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柯靈及平襟亞的交往，起源於張愛玲投稿於《萬象》雜誌。《萬象》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陳蝶衣擔任主編。當時主編與發行人（中央書店的老板平襟亞）合作之初，曾有過君子協定，主編得分享經濟利益。當雜誌的銷售越佳，雙方的矛盾也就尖銳起來。最後，陳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亞到處托人推薦編輯高手，唐大郎說：“何不請柯靈出山，準行！”於是平襟亞就找到了柯靈。柯靈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開始接編《萬象》的。據柯靈說同年七月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給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遙寄張愛玲》）但據平襟亞的回憶：“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柯靈老年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到‘萬象書屋’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經》，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學者蕭進認為張愛玲是先認識平襟亞，平襟亞對張愛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負責張愛玲的稿約和稿費事件，兩人接觸頻繁，這也是後來兩人因稿費問題而鬧翻，但沒有影響到她與柯靈之間的友誼的原因。柯靈在一九八四年寫的《遙寄張愛玲》也肯定地說：“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從《遙寄張愛玲》觀之，後來張愛玲和柯靈還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靈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張愛玲與胡蘭成去柯靈家存問並留言，張愛玲並請胡蘭成找日軍要求釋放柯靈。同年秋，張愛玲將改編為舞台劇本，柯靈提供了不少意見，又為之居間奔走，將她引薦給大中劇團的主持人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後，大獲成功，張愛玲為了答謝柯靈，送了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柯靈拿來做了皮袍麵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導演桑弧看見了，用上海話取笑說：“赤刮剌新的末。”但在經過數十年後的《小團圓》中，柯靈以“荀樺”的麵目出現，不隻讓讀者“震了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謝其章說：“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小團圓》裏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麵罩戴不住了，《小團圓》此處真該以‘小說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張愛玲說‘荀樺有點山羊臉’，我正好看到一張柯晚年的照片，覺得張愛玲看人準，落筆就準。”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而學者高全之也說：“柯靈是否曾在電車上非禮張愛玲，難予求證，也沒有必要考察，重點在作者借此說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蠻橫惡劣，並且提出‘忘恩負義’的批斷。除非有人能夠提供柯靈曾經激怒張愛玲的其他事證，我們目前隻能猜測祖師奶奶曾經過目柯靈那篇強不知以為知的《遙寄張愛玲》。”
藏書家謝其章在文章中說：“《小團圓》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某些細節對不上，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存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灣秀威出版。謝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鵑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的。他說：“張愛玲但凡對某人沒好感，這個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鵑前輩亦未能幸免。《小團圓》寫到周瘦鵑不足五百字，其中還夾有這樣的話：‘湯孤鶩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著個薄黑殼子假發。’當著禿子不說光，這起碼的人情，張愛玲亦不領，還不必說周瘦鵑是最早稱讚她的編輯。……‘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這也許就是張隻給了《紫羅蘭》雜誌一部稿子的緣故，張愛玲是敏感的。”
在同時代的女作家中，蘇青是唯一和張愛玲關係密切的。張愛玲在蘇青的《天地》發表的篇數在眾多雜誌中，僅次於《雜誌》，位居第二。除了寫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張愛玲還幫蘇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畫插圖。而從第十一期開始張愛玲還幫《天地》設計封麵。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創刊，張愛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登場，成就了後來的胡張之戀，蘇青無意間扮演了紅娘的角色。但胡蘭成認識蘇青在先，而且跟蘇青的交往很不一般，裏就講過“當初有一晚上，我去蘇青家裏，恰值愛玲也來到。她喜歡也在眾人麵前看著我，但是她又妒忌，會覺得她自己很委屈。”張愛玲為什麼會覺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實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蘭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刊出的《談談蘇青》一文，對蘇青的人與文的深刻了解，實遠較張愛玲在這之後（一九四五年四月）發表在《天地》的《我看蘇青》來得透徹。張愛玲的文章有許多地方太過客套了，有些故意討好蘇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就顯得有些言不由衷。
