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要在結構之間打洞，鑽到另外一個結構裏麵去，在那裏待過以後你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原來是學法律的，我學的那點兒法律知識在法學界混不出頭來，所以我又學了社會學。我的社會學知識一般不跟專攻社會學的人講，主要跟法學界的人講，如果遇到社會學的人就講管理，碰到公共管理的人跟他講社會學……所以說，你要多了解一點兒，到時候“忽悠”人就方便了。
我在公司裏麵有兩張名片，一張叫董事長，一張叫高級研究員。碰到大公司的人士，我不發自己董事長頭銜的名片，而是發高級研究員的;要是碰到教授，不發那個高級研究員的名片，給他發董事長的。研究員本來就是高級的，你還高級研究員?教授別看學術研究厲害，但是他錢沒董事長掙得多，所以你要用不同結構裏麵的東西對付不同的人，這就叫交往取向。
建立和維護社會關係的第二大要素是交往半徑。總的來說，我們離我們交往的對象越遠越好，這不僅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指知識上的。一般人讀書或者交往總是找跟自己相關的，或是相似的。其實如果站在對我們的知識形成衝擊這個角度，遠距離的對象比近距離的更值得我們去交往。我發現，雖然看似距離很遠，最終它們的原理是一樣的，而這種認識在我做谘詢以及思考解決問題的時候可提供較多的借助路徑。實際上，作為一個協調者，發現某個方麵知識很有用，也不必對那個方麵很精通，可以找那個方麵的專門人才。我們隻要知道哪一方麵有用就行了，然後可以利用不同的人。這就是要擴展交往半徑。
另外，擴展交往半徑還有利於我們在交往中改善自己的品質，使我們在交往中成為一個很受青睞的人。人靠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品質的可能性很小，每個人都有他的好和壞，隻是發揮和表現出來的形式不一樣，一般人在自己長期熟悉、有控製力的環境裏麵就會表現得越壞、越賴皮。如果在一個你掌控力較弱的環境裏麵，你會對其他人的需求比較敏感，就會有自我節製，表現得好一些。例如，你在中國橫穿馬路覺得很自然，在美國這麼做就會覺得不自然，因為其他人都不橫穿馬路，如果你橫穿了，就會覺得給國家丟臉了。
在一個比較熟悉的環境中，一個人對於自己該怎樣做、該怎樣自我節製也是比較麻痹的。當我們和原來的文化形成距離的時候，才會對周圍的文化敏感。所以在我們交往的人中，他們距離我們遠的時候，無論是專業分工的因素還是地理因素，都有利於改善我們，使我們比原來更有魅力。
建立和維護社會關係的第三大要素是數量。我們的社會交往，尤其跟陌生人的交往，是要有足夠的量才能形成的。這就要經常鍛煉。偶爾交往一下，熟悉幾個陌生人，這不足以改變你，因為你行為的動力定型不夠。什麼叫動力定型?就是形成一種行為習慣。我們剛剛學車的時候，要同時進行踩離合器、掛擋、踩油門這幾個動作。我們原來沒有這個行為習慣，所以剛剛學車的時候總是分不清先後。教練把我們教會了，以後開車時就不會再想我要控製哪個動作，因為它是自然形成的反射式行為，好像已經不用經過大腦思考了一樣。
世界上生意做得大的成功商人，沒有幾個是隻做熟人生意的;也沒有幾個媒體采訪的對象隻是你認識的人。我們今天所從事的社會事業，都是陌生人的事業，所以我們要培養這種社會聯係技術，而且要有規模地交往陌生人，這是對我們交往能力的起碼要求。
這裏麵有一個技術，叫做組織生活技術。我說的組織生活不是黨員、團員那種正式的組織生活，而是非正式的組織生活。我們要去發動活動，用更大範圍、非正式的形式來認識更多的人。
基辛格在哈佛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就很有名了。他能在本科畢業的時候差不多當了六個國家的總統顧問，就是因為他很擅長組織活動。基辛格一到學校就發現，世界上對哈佛大學感興趣的人很多，而哈佛大學最簡便的資源就是信簽紙。所以基辛格到學校不久就開始著手辦一個“世界和平與發展大會”，將邀請函印在哈佛大學的信簽紙上寄給外國的元首，信函中說哈佛大學要搞這個活動，邀請閣下來參加。哈佛大學的信箋紙是很管用的，很多小國家的元首都說要去。基辛格一看有這麼多總理、元首回信說要參加這個活動，就去找哈佛大學的校長，說你看我做了這麼一個活動，有這麼多的總理、元首要來，是不是要再正式地發一次邀請函。校長就發出正式的邀請，上麵署名哈佛大學校長某某某，下麵是世界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基辛格。那時候他才讀大一。基辛格在大學四年裏辦了十幾個這樣的會，一些國家元首一看，這小夥子不簡單，才二十幾歲就能搞那麼大的活動，就請他當國家顧問。可以說，高效能地組織活動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