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說她一直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她並不排斥小報。她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給《力報》的編者黃也白的信就說：“我對於小報向來並沒有一般人的偏見。隻有中國有小報；隻有小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實在是可珍貴的。我從小就喜歡看小報，看了這些年，更有一種親切感。”因此在所有刊物都因胡蘭成“漢奸”的身分而封殺她時，僅剩的隻有唐大郎的《大家》支持她，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的創刊號刊登她的小說《華麗緣》，而緊接著第二、三期刊登她的小說《多少恨》（根據電影《不了情》劇本改寫），而《大家》就在第三期後停刊了，因此《鬱金香》轉投《小日報》是可以理解的。
而吳福輝更從文本結構上做判斷，他說：“我們看《鬱金香》裏的人物，女仆、少爺、太太，新舊混雜的富裕家庭，庶出、過繼的明爭暗鬥，是張愛玲慣寫的。結構也是張愛玲的，起初遠遠兜過來，細節飽滿，瑣碎地敘寫二少爺寶餘挑逗、調戲金香諸事，其實隻是鋪墊。半部小說過去了，‘金香釘被’一場可稱天上人間，方露出大少爺與金香真實相愛的情景。這兩人，寶初是庶出，又與如今經濟上依靠的姐姐並非一母所生，在這家‘是個靜悄悄的人’；金香是這家前房太太的丫頭，自從主人娶了填房，遂‘成為阮公館裏的遺少了’。這是沒有希望的愛，兩人心裏透底明白。於是，悲劇的氣息開始上升。抒情的場麵出現了，電影節奏般一明一暗的場麵出現了，悲味一陣陣襲來。‘這世界上的事原來都是這樣不分是非黑白的嗎’，一語提升了整個故事，人事的蒼涼感將張愛玲式的感悟發揮到了極致。結尾處，‘街上過路的一個盲人的磬聲，一聲一聲’似與咿咿啞啞的胡琴聲混成一片；‘一枝花的黑影斜貫一輪明月’仿佛與那銅錢大的紅黃濕暈的月色一瀉如水地交織著。這純是張愛玲的。至於文學語言的張愛玲化，簡直俯拾即是。寫金香容顏‘前瀏海與濃睫毛有侵入眼睛的趨勢’，寫衣飾‘淡藍布上亂堆著綠心的小白素馨花’，寫她的聲音‘澄沙’般帶磁性，寫金香釘的被麵‘在燈光下閃出兩朵極大的荷花，像個五尺見方的紅豔的池塘，微微有些紅浪’，都是又像純文學又像鴛蝴的筆法。此篇不僅處處是張愛玲已成的筆意韻味，且有獨特創造，如與各色古典小說《王熙鳳大鬧寧國府》、《聊齋》、，什麼武俠飛簷走壁建立‘互文’關係。最意料不到的是拉來《雷雨》寫阮太太，‘麵色蒼白，長長的臉，上麵剖開兩隻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個無戲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裏的雨始終沒有下來’。借用新文學的曹禺這樣將人物寫得透骨顯肉，在小報上除了張愛玲還能是哪一個？”
桑弧甚至唐大郎、龔之方等人，帶給張愛玲的無疑的是溫暖的。尤其唐、龔二人，可說是頭號的“張迷”，張愛玲《傳奇增訂本》的出版，在《大家》雜誌、《光化日報》、《亦報》的發表作品，都要歸功於他們兩人。一九五二年七月，張愛玲離開她心係的上海、她的朋友、她的小報，她預感到將“時移世變”，果真不久連小報也沒有了。張愛玲的“上海十年”就此畫下句點。
一篇散佚半世紀的《鬱金香》再度飄香
杜忠全在讀完《鬱金香》後表示：“《鬱金香》當然很張愛玲——那樣的世俗人物在那般的氛圍中搬演著那樣的離合情事，而每一筆都描繪得那麼的細致那麼的神態畢露，這‘不是“祖師奶奶”，還有哪一位呢？’（鄭樹森語）而這‘破土重現’的中篇與後來的長篇、寶初與世鈞、金香與曼楨等等的相似與不似，張學專家與‘張迷’，應該都自有一番的體會與看法的。然而，在鬱金香的嫋嫋餘香裏，人們或許還應該想到的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老上海小報《海派》周刊在一篇文章裏預告並討論的，說張愛玲正在趕寫一部長篇小說《描金鳳》雲雲；那麼，她後來是否完成了這一部預告中的長篇呢？那完稿後的作品，後來到底又藏身到哪一份小報去發表了呢？要是沒有發表，那麼，那殘稿究竟又在何處等待挖掘，或者，就永遠留下一份懸想了呢……老上海小報的天地似乎無限寬廣，尋找張愛玲乃至懸想張愛玲，從此也就多了一片伸展的空間了，是這樣的吧？”
張愛玲的“上海十年”的寫作生涯，前兩年可說是全盛時期，她一出手就風華絕代，才情噴湧。同時在多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甚至在作品還沒登完，就急著要出小說集了，這正應證了她的話——“出名要早”。因此她會要求周瘦鵑一期把長文刊完，會找平襟亞急於出單行本，她急於求成的心態可見一斑。當然這最後也導致了雙方不再合作的主因。而《雜誌》除了答應張愛玲的出書條件外，還舉辦新書集評會、座談會等等，全力打造明星作家。張愛玲一時紅遍上海灘跟《雜誌》及《新中國報》的大力宣傳有關，使原來“文壇美麗的收獲”，更是錦上添花。但由於張愛玲較為孤僻的個性，使她與這些編輯作家的交往，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密切。正如她在《我看蘇青》一文的描述：“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麵。……至於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