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弄不清父親的問題，那時也絕不敢想堂堂一個國家會無中生有地把一個沒犯錯誤的人打成反革命，坦白地說我還挺恨我的父親，因為他不但脾氣暴躁，而且缺乏對妻子和兒女們的情感。
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和嚴酷的政治壓力，我竟然還能在悲苦的心靈裏燃燒起當作家的夢想，用當時的話說真可謂是“喪心病狂”。不可思議的是我竟然每天都在發了瘋一樣地創作，麵對那麼多的不公平仍舊寫著熱情的讚歌。而且還經常寫出“老書記那慈祥的麵孔”的詩句。可悲的是我即使是發了瘋般的讚美也一錢不值，沒有一家報刊敢發一個狗崽子的文章。可悲又可敬的是明知道不能發表，我卻能繼續熱情地寫下去，寫了數十萬也許是百萬字的稿子，無論寫得精彩與不精彩都像廢紙一樣堆在床底下。
當上作家以後，曾有一個記者在采訪時間我，你當時受到那麼大的政治壓力，卻還在鍥而不舍地努力創作，是不是心中懷著一個堅定的信念，將來肯定能有光明的一天。我說當時打死我也不會有這樣的信念，因為我們現在批判的所謂“四人幫”，當時就是黨中央領導。如果說我怎麼還舍傻瓜一樣地創作不止，其根源就是對文學的愛好，就像抽大煙上癮一樣。
也許壓抑得太久，我有點神經質，當我的名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我足足有兩分鍾對著我的名字目不轉睛，最後還是覺得難以置信。第一次走進《海燕》編輯部，我看到那裏斑駁起卷的牆皮都覺得是一種藝術，與平民百姓家裏的牆皮相比絕對是高檔次的斑駁。
看到我對文學癡迷到癡呆的程度，我的從不愛好文學的妻子也被感動得不行。在剛剛解凍的年月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去找一個算命的老瞎子給我算命，問我什麼時候才能來運氣。老瞎子提心吊膽地四麵窺視了一陣，才煞有介事撥弄手指掐算一番，說快了，你男人半輩子噩運就要過去，明年是你男人的本命年，過了本命年的第一年，也就是後年的臘月開運。我那可愛可憐又可笑的妻子歡天喜地地回到家裏，她也用手指扒拉著從陰曆折合到陽曆。終於算出我有福氣的準確年月。晚上，她小聲小氣但美滋滋地對我說，八三年一月你的運氣就要到了，使勁寫吧！看著她那個認真的樣子，我氣得要命又笑得要死。
大連第一個榮獲全國文學獎的作家是達理夫婦。這對大連的業餘作者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勵，因為我們看到眼前站著活生生的全國獲獎作家，真是學習有榜樣，創作有勁頭。更重要的是，全國獲獎的名作家一般隻能出在京城，出在省城和直轄市，出在傳統文化厚重的中原城市的定論，被打破了，這使我們揮筆創作時不再疑慮重重。還應該說，那時還沒有曼到今天這樣嚴峻的經濟大潮的衝擊，文聯還充滿了單純的文氣。剛從政治枷鎖裏解放出來的老一輩作家，有一種重返青春的激動，和大難不死後的興奮，他們對文學事業有一股令人難以置信的赤子之心，對文學青年有師長式的寬厚，對初出茅廬的作者有著相當重要的幫助。我從他們那裏感受到相當強烈的文學的熱度，這對一個正在成長的年輕作者來說，是一種難得的精神營養。盡管後來我發現其中一些飽受多年政治折騰的老作家，在生活上，特別是在人際關係上，竟會有著驚人的單純和幼稚，才明白這也是他們之所以飽受折騰的一個不幸的原因。為此我也深悟潛心於文學的人，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之艱難。業餘作者神經往往相當敏感，一封平常的退稿信或一句隨意鼓勵的話，都能使他萬分沮喪或萬分激動。
一個大雪天，我的責任編輯李慕燕老師給我打電話，要到我幹活的工地找我談稿子。我簡直就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編輯如此重視一個無名小卒，讓我幾乎就要熱淚盈眶。更令我感動的是編輯盧亦先生對我的幫助，他頂著凜冽的寒風或是冒著酷暑，經常穿越整個城市，從中山區騎著自行車到我劉家橋的家裏，或到工地旁，凍得滿臉青紫地站在那裏等我。我永遠難忘他與我談稿時的執著的眼神和忘我的激情。我看到那不是對我，而是對他所鍾愛的文學的真誠。正是這種種感動，支撐著我最初的創作衝動，使我拚力地攀登文學的台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