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點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熱情地打招呼，他們都知道我在雜誌上發表了小說。
二十年前是1979年，那一年我將永誌不忘——因為無論對我個人或對我賴以生存的國家，1979年都是最幸運的一年。
那一年初春的一個早晨，我的惟一的女兒來到這個世界，她那並不嘹亮的哭聲宣告我真正開始做父親；那一年一個初夏的早晨，我挾著飯盒到工廠上班，路過郵電局的報刊亭，在報刊亭的櫥窗上，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說《心裏的鮮花》在《海燕》雜誌上發表；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命運、我的所有的不公平待遇，都在一個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許我像正常人一樣發表文章，像正常人一樣工作、說話和參加各種會議。那一年我才從此感到，所有的早晨都朝霞滿天空氣新鮮。
處女作發表的興奮，使我充滿了創作的激情。上班時我手持焊槍焊花四濺，腦袋裏也焊花一樣奔放著小說的構思；下班後，我一手抱著嗷嗷待哺的女兒，一手拿著筆在稿紙上寫小說，真正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母親走進來，她手裏拿著一張郵遞員剛剛送來的彙單，驚訝並驚喜地說，就寫那麼幾張紙，會得六十多元錢！其實，那幾張紙是一萬字的小說，那時的稿費標準是一個字6厘錢。然而，可憐的母親在建築公司工地上汗流浹背，掄大鎬刨大坑，一個月才掙四十來元錢。她怎麼也不能相信，整整一個月三十天早出夜歸，在鐵鎬下去火星四濺的硬地上，必須刨出能裝滿無數輛大貨車的土石，結果掙的錢卻抵不上我寫的幾張紙。她覺得這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她立即從我手裏奪過孩子，再也不讓我一邊哄孩子一邊寫作了，她對著我才出生幾個月，隻知道吃奶的女兒說，你爸爸厲害，坐在炕上就能掙錢呀！……母親實在是窮慣了也窮怕了。
我有點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熱情地打招呼，他們都知道我在雜誌上發表了小說。那時，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事幹，沒有個體企業沒有有限公司，沒有幸運中獎沒有股票上市，甚至沒有足球！因為文學能首當其衝地傾訴人們剛剛結束的政治磨難，曆以，幾乎是全國人民都在看小說講小說評小說，誰要是在文學上有了光彩，從省裏領導市裏領導直到單位領導也跟著光彩，同時給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關心。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當時文學工作者個人奮鬥加上長官意誌的激勵，在一個時期裏，文學便極其迅速地輝煌起來。一篇小說的爆響就能使一個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國文壇，並天翻地覆般地從此改變他的命運。文壇的天空不斷地升騰起一顆顆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動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下滑正在被拋棄。文壇上每一篇作品的叫響，每一個作家的飛躍，最終都像充滿動力和熱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讓你不顧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準文壇的製高點，拚盡全力地奮進。
我手持焊槍站在安裝公司工地的鋼梁鐵架上，老氣橫秋的心胸卻鼓蕩著青春的熱血，似乎覺得東升的紅日和奔騰的海浪都在馱著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裏永遠揣著一本書或雜誌，表麵看起來，我的身體在工地上忙忙碌碌，實際上我的靈魂卻在文壇的上空全方位飛翔。十幾年來的嘔心瀝血和朝思暮想終於撬開了幸運之門的一絲縫隙，我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過去由於我頭上頂著“父親問題”的華蓋運，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沒有評選先進的權利，沒有入團甚至沒有愛情的權利，沒有一個姑娘敢跟我這個狗崽子在一起，熟人和親朋好友們見我政治檔次太低，便想方設法費盡氣力地將一批全世界最醜的女人搜羅出來介紹給我。可即使是這樣，她們聽說我父親有問題，也立即嚇得拔腿飛跑。愛情的悲哀並未壓倒文學的悲哀，望著被打圓來的稿子我感到終生絕望。
非但如此，我還得小心翼翼地活著，因為隻要說錯了一句話，或是開玩笑說的一句話，就能遭到嚴厲的批鬥。有一次我在食堂買一盤菜，竟全是菜幫子，就順口說了句埋怨炒菜質量的牢騷話。我的書記聽到了，當即厲聲嗬斥我這是攻擊社會主義，是因為父親問題而對黨懷有刻骨的仇恨。我嚇壞了，惶惶不可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