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城市體係作為複雜商業的空間構造，說精巧極精巧，說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戰亂對城市的摧殘，總是甚於對鄉村的破壞。很不幸，中國曆史上外患內亂頻仍，戰爭動亂的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殺戮之殘酷，曆史上的歐洲怕是沒得好比的。曆史似乎不講對稱，生產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壞力以城市為目標卻很自然。僅就此點而論，中國的城市文明即使達到過西方不曾有過的高度（想想馬可·波羅由衷的讚歎），也一定屢遭毀滅性的破壞。令人不堪回首的曆史記憶，甚至凝結為民間智慧，例如在劉心武的筆下就出現過以下字樣：“小亂進城，大亂下鄉。”是啊，一次次的大亂總是先毀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裏難保，還不如上山下鄉吧。
和平時期城市發展的最大敵人，則是中央政權持久的抑商政策傾向。過去我總是讀不明白，為什麼曆代中國皇權會一以貫之地敵視商業？有解釋說，那是商業利潤太高，難免令執政者擔心農業生產的根基被瓦解。這是說，擔心“無商不富”動搖了“無農不穩”。可是經濟邏輯並不支持以上道理——商業暴富是因為商業活動的供不應求，唯有興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潤，而抑商反倒會永遠維係商業暴利。曆代那麼些個聖賢與明君，為什麼連這麼個簡單道理都不懂？
後來看了20世紀40年代末吳晗和其他多家的著述，才領悟到中央皇權真正擔心的是富商與之爭奪官僚的忠誠。農業大國的財政基礎薄弱，“高薪養廉”很好說，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低薪不養廉，官僚們公權私用的成本很低，一旦富商使錢買走他們的忠誠，即便“貴為天子”，還有什麼意思嗎？這樣看，“抑商”所固的遠不隻是“農本”，而是大一統天下國家的政治國本。
代價就是城市抑製。因為講到底，抑商即抑城。個中道理也簡單：商業活動要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才能展開，人口聚集推進經濟聚集（即人均收入顯著增加），反過來經濟聚集再吸引人口聚集，城市化的發動機就安裝上了。可是，抑商政策插進來一杠子，非要把商業利潤人為地壓下去，那麼商業活動的人口聚集就帶不來人均收入更高的結果。失去經濟聚集的刺激，甚至經商還不如務農，人口的城市聚集怎麼可能會有強大的動力？
加到一起，以農業為本的經濟結構、抑商政策傾向以及頻繁的戰亂，一起抑製了現代化以前時代中國的城市成長。據史家估計，1843年在中國商業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下遊地區，約有7.4％的人口居住在2000人以上的城鎮，比商品化程度較低的華北地區的4.2％高出了3個百分點以上。但是，1801年的英國，居住在5000人以上城鎮的人口就達27.5％。這說明，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城市抑製就拉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發展的距離。
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中國，主權動搖、被迫開放。以上海為代表的“五口通商”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卻又被一場場更大規模的戰亂所抵消。正負影響算到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時候，全國的城鎮化率也就是區區的10％。新的問題是，在結束了戰爭、重建國家主權之後，再加上經濟方麵的強有力的國家工業化，中國是不是就具備了消除傳統時代抑製城市成長的條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