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記在黑板上的“工超前、城滯後”，寫進研究報告的文字如下：“迄今我國仍有80％的人口滯留農業與農村，說明我國以往的高速工業化是在城鄉隔離的條件下進行的。工業化在城市高速推進，而眾多的農村人口則同小部分國民收入組合在一起，保持著一種很低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工業淨產值的高比例同農業‘就業’的高比例，十分罕見地長期並存。”這是對經濟結構的特征描述。未來可能是個什麼樣子？“1979~1984年國民經濟增長格局的終結，同時就是根本改變原有城鄉經濟關係的開始。”還有戰略與政策建議：“在新成長階段，很難僅僅以小集鎮（農民離土不離鄉）戰略來解決城市化問題。我國的結構變革絕不可能在目前城鄉分隔的基礎上完成。”“打破城鄉隔絕既需要從改革由‘城市人口’組成的城市體製來推進，也需要興建、擴建一批主要由‘農村人口’組成的新城市。”
這篇研究報告，後來署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為題，全文刊登在《經濟研究》上。我們可沒有想過公開發表，更沒有想過能在全國經濟學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最出乎意料的是，這篇兩萬字的長文不是投稿，而是時任執行主編的唐宗焜先生看到了我們的草稿，主動要責任編輯喬桐封聯係作者們並給以精心的編輯——好年代遇到的好人實在是很多。
我自己參加此項研究的收獲，是從此關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聯。前提的前提，是認識到“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既不自然，也不正常。後來隔幾年我就看看城市化率的變動，也看看工業化率的變動，並把兩率之間的數值描出一條曲線來看趨勢。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重工輕城的扭曲狀態不斷得到改善，盡管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到2010年的最高值（1.09）仍然還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低於其他金磚國的水平，並遠遠低於發達國的水平。
是“重視工業、輕視城市”使然嗎？不好說。那頂多是從行為的結果推測動機罷了。不難理解中國人對工業的普遍重視，那是從近代洋務運動就開始了的共識。畢竟“船堅炮利”的教訓，國人皆不會忘記。後來毛澤東所言“落後就要挨打”，大體上也包含“工業落後必定挨打”的意思。整體而言，中國人的“重工”傾向，不是從民生消費或生產率出發，而是從國家主權、國防、國際環境的角度加以衡量的結果。
當然，中國的經濟思想、戰略與政策，一般也“重農”。不過我的感受，那也是為“重工”服務的。沒有農業和農產品的支持，工業想快也快不起來。真想重視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嗎？那就非重視農業不可。這是《論十大關係》的點睛之筆，也證明“重工”才是真正的重心所在。
比較費解的是為什麼要“輕視城市”？工業不靠光合作用，總要講聚集，達到一定的密度就是城市，所以工業與城市分不開，一般也不容易對立起來。我沒有看到有明確阻遏中國城鎮發展的論述、文件和言論。找不到“輕視城市”的動機，卻收到了輕城之效果，何以如此，下文再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