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套兒告稱，初四日自京動身，初七日到山東省，“路上遇見大爺（指國泰）接欽差，我問了安，大爺問我‘你來做什麼？’我說‘二爺（指國霖）打發我來替老太太請安，恐老太太聽到有欽差來擔心。”然而套兒並未到國泰官邸給老太太請安，而是“返回德州住了兩日，打聽山東省城有什麼事，到十四日聽說我大爺已查抄拿問了才回來”。
正像辦案人所剖析的：“你既到山東，你大爺為何不留你在那裏，這不是怕你漏出馬腳讓事情敗露嗎？”國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卻對套兒送信予以否認，自稱“我於初六日接德州驛站上報單獲悉，欽差赴江省一帶公幹之信，約於初八（原檔有殘），可過齊河，我恐路過盤查，是以叫藩司將縣庫（原檔有殘）生查辦。”
“至我兄弟差來家人套兒，我於初七日出城恭候聖安，在途中遇著他，說係我兄弟差來給我母親請安，還說有欽差往江南查辦事件，不知山東有應辦的事件與否，京中不知信息，非常害怕，叫來探聽探聽，就回去告知好放心。我即向他說，欽差馬上就要到了，倘有路過山東省查辦事件，你適自京來，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並非我兄弟差來送信”。
不排除國泰有為國霖開脫之意。一年前乾隆就曾下令布政便於易簡來京，詢問國泰操守如何，此後不久乾隆還特地“將詢問奏對緣由，傳諭國泰，令其知所警惕，痛加改悔，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凡事寬嚴適中，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若伊奉旨，即自知猛省，隨事留心更改，將自可長受朕恩，為國家好大臣，豈不甚善。如果再不知悔改，或因此轉加模棱，不仔細辦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為國泰寬也。至於易簡既奏並無別項款跡，將來或經發現，或被訪聞，不特國泰罪無可辭，即於易簡亦有應得之罪”。
心裏有鬼的國泰豈能不知這份上諭的分量，因而當他從驛站報單得知欽差將往江南公幹，立即預料到彼等此行的真正目標很可能就是濟南，套兒的到來不過更加證實事態的危急。國泰遂把存在濟南府裏的“交州縣變賣物件銀子”，用以彌補曆城縣虧空，令“該縣郭德平向馮埏府庫要去銀四萬兩挪移掩飾”。
從檔案記載可得，派人給國泰送信的是其弟國霖，在德州打聽欽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兒，上述諸事同和珅並無糾纏。關於清查曆城縣庫銀一節，《郎潛紀聞》中有如下一段記載：其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通政（指錢灃）危。及抵境，和珅已授意國泰彌縫，輒以危言相恫嚇。劉文清（指劉墉）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 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用全數彈兌，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即起回館舍。通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諸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采領，大呼曰：遲來入官（即役收歸公）！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複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亦無如何也。
近年來出版的很多關於乾隆的傳記中，不少引用以上傳聞，諸如：“國泰早已知查倉盤庫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銀兩，存放庫中”，“錢灃細心觀察，發現取出驗證之銀，每錠的數量多少不等，印色不對”，“錢灃獲知到借商銀充庫之情，便遣人宣告於眾，如被借銀存於庫中的商人，不將銀呈官報明請求歸還，則將盡沒收其銀”，“各商人紛紛奏呈被借之數，將銀領還，庫為之空，一下子就將曆城縣虧空帑銀四萬兩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曆史的真實記載並不是這樣。
據和珅、劉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給皇帝的奏折中所言，清查曆城縣庫唯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對，逐封彈兌”，並非像《郎潛紀聞》所言先後盤查兩次，第一次隻“抽查至數十封”，第二次才“徹底拆封”；國泰用以彌補虧空的銀兩，乃存在濟南的敲詐各州縣的銀兩，並非“借諸商賈以充數者”，更無“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的場麵。《郎潛紀聞》的作者之所以有“借諸商賈以充數”之說，極有可能是據郭德平所供“賒取本城錢鋪劉玉昆銀四千兩抵補空項”的假證演繹而成。
據傳在國泰案中，和珅在查案前，事先寫好了兩份奏折留給他的幹女兒納蘭之父蘇淩阿，告知他一份劾劉墉、錢灃用，一份劾國泰用。若在山東查不出來什麼，你就將劾劉、錢的奏折上奏皇帝，告他們蓄意誣陷好官，若事有不順，國泰罪難遮掩，我便飛馬報你，你便把另一份劾國泰的奏折上奏皇上，在劉、錢回京之前劾國泰，以丟卒保車。後來國泰案終難遮掩，蘇淩阿便將劾國泰的折子奏上。
據說乾隆因此而認為和珅與國泰實無勾結。而劉墉、錢灃也因和珅在案中表麵上無有掣肘以及無其他實據，也隻好認同。這些傳說雖都是雲裏霧裏，但可見和珅之為人，編造此說倒也能鮮明體現其高智商的奸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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