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要借助某些關鍵的因果關聯。在方法上，這就離不開一套思維遊戲，比如“觀現象、猜原因”。不過，因果關聯也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猜測要選方向。上文我們先排除了一種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隻不過看起來好像兩個量，其實是一回事，誰也說明不了誰的。
餘下再向哪個方向猜？還是費思量。傳統時代中國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農業文明的一個必然的空間表現呢？想想是蠻有道理的。農業活動的技術基礎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葉子都要曬得到太陽，才有產出。這就決定了，農業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麵積——“有土斯有財”。在廣袤的土地上搞農業，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於就近照料莊稼。是的，倘若不是因為安全與防衛的需要，傳統農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極其發散的。
不過，早有學者指出，中國山多地少、各地差異極大的生態經濟環境，並不注定這個偉大的文明非要以農立國不可（例如《漢代農業》，許倬雲，1980）。事實上，商業文明早就在中國萌芽。從本文關注的角度看，商業活動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在空間上聚集的要求。我們不妨從集市開始——那可是最初級的市場——買家和賣家總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湊熱鬧，才便於交易的達成。
問題是，僅僅為農業服務的集市，受製於交通條件，覆蓋的人口範圍不可能過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關於這一點，人類學家施堅雅（G. W. Skinner）做過出色的研究。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過田野調查的美國教授，發現傳統的鄉土中國是由市場——而不是由村莊——組織起來的。在龐大的市場網絡的最基層，往往是一個集市帶動著周圍15~20個村莊。
從集市向上發展，就會到達層級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場。原來，交易活動也分層，並像產業活動一樣會逐步升級！現在不難明白，這隻不過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徑的延伸以及交易複雜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資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參與其中，當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備的保護。於是，高端中心市場多半設在有城郭拱衛之處，依城建市，城市應運而生。
當然，城還有其獨立的來曆。對版圖遼闊的中央帝國而言，龐大的軍事行政網絡必定有空間上的表現。至少秦漢以降，“百代都行郡縣製”——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關設防、征收賦稅、實施政令，當然要選地理網絡的中心節點充當各級衙門的所在地，否則無從應付大一統帝國極其昂貴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業服務供需兩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當數曆代京師之地，像鹹陽、長安、杭州、北京，每一個都是最繁華大都會的一時之選。
這樣，以市依城也罷，以城立市也罷，殊途並進，一起成就了中國層級製的城市體係。這裏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可以把握嗎？我以為還是施堅雅的概述最為精煉：“從一個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級中心地時，居民的戶數就會增加，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則下降。”（《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第10頁）到了非農業人口聚集這樣一個抽象層麵，中國的城市與法國年鑒學派刻畫下的歐洲市場與城鎮體係，看起來也就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