本，這可說是在版本學中的一個全新的概念。而曹雪芹在他生命的最後八年，用心良苦地增刪，“縈思結想”卻又“書未成而芹為淚盡而逝”，張愛玲否定不少論者認為作者在獲罪與籍沒之間猶豫不決所致。張愛玲從版本回目等推論出，曹雪芹更有可能的是在結局的“出家”與“偕老”兩者的艱難選擇。
其中第一、二小段和現在大致相似，第三段的“振保叔叔沉著地說：‘我一生愛過兩個女人，一個是我的紅玫瑰，一個是我的白玫瑰。’聽到這話的時候，我忍不住要笑，因為振保叔叔絕對不是一個浪漫色彩的人。我那時候還小，以為他年紀很大很大……”整段被刪去。第四段的後半“……然而八年前那天晚上，我嬸娘請客，在我家陽台上乘涼的時候，他並沒喝醉酒，卻向幾位女太太們說了些不便公開的話，純粹為了一種難堪的孤淒，一種自憐的感覺”也被刪去，第五段“他先向屋子裏望了一眼，我弟弟已經睡去了，我坐在燈底下看小說。我嬸娘便道：‘不要緊的，這孩子隻要捧著一本書，什麼都聽不見。’於是他繼續說下去……振保叔的話我句句聽明白了，便是他所沒有說的，我也仿佛是聽見了”整段也被刪去。
萬燕認為“張愛玲在後來完全刪去這種說故事人身分的段落後，並沒有直接從第一小段跳到未刪的段落，而在裏麵補充以同樣的篇幅將振保這個人的形象做了豐富的描畫，最重要的是她這一改把角度就改成了男性的視點，也就是說通過振保的一雙眼睛來看世界，這一層認知很關鍵。把開頭就作為正文和後麵的故事打成一片，顯得筆酣墨飽，冷靜老練，完全脫去了古典小說的窠臼，正式開創了她寫小說的技巧走向成熟的標誌。
“……然而小說中的夏先生可絲毫沒有反派角色的劣跡，他為人正直、和藹、關心人，對家茵的愛忠貞不渝。男主角之姓自胡（異族）轉到夏（中華），可能也不是偶然。小說中的反派角色已轉換成由夏太太和主人翁的父親來擔任。因此《多少恨》與張的真實生活既相似又相異。真實生活中，她的婚姻了斷了，她的愛也了斷了，因為胡蘭成已不值得她的愛；《多少恨》中，戀愛是結束了，但是相互的愛卻仍完好無損。真實生活中，胡是破壞婚姻的反派角色；《多少恨》中，兩個局外人引起了姻緣的破壞。真實生活中，張是因胡兩次背叛她，而不得不與他分手；《多少恨》中，是家茵主動與夏分手並出走到廈門。……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實是難以使她無動於衷的，於是通過一種變形過程，隻把胡蘭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說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變成值得女主人翁為他奉獻愛心的人。因此，戀愛雖然結束了，愛心卻沒有結束，電影片名‘不了情’，明白地暗示這層意思。”
張愛玲似乎也覺得這個特意弄出來的尾巴不像樣、不和諧，對她的人物的“新生”和幸福的有意暗示，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允諾，缺乏邏輯發展的依據和基本的常理認同。於是在時，她割掉這多餘的尾巴。因此完全擺脫時代政治的影子，較多了張愛玲式的人生況味，又回到了早期作品的天地裏，當然它也留下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新中國報社”舉辦的“納涼會”上，記者陳彬和問到張愛玲的戀愛觀，以及是否會寫這方麵的文章時，一向重視自己隱私的張愛玲淡淡的、正經地回答道：“即使我有什麼意見，也舍不得這樣輕易地告訴您的罷？我是個職業文人，而且向來是惜墨如金的，隨便說掉了豈不損失太大了麼？”而針對後一個問題，張愛玲回答道：“將來等我多一點經驗與感想時候一定要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