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她的家族小說，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色，戒》，也被認為是“有所本的”，香港學者兼影評家陳輝揚在其《夢影錄》一書中就說：“我一直認為《色，戒》的材料來自胡蘭成，因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據鄭蘋如謀刺丁默邨一案而寫成的。其中種種細節，隻有深知汪精衛政府內情的人才能為張愛玲細說始末。”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張愛玲以退為進，反駁了“文化漢奸”之說。同理，她在麵對“域外人”指控《色，戒》為“歌頌漢奸的文學——即使是非常曖昧的歌頌”的論調時，她又再度地反駁：“域外人這篇書評，貌作持平之論，讀者未必知道通篇穿鑿附會，任意割裂原文，與以牽強的曲解與‘想當然耳’，一方麵又一再聲明‘但願是我錯會了意’，自己預留退步，可以歸之於誤解，就可以說話完全不負責。”對“域外人”提出嚴厲的質疑。由此可見她不願再被任何汙水所濺汙，即使僅是那麼一點點，她都不願意。
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邨到她家做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邨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又改變主意調頭離去，計劃遂告失敗。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劃第二次“刺丁”行動，要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把丁默邨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劃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為防事跡泄露，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於是原計劃照常執行。
回到上海的李士群，以“蜀聞通訊社”記者的身分，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但不久他卻為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逮捕，為了怕被引渡給國民黨政府，妻子葉吉卿找到恒豐錢莊的韓傑，走通了青幫“通”字輩大流氓季雲卿的門路，由季雲卿通過巡捕房裏的熟人，將他保釋出來。後來他便向季雲卿投了門生帖子，從此李士群與青幫拉上關係。
在征得日本主子的同意後，他便派丁默邨的湖南同鄉，已經投敵的翦建午，專程去昆明相邀，並說明他願退居第二，讓丁默邨做前台經理。於是丁默邨就當仁不讓地做了“老大哥”。他們透過日本大使館的引薦，拜會了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經由土肥原的介紹，於一九三九年二月，獲得日本大本營的支持，轉歸日本軍方指揮。在日軍金錢、武器、彈藥的豢養下，初步組成了一支武裝特工隊伍，活動範圍也從搜集情報擴大到從事恐怖行動。
於是在關鍵時刻，在緊張拉長到永恒的一刹那間：“他的側影迎著台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麵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單據遞給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聲說。他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來奪門而出……她定了定神。沒聽見槍聲。一鬆了口氣，她渾身疲軟像生了場大病一樣，支撐著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來，點點頭笑道：‘明天。’又低聲喃喃說道：‘他忘了有點事，趕時間，先走了。’”
他們之間的鬥爭，大致經曆了四個較大的回合，首先是“唐惠民事件”，在這一回合中，唐惠民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丁默邨卻銳氣大減，而李士群的勢力大大的提升；緊接著的“張小通事件”，李士群又有效地阻止丁默邨的人進入“七十六號”，此舉不僅打擊了丁默邨，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第三回合是“鄭蘋如間諜案”，這事件丁默邨雖能死裏逃生，但又被李士群搞得狼狽不堪，威信盡失。最後丁、李兩人爭奪警政部長席位，以李士群取勝而告終，丁默邨完全被排擠出“七十六號”。鄭蘋如是浙江蘭溪人，一九一八年生。父親鄭越原，又名英伯，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會，可說是國民黨的元老。他在東京時結識了日本名門閨秀木村花子，花子對中國革命頗為同情，兩人結婚後花子隨著丈夫回到中國，改名為鄭華君。他們先後育有二子三女，鄭蘋如是第二個女兒，從小聰明過人，善解人意，又跟著母親學了一口流利的日語。而鄭英伯在回國後，曾任上海複旦大學教授，還擔任過江蘇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檢查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發表了“豔電”，使早已投敵的丁、李一夥人感到鼓舞，經汪曼雲建議，丁默邨決定與汪精衛拉上關係，然而他們在編輯《社會新聞》時，曾對以汪精衛為頭子的“改組派”破口大罵過，雙方曆史成見很深。幾經考慮後，他們決定先找周佛海，通過他與汪精衛集團掛鉤，汪精衛正在用人之際，經周佛海出麵說合，又見這批人是按日本方麵的意見前來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納。
而隨著“七十六號”在汪偽集團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丁、李的權力鬥爭也開始趨向表麵化。當初李士群找丁默邨來做前台經理時，無非是想利用他在中統特務圈的地位和聲望，讓他做一麵擋箭牌。而如今一切大權為丁所獨攬，李士群深悔當初的做法。偏偏丁默邨也是一個陰險狡猾、野心極大的政客，他認為自己搭上了汪精衛這艘“大船”，再也不甘心做李士群的傀儡，處處以老大自居，想“鳩占鵲巢”，把李士群給壓下去。
