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麼還要在如此糟糕的城市裏湊合著過？農莊之不容和不留是推力，向城鎮聚集、需求集中刺激出來的分工細化，無意中創造更多的收入，就是拉力了。費雪講得好，收入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經濟學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既然都沒有繼承到土地，謀生當然以創造新的收入為要。人口聚集帶來經濟聚集，經濟聚集又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城市的能耐”終於開始發力，這是我在本專欄以前的文章裏講過的。
把以上討論抽象出來，最重要的法則是一條：社會總要承認——至少不禁止——人口在空間移動、聚集的權利，才有城市化，才有城市。其實，城市化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動力，重要的是城市化的動力要大於禁止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阻力。很明白，恰好17世紀英國的習俗和法律不禁止人們從農村移入城鎮，否則根本不會有“1800年英國城市化率達到25％”這回事。
深究下去，自由移民的權利常常在無足輕重的時候才容易被承認。不是嗎？中世紀西歐的經濟、財富、高品質生活的重點不在城市，而在鄉村莊園。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成為“沒法子之人”的一個去處。所以打從一開始，很多“城鎮”差不多就是“貧民窟”的同義詞，又髒又亂又差的，絕不是世襲特權家庭的安身立命之處。也正因為如此，城市才與普通人的自由相連。至於日後的城市成為文明和財富極其耀眼的中心，那應該不是謀劃的產物，而是自發的自由經濟活動的意外結晶。
容忍向城市流動的自由，在中國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早在工業化之前，國家權力、財富和文明便集中於城市。說起來，農業文明並不需要空間上的高度集中，可是據一些學者之見，大規模的治水事業和麵向騎兵的國防，離不開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大一統中國應運而生，而國家運轉的重心早就集結於城市。
遠的不提，現代史上的“農村包圍城市”，並不是說中國的城市不重要，而是很重要、太重要，隻無奈敵強我弱，不可能在幾個中心城市“一聲炮響”就取得革命勝利，才下決心迂回曲折，先在農村搞幾十年根據地，直到具備了實力，才把戰略重點轉向城市。電影《開國大典》裏的進城前夜，毛澤東豪情萬丈地說這是進城趕考，可見早知道城市重要。
城市被看明白絕非無足輕重之地，搞建設的時候開放自由流入就不容易。就當下討論中國城市化滯後而言，不少意見指向一個關鍵的製度變量，即公民有沒有憲法保障的“遷徙自由權”。據查，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是規定了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的。後來此項憲法權利被刪，且再也沒有寫回來。不少人大代表、專家和公眾意見領袖，因此主張“遷徙自由權”重新入憲，以此指導、規範相應的法律和政策。
研讀了有關材料，得到三點印象。一是1954年憲法寫入遷徙自由權時，本身就不那麼順暢；二是憲法寫入遷徙自由權之後，實際執行中很快打了折扣；三是1975年“文革”高潮從憲法裏拿下了遷徙自由，後來再要求重新寫入，困難重重。
這段公案，對理解中國城市化問題大有意義。我的解讀，恰恰是對城市地位的看重和偏愛，才引致觀念、製度和政策限製人們擇城而入、擇地而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