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很多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都是在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中產生的。
我正在得意洋洋地寫小說時，卻突然感到生活有點不對勁了。具體地說是我覺得有些不合算——我嘔心瀝血興奮若狂熱淚盈眶地構思，我點燈熬油冥思苦想夜以繼日地揮筆，創作出自以為深刻深邃深沉的作品，其稿酬卻不夠大款吃半頓飯的。一萬多字小說的稿費，僅夠繳納每月的水、電、煤氣和房費。再看看別的作家，有的比我還慘，數年數月苦苦地爬格子，寫出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還得自己掏腰包拿出幾萬元錢自費出書。不僅作家藝術家們在經濟上拮據，連掌管他們的文聯和協會也窮得叮當作響。開個會都精心安排到吃完午飯開，否則連飯錢都拿不出來。上級領導考慮到文學藝術家們的困難，決定從科學家公寓拿出幾套房子半價賣給他們，但文聯領導愁眉苦臉地說，半價也拿不起呀！沒辦法，那些著名的藝術家們隻好眼睜睜地把分到手的房子再戀戀不舍地交出去。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甚至在熟悉我的親戚朋友心目中，全都斬釘截鐵地認為作家藝術們是富得可恨富得**和富得該死的家夥。我乘公共汽車，熟人見到大吃一驚，你當作家怎麼還乘公共汽車？我到街頭小店吃快餐，他們說你堂堂作家怎麼會到這樣醃臌的小店，你應該在大酒店大飯店吃大盤子；我覺得我花一二百塊錢買一雙皮鞋挺夠意思了，他們卻譏笑說，就憑你這樣的身份穿這份便宜的雜牌子鞋！更倒黴的是我長得人高馬大粗壯肥胖，他們便一口咬定我整天吃大魚大肉山珍海味……我覺得我簡直就不知怎麼活了！
一些理論家抻著脖子對我們高叫，在經濟大潮麵前要挺得住，要甘於寂寞甘於貧窮……但是，作家們真要是像苦行僧那樣站在生活洪流的外麵，他還能寫什麼？他還會寫什麼？窮則思變，魯迅先生曾說過他吃不飽肚子是決不去寫作的。於是，有些作家開始下海，開始當經理，當董事長，甚至扛著一大包皮夾克旅遊鞋去俄羅斯當二道販子。著名作家張賢亮最厲害，他的名片上一下子就印上四個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頭銜。我當然也不敢怠慢，圓睜雙眼，尋找更科學更合算的活路。我發現散文雜文隨筆最受歡迎，而且那些綜合性刊物的稿酬比純丈學刊物要高兩三倍。我鼓足幹勁，大寫特寫，一氣幹了數十篇，像分發傳單那樣分發到全國各家報刊，結果是全麵開花，收獲甚豐。編輯們紛紛來信來電說作家寫這樣的東西深刻而幽默，希望能多寫，稿酬從優。特別是稿酬從優四個大字使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特喜，又發了瘋一樣地大寫特寫，竟寫出一本《鄧剛海味館》。但一些好心也許是別有用心的人斥責我說，你堂堂一個作家，寫那些小玩藝幹啥？應該寫大部頭作品！我表麵上慚愧不已，心下卻在反抗，你別站著說話不害腰疼了！這樣，我繼續奮勇前進，而且一下子印了兩萬本《海味館》。但出版社說這需要我拿出六萬多元錢的出版印刷費。我想，這就是真正改革，真正進入市場經濟了，我要經得住新形勢的考驗。於是我雇用了我的弟弟，我們兩人像牛一樣馱著一捆捆書，走遍了遼東半島一百多所學校，而且還冒著酷暑到山東老家的一些院校簽名售書。終於售出七萬多元錢的書，除了交給出版社六萬多元錢以外，還略有剩餘。正當我要乘勝前進之時，一場大雨把我兩千本書澆成了一文不值的紙漿。那真是心疼，而且是我大半輩子少有的一次心疼，我甚至理解了什麼叫痛不欲生。
一氣之下和一怒之下，我又拿起筆寫電視劇，並同時在多家報刊上開專欄。真正像香港或西方作家那樣做個多麵手，拚命寫作爬格子。為此我也開始“脫貧”了，我買了電腦，打印機，並毫不猶豫地按房改合同買了房子，還隨心所欲地按照我自己喜歡的風格裝修我的書房和客廳。朋友們來訪，我大方地一揮手，走，到飯店去坐；妻子喜歡一件高檔股裝，我說你猶豫什麼，買！帶女兒到商店，傲然地指著櫃台裏的所有食品，想吃什麼？盡管說！老母親要洗澡，我說咱去桑那，不光有熱水還有熱氣，不光有人給你搓澡，還有人給你按摩。老母親嚇得說，你有錢發燒呀！我突地感到心頭一熱，當創作不僅是神聖是浪漫，而是與生存的實際結合在一起時，競別有一番滋味。
有人說，中國的作家完了，被經濟大潮衝得什麼也寫不出來了。我心下暗暗發笑，全世界很多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都是在市場經濟的生存環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都能產生出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傑克?倫敦、莫泊桑、海明威等文學大師，我們還怕什麼？正是由於我帶著生存危機進入了創作，我才湧動出生命本質的力量，我才更加在作品的語言、結構和內容上竭盡全力。我的《俄羅斯見聞》及人生感悟等若幹文章深受讀者的青睞，僅青年讀者來信就成千上萬封，這是在我過去計劃經濟式創作中從未有過的現象。
1999年2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