黃惲在考察蘇青的自傳體小說《續結婚十年》（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書，其中第十一章《黃昏的來客》寫了原型是胡蘭成的“談維明”，以各種精彩的話語折服了獨居的蘇青，於是兩人竟上了床，一陣激情之後：“談維明抱歉地對我說：‘你滿意嗎？’我默默無語。半晌，他又訕訕的說：‘你沒有生過什麼病吧？’”黃惲《凶終隙末的蘇青與張愛玲》，《萬象》第十卷第十二期，二八年十二月。而《小團圓》中說：“文姬大概像有些歐美日本女作家，不修邊幅，石像一樣清俊的長長的臉，身材趨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腫的咖啡色絨線衫，織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樣，她那麼浪漫，那次當然不能當回樁事。‘你有性病沒有？’文姬忽然問。他笑了。‘你呢？你有沒有？’”似乎亦坐實了胡蘇兩人的情事。黃惲指出“當蘇青了解到張、胡的戀情之後，蘇青心裏必定會有我不如張之感，那麼最好的報複就是：我用過了，很無能，不屑再顧，由你拿去的不過是我的唾餘而已。這樣才能從心底裏吐出一口惡氣，正可謂凶終隙末。而在寫這段文章時，也就是蘇青與張愛玲永遠絕交的時候了。”而張愛玲也以《小團圓》來報複三十年前的舊恨，隻是當書出版時，蘇青早已墓木已拱了（蘇青於一九八二年去世）。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樸在上海創辦了《古今》雜誌，《古今》從第三期開始由曾經編輯過《宇宙風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風乙刊》開始由陶亢德編，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編。張愛玲有兩篇文章，發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記》。周黎庵在《魂兮歸來，張愛玲》一文中說：“我那時正在編輯一本專談掌故書畫的刊物，她經柳存仁的介紹來看我，並以文稿一篇為贄。她生得並不算美，但風度甚佳，衣著卻很奇異，後來才知道她的第二個愛好是衣裳的裁製。”又說：“張愛玲給我的文稿記得是談服裝裁製和西洋人看京戲的。要是像沈從文那種談古代服飾的倒很適於接受，可惜她談的是她本人設計的現代服裝，殊不合我編輯雜誌的格調；但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紹，隻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發表。她對此大概很為不滿，以後便不再來稿而轉向柯靈和周瘦鵑編輯的刊物投稿，便如魚得水，頓時轟動上海；不過她在上海發表的處女作，則確是那篇談服裝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僅此一麵，以後雖同在上海，卻未再有晤麵的機會，算來已是五十多年前的舊事了。”由於周黎庵在寫此文時年事已高，記憶難免有誤。張愛玲早在周瘦鵑及柯靈主編的刊物發表文章了，遠在《古今》之前，非在這之後；至於張愛玲上海發表的處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記》。再者周黎庵又記錯一事，實際上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發表在前，《更衣記》發表在後。《更衣記》不是用小字發表的，用小字發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至於這是否因此引發張愛玲的不滿，我們不得而知。但確實是張愛玲擲下二文後，從此沒有在《古今》發表文章了。
編者錢公俠為公平起見特別在這一期有一說明：“本刊前期所載汪宏聲先生之《記張愛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鈿’的話，作者無心，編者失察，致張女士不能不來稿聲明，以免讀者誤會。然此事既與秋翁先生有關，編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說明，請略書數語，與張文同時發表，以避免片麵攻訐之嫌。編者並向翁聲明，不能將張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僅為事實之說明而已。”於是平襟亞又寫了《“一千元”的經過》同時登載這期雜誌，平襟亞並把的稿費清單附於文後，詳注張愛玲收取稿費的日期、數額和取款方式，總之，他堅持認為張愛玲欠款一事確鑿無誤。而汪宏聲有《“灰鈿”之聲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愛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費，而縮短篇幅，頗與一稿充兩期作文事相類，故而‘莞爾’並非即以‘灰鈿’確有其事，亦非以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充二篇與作家時代之‘灰鈿’雲雲有何因果關係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張愛玲的出了增訂本，是由龔之方與唐大郎虛設的山河圖書公司出版的，據龔之方說，當時出書必須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總經銷，山河圖書公司實際上是一塊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電話是他和唐大郎寫稿的地方。據沈鵬年《行雲流水記往》書中說，唐大郎不但請上海著名的書法家鄧散木為此書題寫封麵；還慫恿張愛玲寫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刊於卷首，公開辟謠。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間，曾為上海小報《鐵報》寫專欄《高唐散記》，在《序與跋》文中：“去年，增訂本出版，張愛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來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麵的背頁，給我寫上了下麵這幾行字……我忽然想著，張小姐這幾句話可以用作《唐詩三百首》（案：唐詩，唐大郎之詩）的短跋，同時請桑弧寫一篇序文。他們在電影上，一個是編劇，一個是導演，在這本詩冊上，再讓他們做一次搭檔。”張愛玲給唐大郎的題字是——“讀到的唐先生的詩文，如同元宵節，將花燈影裏一瞥即逝的許多亂世人評頭論足。於世故中能夠有那樣的天真；過眼繁華，卻有那樣深厚的意境……我雖然懂得很少，看見了也知道尊敬與珍貴。您自己也許倒不呢！——有些稿子沒留下真可惜，因為在我看來已經是傳統的一部分。”這段文字倒是張愛玲的佚文。
