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看完魏征的章奏,覺得很有道理,哪裏還能批駁?明白魏征一心為了山東、河北地區的百姓,為了唐朝的長治久安,於是從善如流,仍然按前詔行事。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鑒於每天宮中特意送給魏王李泰的東西超過了皇太子,上疏勸諫說:“以前聖人製定禮法是尊從嫡子輕視庶子的。身為太子,地位僅次於皇上,極為矜貴尊重,其日用之物不加限製,錢財貨物與君王共同享用。其他諸子身份低賤,不能拿嫡子來對比。這樣的製度是用來阻止嫌疑的增加,清除禍亂的根源。先皇一定是根據人情來製定禮法的,懂得國家要安穩有序,必須先分清嫡、庶之別。這樣,庶子雖被寵愛,也不得超過嫡子。嫡子的主導地位必須得到尊崇。如果不能清晰地確立他們的地位,而使應當親近的反而疏遠,理應尊崇的反而卑下,就會導致那些佞巧奸邪之徒乘機活動,因私寵破壞國家製度,惑亂人心,擾亂國家。”
褚遂良說:“臣以為陛下功德千秋,道冠百王,發號施令,垂範萬世。因陛下日理萬機,或偶有疏失,臣子的職責就是諫諍,不能允許對此保持緘默。臣見供應太子的財物相反比魏王少,朝野之間若所說此事,一定認為這樣的做法欠妥。”
“我聽說《左傳》上有這樣的話,‘寵愛子女要用行事的規章去教育他們,忠誠、孝友、謙虛、勤儉,便是行事的規矩。過去漢代的竇太後及漢景帝都認識不到這些理論的重要性,於是驕縱梁孝王,賜給他四十多座城池,花園方圓三百裏。梁孝王大肆修建宮室樓閣,積蓄的財物數以萬計,進出僭用皇帝的警蹕禮式。”
“因為養尊處優,以致後來稍有不適便發病而死。漢宣帝也驕縱淮陽王,後來淮陽王起義謀反,幾乎造成國家敗亡,幸虧有忠直之臣的輔助才得以幸免於難。何況魏王李泰剛剛出就藩封,希望不要違背禮義,給他選好師傅,經常用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來開導他,既要求他勤儉節約,又規勸他認真讀書,使他忠孝兩全,並對他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這樣才能使他成為國家的可選之材。此即聖人施行教化,態度嚴厲就使人成器。”
褚遂良的諫言識大體、通大義,給李世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於是,李世民全都接受了他的意見。
貞觀二年,魏征升秘書監,參與朝政。李世民幸九成宮,因有宮人返京,憩於諱川縣官舍。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矽相繼到來,諱川縣官員移宮人於別所,而令李靖等居於官舍。李世民聞知此事後大動肝火說:“威福大柄,豈由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下旨立案審查諱川縣官員及李靖等人。為此,魏征進諫說:“靖等,陛下心腹大臣;宮人,皇後清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也不可不謁也。而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如果以此罪責縣吏,恐不宜德音,徒駭天下耳目。”
李世民認為魏征言之有理,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
貞觀五年,權萬紀與侍禦史李仁發,俱以告奸有寵於皇上,諸大臣因此而屢次被譴怒。二人因此更加有恃無恐,大臣們深感畏懼,一時無人敢言。魏征卻挺身而出,義正辭嚴地向李世民進諫說:
“權萬紀、李仁發都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誣諂、攻訐他人為能事,把攻訐他人看作正直的行為。可陛下卻看不到他們的短處,而以為他們的話都對,使得他們肆無忌憚地利用奸計,攀附君主,欺壓下屬,做出許多違禮背義的事。您並不是因為這兩人有什麼深謀遠慮而覺得可以把重大責任交給他們,隻是想利用他們無所避忌的行為來警告群臣而已。這樣做很沒必要。既然你不能任用賢人以推崇道德,那麼就可用奸臣來損傷自己嗎?”
李世民自然不願以損傷自己為代價來啟用奸臣,於是樂於接受魏征的提議,賜給魏征絹五百匹。
貞觀時期上封事的人不少,有的提出的批評不切實際,李世民很厭惡,對這些上封事的人想加以責免。
魏征勸諫道:“古代帝王在門前樹立謗木,讓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現在的封事,其作用就和過去的謗木一樣。 陛下想知道施政的得失,應當讓大家盡情發表意見。說得對呢,於朝廷有益;說得錯,對朝政也沒有害處。”
李世民頓時高興起來,對那些上封事的都加以慰問,深表感謝,很禮貌地打發他們回去。
君主治天下事,豈必能盡無失?求言於臣,使其隨事而言之,言如有理,便俯首以納之,馭群臣使之同心不倦,正己身而致升平之世,聰慧之智者,何如李世民哉!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方能以成治道,認識到這一點,在到了使諫之後,李世民極力以求虛己納言。他認識到人君高居九重天,很難明察秋毫;一人聽斷,難得盡善盡美。
因此,須有良臣時時輔助,方能匡正己過。而諫諍之人,嘔心瀝血以表竭誠,窮思竭慮盡獻其責,若能集思廣益,盡招其睿智之語,必得天下大治。有鑒於此,對於忠正之言,隻要於國有利,李世民總是能放下帝王之尊,俯首以納之。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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