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經濟與集體經濟，聽來似乎沒有多大差別。“合作”是農民把各自的土地、耕牛和農具等放到一起共同使用。“集體”呢？就是農民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一概歸集體公有，再由集體成員共同使用。從私產共用到公產共用，反正都區別於私產私用的小農經濟，不過公有程度有點不同，合作算初級，集體算高級，至於全民所有那就更高級——這就是當年的流行認識。
事後看，大錯特錯。關鍵是，一旦搞成了集體，權利主體的邊界就起了模糊。主要是，集體成員不再限於入社社員，即使當年沒把土地、耕牛和其他生產工具入社的非社員，也可以是集體成員，也享有與入社社員同等的權利。這裏的非入社社員，可以是嫁給入社社員的外地農民；可以是入社社員在入社後新生的子女；還可以是合乎政策遷入本地的農民或非農民。總之，在集體架構下，入社社員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將與非入社社員一起擁有。
沒有研究湄潭經驗之前，我自己對公社體製的認識，實在還很膚淺。講起來年頭也不算短：下鄉10年，雖在軍隊管理的國有農場勞動，但因為分配到山上狩獵，與公社的一個生產隊靠得比較近，耳聞目睹，對集體大鍋飯有點感性認識。後來回城上大學，機緣巧合到杜老門下工作，參加農村調查的次數不少。可是對公社體製，看到了一些淺病灶，卻不知曉還有深病灶——農民之間的權利邊界不清，不斷地互相吃大鍋飯。
湄潭首創“增人不增地”，把我對公社的認知推進了一步。集體製區別於合作製的，可不僅僅隻是組織規模過大，缺乏有效激勵而發生“監管者偷懶”，進而難以衡量社員對集體勞動的個人貢獻，結果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大夥兒隻好吃開了大鍋飯。這套體製還有一個更大的麻煩：源源不斷的新增人口天生就有權充當集體成員——即便他們從來沒有帶著土地和其他財產入社。這可是一個敞開口子的集體製大鍋飯！
那時把從湄潭得來的調查資料，帶回北京反複研讀。邊讀邊想，我問過自己一個問題：這麼一套成員身份開放的製度，究竟從哪裏來的？應該與中國傳統無緣，因為我們的農耕文明，基礎是家庭私產——農民的家庭內部有個小鍋飯，同財共居，添丁增勞一起勞作、一起生活；兒子成家後要分家，分的也是家庭的土地。出了家庭之門，土地、財產、人口的邊界涇渭分明，沒有張家增人，就去分李家土地這回事。
家庭私產也是私有製，搞社會主義當然要觸及。不過經典理論的設想，喪鍾將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首先敲響。最發達的資本主義，應該早就粉碎了小私有製，把小私有者分化為無產者與資產者，所以到了鬧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農民作為小私產者早就作古了才對。布爾什維克成功之初搞“戰時共產主義”，環境是一方麵，主觀上恐怕也是以為打爛了小私有者的壇壇罐罐，才更方便搞社會主義。
教訓是吃不上飯。列寧轉得快，提出“新經濟政策”。農村方麵，就是還要承認農民私產的一席之地。至於將來怎麼辦？列寧臨去世前口授過一篇《論合作製》，大意是將來也不能剝奪農民這樣的小私產者，隻能引導他們走合作之路。這裏的合作製，其實是農民私產基礎上的一份自願合約——土地、耕畜、農具之類按約入社，計價論權，共同使用，收益分紅。入社社員的身份邊界是明確的，這一點與入股股民相似，隻有拿了財產“入”公司的，才有股民資格和相應權益。誰也不能當沒入過股的股民，更不能說誰家添丁增人，就可以把其他股民的股權稀釋一把的。
列寧去世不久，新經濟政策連同合作社一起壽終正寢。斯大林要另搞一套。農村方麵，他的綱領是“全盤集體化”，主要政策是把已全部國有化的土地永久地交給集體農莊（最早叫“勞動組合”）使用；國家憑工業壟斷的優勢在農村遍設國有拖拉機站，以機耕服務交換集體農民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此種交換絕不等價，服從著名的“剪刀差”準則（國家工業品定價高，農產品定價低）；農民的耕畜、農具全部歸集體，集體劃出部分資源歸農戶“自留”，其餘則靠集體勞動、領取集體分配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