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不易相信，長期以來我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居然與一套“城市偏向”的觀念、製度與政策有關。真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原來重工輕城並不是“輕視城市”的產物，恰恰相反，是“維護城市”的偏向主導了體製與政策，才強力阻撓了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自發傾向。
容我從較遠的地方說起。1991年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選過一門講英國人口的課程。老師是劍橋來的斯科菲爾德（R. S. Schofield）教授，曾多年主持頗有聲望的“曆史人口小組”的工作，利用散見於英國各地教區的洗禮、婚禮、葬禮登記資料，還原了工業革命前幾百年的英國經濟社會人口變遷。就在那門課上，我才知曉早在出國前就自以為耳熟能詳的城市化，從觀察到概念的形成別有一番來曆。
最早是人口統計方麵的發現。例如17世紀的人口統計學先驅約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在分析當時倫敦的洗禮與殯葬數據時，發現本地的殯葬數遠遠大於本地出生的人數。他估算，從鄉村和小城鎮到倫敦的淨遷入人口，平均每年高達6 000人。作為交叉檢驗，他又分析靠近南安普頓一個小鎮的數據，發現90年間這個小鎮共增加了1 059人，其中300人留在原地，400人移民美洲，300~400人遷入倫敦。這就是說，倫敦城從一開始就是人口遷徙的產物。更一般地說，城市是城市化的結果——居民從聚集程度很低的鄉村流動到密度較高的城市。
是城市的熱鬧與收入機會等等把人口“拉”上了城市化之路嗎？至少開頭不是。不少鄉村人口是被“趕”出來的。哪些人呢？那些沒有機會繼承家庭農地或手工作坊的年輕人。兒子也無權平分家產嗎？是的。原來那裏的傳統，家產是家長的財產，要按家長的意願交給後代繼承。沒有老子的意願表達即遺囑，兒子無權染指家產。從收集到的遺囑看，多數給了長子，但也不是鐵定的長子繼承製，因為傳給女兒、親戚、家仆甚至外人的，也都有。比較可靠的準則隻有一條，就是家產按家長意願傳給後代。
無權繼承農莊的，隻好走人。人群中天然牢不可破的血緣、地緣關係網，就這樣被無情地撕開了一道口子。從這裏跑出來的，注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之輩，同是天涯淪落人，誰與誰也沒個宗法紐帶，隻好發展陌生人之間的平等契約，合作起來討生活。後來所說的“自由民”、“市民”或“市民社會”，就是這樣來的；以市立城、作為自治體的“城市”，也是這樣來的。
與行政中心或軍事重鎮之“城”不同，“城市”在很長時間裏可不是錦上添花的繁華之地。也是這位老師在課上講到的，包括倫敦城在內的諸多英國城市，多少年來的人口死亡率要遠高於鄉村地區，預期壽命則遠低於鄉村地區。原因簡單，密度達到臨界點就要基礎設施建設的跟進，但早期多數自治城市滿足不了，建築通風、道路、上下水管道、防火等等，一律乏善可陳。新鮮食物的供應，當然更談不到。簡言之，生活質量城不如鄉，這似乎是英國早期城市化的常態。那裏的上流社會推崇田園生活，是不是也由此而來？《英國女王》說伊麗莎白得空就下鄉，《凱恩斯傳》說這位經濟學的天之驕子隔三差五去倫敦郊外休閑，怕都是在那個時代城鄉差距過大下趨利避害的行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