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發送給編輯之後，又閱讀到一些有關遷徙自由的資料。急於告知讀者的是，早在宣告“公民擁有居住和遷徙自由”的1954年憲法發布之前，限製遷徙自由的政策和做法就已經出台了。所以，上文要修訂：不是1954年之後“遇到了新問題”，而是早在第一部憲法頒布之前，政府就著手限製遷徙自由。
先看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社會司於1950年11月26日發表於《人民日報》的一篇文告——“應勸阻農民盲目向城市流動”（收入於建嶸主編的《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第二卷下冊）。該文列舉了當時農民進城找工作的現象後，指出“必須大力說服農民，以克服農民盲目向城市流動的情緒”。至於必須勸阻農民進城的理由，文告點到“浪費國家許多錢財，影響社會秩序，而且給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困難”；同時，“對於農民來說也很不利，因為他們盲目跑到城市，一時找不到工作，便隻好賣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全文最可圈可點之處，是下麵這句話：“目前的勞動就業主要是解決失業問題，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並不是失業者，他們有地種，有飯吃。”
兩年多後，1954年憲法尚沒有誕生，政務院於1953年4月17日發布“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提出“由於城市建設尚在開始，勞動力需用有限，農民盲目入城的結果，在城市，使失業人口增加，造成處理上的困難；在農村，則又因勞動力的減少，使春耕播種大受影響，造成農業生產上的損失”。解決的辦法，就是不但要“勸”，而且要“止”，包括“不得開給介紹信”、“動員還鄉”、“不得擅自到鄉村招收工人”等。
又過了不到一年，內務部、勞動部於1954年3月12日發布《關於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查對了一下，1954年憲法通過的日期是同年9月20日，所以此指示早於憲法半年，內容無非是過往的政策還是沒有解決問題，所以必須進一步“勸止”。
這樣看，在公民遷徙自由權正式入憲之前，農民進城的權利在新中國的實際生活中已經受到了限製。問題是，1954年憲法寫入了遷徙自由權，是不是就此清理、審查、停止與憲法原則相違背的規定與政策呢？沒有。因為上文講到的從1955年6月到1957年12月，政府先後就“經常建立戶口登記製度”、“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製止農村人口外流”等問題發布的7份政策文件，一以貫之地限製農民進城。
其中，“盲流”的稱號一直沿用，政策取向沒有改變，唯一變化的是從勸止、預防到製止和緊急製止，政策越來越嚴。
憲法上白紙黑字寫有“遷徙自由”，但實際執行的卻是限製農民進城的一整套政策。如此並行不悖，難受不難受？不難受，特別是在我們的上層建築裏看不到有什麼好難受的。這是一個直到今天也還值得注意的現象：講歸講，做歸做，誰也不難受。問題是，在這樣的氛圍裏，即便遷徙自由權重新入憲，對實際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關心這一點，與研究製度對人行為影響的學術傳統有些幹係。至少從道格拉斯·諾斯之後，就不能無視人們的“認知”——也就是我們習慣用的“觀念”——在製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流行之見，“利益”和“觀念”可以並列為影響製度變遷的力量。可是所謂的“利益”，難道真的可以擺脫“觀念”的糾纏嗎？
以怎樣看待自由遷徙、農民進城為例，所有關於“實際情況”的分析，以及有關利弊得失的“計算”，沒有一處離得開人們的觀念與看法。比如上文提到的，農民進城“浪費國家許多錢財，影響社會秩序，而且給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困難”雲雲。這裏麵的每一點，都離不開人們的觀念。“浪費國家許多錢財”，是指什麼呢？是政府補貼農民進城嗎？如果僅僅隻補貼流動者，當然對不流動者不公，所以不該發放特別補貼——事實上也沒有這回事。那是指政府為此而增加了行政經費嗎？這又要運用觀念進行運算了：政府本來就有履行公務的責任，公民行使憲法規定的權利，當然要發生相應的公共服務成本，否則要公共財政何用？至於是不是“影響公共秩序”，更是端看我們如何定義社會秩序——允許流動的社會是一種秩序，不準流動的是另外一種——那就與流行的觀念息息相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