丁默邨本是個色中餓鬼，見到如花似玉的鄭蘋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邨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邨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組織見時機成熟，遂決定行動。
王佳芝是學校劇團的當家花旦，於是激進的愛國學生們定下一條美人計，讓她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為了求“演出”的逼真，她不惜犧牲童貞，於是她對一個有性經驗的男同學梁閏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獻。“既然有犧牲的決心，就不能說不甘心便宜了他。”王佳芝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由女孩變成女人，也真難為了她。破貞之後，有段時間並無男主角易先生的音訊，她有白白犧牲的懊悔，而同學們對她亦有“不潔”之感。她討厭使她失貞的梁閏生，連她較有好感的鄺裕民也對她有情意上的生澀，這對王佳芝而言是種隱痛。因此“事實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衝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就是因為有了個目的，因此她也有擺脫“不潔”之感的輕鬆，也為她朝行刺的計劃步步逼近。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於一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幼年在本鄉私塾讀過幾年書，二十年代初進入了日本人開設的東亞同文書院，後又轉入上海大學讀書，此時他生活來源主要仰仗妻子——大夏大學學生葉吉卿，由於葉家有錢，使得李士群生活無憂。這期間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後又轉蘇聯特種警察學校。
“這時候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樣，在這小樓上難免覺得是高坐在火藥桶上，馬上就要給炸飛了，兩條腿都有點虛軟。”為了使老易上鉤及給同伴時間和機會下手，王佳芝故意裝模做樣地挑選著首飾，因為“太快了她又有點擔心。他們（同學）大概想不到出來得這麼快。她從舞台經驗上知道，就是台詞占的時間最多”。雖明知在做戲，但挑到據說是有價無市的粉紅鑽戒時，王佳芝仍很興奮：“不是說粉紅鑽也是有價無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釋重負。看不出這爿店，總算替她爭回了麵子，不然把他帶到這麼個破地方來——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廣東到上海，成了‘大鄉裏’。其實，馬上槍聲一響，眼前這一切都粉碎了，還有什麼麵子不麵子？明知如此，心裏不信，因為全神在抗拒著，第一是不敢朝這上麵去想，深恐神色有異，被他看出來。”
一九二六年他到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辦事員。次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認為時機成熟，便積極投靠蔣介石，追隨陳立夫、陳果夫的“CC派”。一九三二年他擔任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小組組長，在上海文化界進行特務活動。他與李士群等在“萬春坊新光書局”編輯《社會新聞》，先後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是當時國內有名的“造謠”刊物，曾多次汙蔑詆毀魯迅，相關資料收在魯迅《偽自由書·後記》中。
鄭蘋如不甘心，又心存僥幸，決定深入虎穴，孤身殺敵。於是她繼續與丁默邨虛與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白朗寧手槍，準備伺機下手；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羅網，就等她上鉤了。因此當第三天鄭蘋如驅車到“七十六號”要見丁默邨時，馬上就被丁的親信林之江給扣住了，關進了“七十六號”的囚室。
當我們翻看胡蘭成以生花妙筆、洋洋自得寫成的時，我們毋庸置疑地認定他是個才子，是個風流才子，但他並不真正懂得張愛玲，他曾經愛過張愛玲，這是不假，但絕對不及張愛玲愛他的一半。胡、張之戀最感人的地方，不是他們相識的時候，也不是兩人終日情話到天明的時候，更不是排除艱難結為秦晉之好的時候，而是在胡蘭成負情之後，張愛玲的癡苦之時。
暗殺的地點張愛玲從真實的西伯利亞皮貨店，稍稍移位到隔壁的一家不起眼的珠寶店，在場景上的安排更具電影臨場感。
隨著特工組織人數的增加，活動範圍的擴大，原來的大西路六十七號已不敷使用了，於是丁默邨等把總部搬進了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從此“七十六號”便成為汪偽特工總部的代名詞而出現在上海。
於是他便隨她下車，但正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邨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起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裏摸出一疊鈔票，向玻璃台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邨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衝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衝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鑽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發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隻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麼出力，此次暗殺行動終告功敗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