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化不把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孔夫子這位“有教無類”的私塾先生成為了我們中華文化中的聖人;所以當初中國大量接受來自日本和其他國家的遣唐使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什麼利益上的算計，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不收取任何費用。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接受別人對我們利益的侵害，哪怕你的實力比我強大。所以衛青、霍去病、文天祥、嶽飛是我們的民族英雄。當然，他們不簡單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利益捍衛者，他們更是道義的化身。
因為道義在胸，所以文天祥被俘後隻求一死;因為道義在胸，所以麵對強大的清軍，在根本不可能取勝的情況下，史可法和黃道周他們依然義無反顧，以卵擊石。因為認同中國文化傳統，所以乾隆對這些以死抗清的漢族人的評價是“一代完人”:“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受命，均足稱一代完人。”
以中國人的聰明，我們的先輩們當然理解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我們的傳統是用道義去駕馭利益，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有深層的道理作為支撐的，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因彈劾首輔嚴嵩，被奸臣嚴嵩殺害的明朝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曾寫過一幅對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改了一個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道義”是什麼?我在最後總結對比中西方文化的時候再來試著講講我的理解。
中西方文明第一次真正碰撞，是在鴉片戰爭的時候。那時西方人就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對和他們做買賣賺錢不感興趣。他們相信“一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這是19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一句話)。
這話並不完全錯，但是卻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在這個世界上，還存在永恒的、超越了利益的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