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後半生，一直背著官方的通緝令，他卻從容而平安地寫出了那些咬牙切齒的文字。堪可對比的是，他的傳人胡風卻因了一封奏書而陷獄25年。難怪後人對魯迅除了尊敬之外，還禁不住要羨慕他的好運氣。試想，在秦城監獄的無可洞穿的高牆裏，胡風能說什麼呢?即使他的犧牲意誌無限膨脹，一點自衛意識也沒有，他仍然沒法寫出魯迅式的文學。不是每個時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來擔當世界。有時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蠻所控製，真的文明者卻連言說的權利也被剝奪。即使你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你也沒法留下索爾仁尼琴式的堅定曉暢的文字，甚至連魯迅式的隱晦艱澀也行不通，因為言說本身不再可能。這實在讓那些“鐵肩擔道義”的知識分子為難，最基本的勞動方式已經無效，等於完全被剝奪了勞動權。他們要麼放棄自己的人生立場，消解生命的意義和世界的意義，要麼另辟蹊徑，曲折地延伸生命，擔當世界。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經常陷入這樣的境遇之中，積累了應付劫難的豐富經驗。在魏晉那樣的亂世，曾經有過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喚作“竹林七賢”。他們流連於山水，像紈屟子弟一樣頹廢放浪，縱酒行樂，卻常常趁著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煙稠密和冠蓋雲集的地方，罵出他們的蔑視和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劉伶等等這些自外於正統思想和正統體製的人，還負有半癡半傻半瘋半狂的名聲。可當我們以自身的經驗感應到了他們血脈的衝撞，我們終於知道，他們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們的精神變態，正是那個時代所能找到的“正視人生”的方式，他們的變態人格本身，成了印證嚴酷時代的最真實的文本。被剝奪了勞動權利和言說權利的良知未泯者，隻能這樣用他們的披頭散發，他們的奇形怪癖，來發泄對於血雨腥風的仇恨，對於屍骨遍野的憂患。他們唯有犧牲自己的常態和體麵而言說內心深處的恥辱。
魏晉以後，直到晚清，名士風氣綿延不絕。他們襤褸衣衫，汙穢麵目，狎妓縱酒，自詡風流。他們著意消解人生的意義，不無誇張地嘲諷人生，玩弄文字，遊戲世界。那時的君主雖然對文化人特別留意，可對那些癡狂怪誕的名士，卻認為無傷大體和大雅，任其瀟灑又逍遙。這等於為那些不願意或沒機會賣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條苟延殘喘之路。那些名士們就這樣躲在專製世界的夾縫裏，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沒有能力擔當起我的責任和我的恥辱，我隻有通過自辱自虐來曲折地表達我的意誌，表達我對外界的抗議和對自身的惡心。
我曾極度蔑視過古人的這種名士風度。但在某一天，當我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時，我忽然對那些變態而又痛苦的人欽敬不已。在我們空前的麻木襯托之下，古人的變態顯得高貴起來，因為在這變態之中，深隱著他們對於自身精神創傷的覺察，對於自身精神軟弱的憐憫與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