張愛玲的高中國文老師汪宏聲寫了一篇《記張愛玲》，為我們留下了張愛玲求學的重要史料。但有關汪宏聲的生平資料，卻都無人言及。張愛玲說：“中學時代的先生我最喜歡的一位是汪宏聲先生，教授法新穎，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從香港回上海來，我見到老同學就問起汪先生的近況，正巧他不在上海，沒有機會見到，很惆悵。”
錢公俠對張愛玲是相當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報》《談女作家》一文中，錢公俠說：“她（張愛玲）至今是一個象牙塔裏的閨秀。她對於社會曾采取一種孤立主義，遠遠的站開著，絕不與人纏夾，因為她沒有蘇青女士那種潑辣大膽，也沒有王淵女士那種渾然無我的感覺。人家看她，仿佛又遠又高，而她就在那遠處高處奏出人間天上的音樂。”
《小團圓》中提到邵之雍資助一個畫家和一位詩人，詩人即路易士。路易士在《紀弦回憶錄》中也說過胡蘭成對他的幫助：“他知道我很窮，家累又重，離港返滬，已身無分文了，於是使用適當方法，給我以經濟上的支援，而且，盡可能地不使我丟麵子——例如暗中通知各報刊給我以特高的稿費；逢年過節，和我夫婦的生日，他都會派人送來一份厚禮，除了蛋糕，還有個紅包哩。”一九四二年秋天，路易士到南京看望胡蘭成，希望能給他解決生活問題，胡蘭成便安排他任偽“法製局”秘書一職，但為時不久。路易士曾組織南京、上海、北京等地青年詩人成立“詩領土社”，出版《詩領土》雜誌。我們看後來胡蘭成辦的《苦竹》第一期，除了胡蘭成和他用化名寫的大量文章外，就隻剩下張愛玲的《談音樂》和炎櫻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詩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雲篇》。在《苦竹》這可說是胡蘭成個人的雜誌中，路易士還是被看重的。
錢公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興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當錢公俠還在上海光華大學二年級時，已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悵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說七篇。錢公俠係當時光華大學風頭最健的學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與沈祖牟以“光華文學會”名義拜訪魯迅，邀請魯迅及鬱達夫來光華演講。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與儲安平等組織“光華劇團”，顯示出他在文藝上的多方麵興趣。抗戰時期，錢公俠在上海淪陷區亦是一活躍的作家、編輯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與周越然、柳雨生（光華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華附中教師）、馮和儀（蘇青）、楊光政（原名晉豪）、楊樺（之華）等人發起籌建“中國文化人協會”。其後任《語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編，《中華日報》主筆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筆名在《文彙報》發表《浮世新詠·讀張愛玲著〈傳奇增訂本〉後》雲：“傳奇本是重增訂，金鳳君當著意描。”注曰：“張有《描金鳳》小說，至今尚未殺青。”其實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雜誌》的“文化報導”，就說：“張愛玲近頃甚少文章發表，現正埋頭寫作一中型長篇或長型中篇，約十萬字之小說：《描金鳳》。將收在其將於不日出版之小說集中。”但據方型周刊《海風》說：“據與她相熟的人說起，這部書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殺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脫稿以後，忽然嫌她起頭的一部分，並不滿意，所以截下來焚毀了，而現在隻剩了下半部。”
《雜誌》當時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許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恥於與其來往的，為此編輯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後回憶說：“抗日戰爭時期，吳江楓為《雜誌》來向我征稿，一再聲明，這是共產黨內地下工作者奉命辦的，表麵是漢奸刊物，其實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蘇青後來在《續結婚十年》中說袁殊這人身邊美女不斷，每天要換上一個。不過蘇青出這書的時候，袁殊已經在上海失蹤了，變成了新四軍中的曾達齋，與關露在一起。這是蘇青不知道的，所以她會大膽地說這樣的真相。張愛玲在《小團圓》裏並沒有寫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給好友宋淇的信中這麼說：“袁殊自命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戰後大搖大擺帶著廚子等一行十餘人入共區，立即被拘留。”則顯係她知道袁殊的真實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