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紅蜻蜓在2008年的衝擊當中，受傷程度低於行業平均水平的原因。“好歹我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銷售網靈敏地知道市場動向，可以及時調整。”接單工業就不同了，一旦國際市場需求減縮，沒了訂單，“就像電燈突然拉掉，屋子裏馬上漆黑一團，誰也摸不著門”。
難道不可以再轉型回來嗎？無非是重操舊業，再把國內的銷售渠道建起來就是了。可是，錢總對此不樂觀。“那次從內轉外，是從難轉易；此次由易轉難，不可同日而語。”更要命的是，“那時我們鞋業老板的平均年齡也就是30來歲、40來歲，現在40多歲、50多歲的，打拚不動了”。
是的，溫州工業珠三角的製造業也一樣原本就是做內需起家。舉凡紐扣、像章、眼鏡、鞋飾、低壓電器、小家電，這些當年赫赫有名的溫州小商品，我們想不出有哪樣不是衝著國內消費者生產的。溫州人的本事是做市場，十萬經銷員打天下，進而承包商業櫃台，然後搞起遍布神州的經銷係統，終於帶出聞名天下的溫州製造業。曆史的軌跡很清晰，離開了開拓國內市場的經銷能力，溫州人的創業之夢“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怕是圓不成的。
20世紀90年代以降，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溫州貨走向更遠的市場。草創的本地公司邊幹邊學，把產品越做越好，達到國際市場可接受的標準。另外很重要的宏觀環境因素，是1994年中國主動大幅貶低人民幣兌美元的彙率，國內工業的成本優勢得以發揮，與國際市場打成一片，“中國製造”更開放地湧入世界市場。
恰恰在那一波轉型當中，長三角、珠三角的製造業普遍發生了一種“流程性”的轉變。原本的“以商帶工”，逐漸演變成專業程度極高的“接單製造”。要明白，接單工業絕不是不要創意、設計、融資、分銷、物流以及售後服務。哪一個環節也少不了，隻是無須“中國製造”親力親為。所有那些環節，很多甩在了境外，由發單的跨國公司去完成。用進廢退之間，中國製造轉成了世界工廠，或者更準確地描述就是成為世界的車間。中國製造借了世界商業和服務業，借了世界城市，然後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市場。
這也是2009年以後,雖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內需”以及“刺激消費”等口號不斷升溫，但最後中國經濟主要還是靠政府主導的高投資，才抵禦了全球危機對中國增長的影響。說白了，在現實條件下能夠替代外需這匹大馬的，隻是投資，而不是消費驅動的內需。
錢金波教我懂得了選一個新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已在相當程度上“接單化”了的中國製造，要轉向開拓內需市場，非借國內商業與服務業的跳板不可。反映到空間布局上，這塊跳板就是城市。問題是，“世界工廠”的多年繁榮，並沒有為中國備下一個消化得了超前工業化成就的國內城市。整體看去，中國城市化的小馬，拉不動工業化的大車。這是經濟轉型繞不開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