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相對於工業化發展的滯後，在中國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比較而言，愈是早先的經濟增長，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特征就愈顯著。這說明，重視工業而輕視城市的傾向，由來已久。
先看10年前。根據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6.2%，工業化率為50.9％。這就是說，那時候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間的比值還不到1，僅為0.71（＝36.2％/50.9％）。再往前看20年，1980年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幹脆不到0.5，僅為0.44（＝19.4％/43.9％）。
關注這個經濟現象，說起來也為時不短。記得最早是1985年春天，地點就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當時所在的西直門內草場街22號，“老八隊”討論農村發展與國民經濟時，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中抓住過這個命題。順便交代一句，成立於1980年的農發組，於1984年莫幹山會議後一分為二，大部分研究人員轉到國家體改委下屬研究所，剩下八個成員繼續留在杜潤生領導的農口做研究，昵稱“老八隊”。記憶中是一間不大的客廳，陽光透窗而入，陳錫文、羅小朋、白南生、杜鷹、高小蒙、鄧英淘、高山圍成一圈散坐，我受差遣拿了支粉筆在小黑板上做記錄。那一節的題目是“國民經濟的特征”，應該是小朋或淘淘先提出來的，大家吵了幾句後認為算得上一條，我就記下“工超前、城滯後”六個字。
搞農村調查研究的，為什麼要扯上國民經濟？原來1984年出現了全國範圍的“農產品賣難”——農民增產的糧食、棉花，交售時遇到國家倉儲不足的嚴重困難，到處排隊，引發農民抱怨。直接緣由，當然是包產到戶惹的“禍”，因為激勵機製的變革，農民多種多得，生產積極性與大鍋飯時代不可同日而語。1979~1984年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近9％，其中種植業年均增長6.61％，糧食年均增長340億斤，棉花1300萬擔，都是多少年沒有過的。
似乎不難明白，是農業生產的超常規增長，才顯出國家收購農產品的“胃口”不夠大，所以引發賣糧難、賣棉難。可是一路跟蹤農村的改革與發展，農發組對形勢的研判多看了一個層麵，即農產品的需求遇到了一個結構性障礙。簡單講，在“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中國，一旦農民放開手腳積極增產糧棉兩億，城裏人根本不可能消費得了。因此，問題不單單是國家糧倉的尺寸不足，而且是給定城鄉隔絕的現狀，我國農產品的市場需求相對不足，背後的原因是城鄉比例失調，城市經濟的容量嚴重不足。
麻煩來了。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的超常增長，曾經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當時分解，1979~1984年我國社會總產值年均9％的增長，大頭來自農民新增消費與新增投資（主要是農村住宅）的貢獻（約占62％）。如果市場需求把初級農產品一馬當先的增長拉下來，國民經濟繼續增長的引擎何在？新的機會與挑戰究竟是什麼？
這就是當時“老八隊”一起討論國民經濟的背景。實在懷念那時研究問題的氛圍。都是多年下鄉又進城讀了大學的年輕人，個個具有鮮明個性，卻又被卷入同一座思考現實中國實際問題的“熔爐”（鄧英淘語）。爭論起問題來，誰也不買誰的賬，可就是不傷和氣。大家麵對真問題，感興趣的隻是現象與現象背後的道理。杜老的領導方式是百無禁忌，放手讓小子們觀察、思考、提問、分析與建言，從來沒有命題作文這回事。也沒有誰會爭職稱和發表的署名，更不講官話與套話。一晃27年過去，當年圍坐一圈的八個老友，先後去世了三位，實在叫人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