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得門來，我們又去了鄰近的寶光寺。寶光寺前的照壁上，有一個大大的福字。站在幾米開外的地方，閉了眼，走過去伸手摸福，是大多數遊客要做的事。我卻入得殿來，去尋找當年黃峨與楊慎出遊時，楊慎數羅漢數到的具足儀尊者。羅漢太多，找了半天，還是沒找著。女友對桂湖不感興趣，再加上沒找到具足儀尊者，我忽然覺得有點對不住楊慎。
又過了幾年，我早已大學畢業，在自貢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借調到成都一家雜誌社。那是紙媒的黃金時代，每期雜誌總得印二十多萬份。對承印的印刷廠來說，是一筆大業務。那年中秋，印刷廠老板親自駕車到雜誌社，把一幹人等全請去工廠附近吃酒。海鮮剛登陸這座內陸城市，許多奇形怪狀的家夥我都叫不上名字。幸好酒不錯。酒後，老板又把男編輯們單獨留下來。原來是去一家夜總會唱歌。
唱得入港，玩得歡喜。中途，我出門接電話。電話有點長，不知不覺就走到夜總會二樓的天台上。月亮很端莊，居高臨下地照著一片朦朧的樹影。樹影中間，還有一麵湖。看那湖，有些麵熟。想了想，想起這就是桂湖。是的，印刷廠的地址就是新都嘛。
平台不高，至多兩米。趁著酒興，我從平台上慢慢翻上旁邊的圍牆，然後，順著圍牆溜下去。一下子，我就從熱鬧的夜總會，走進了冷清的桂湖。夜晚的桂湖空蕩蕩的，我沿著湖邊的小路閑逛。一邊走，一邊發揮想象力，想象從前的榴閣修建在哪裏，碉樓又立在何處。我還想象楊慎遠戍永昌的歲月裏，苦苦盼著夫君回家的黃峨，又如何在園子裏徘徊。至於她在路上撿來的那個小女孩，她在跌入湖中，被湖水帶走小小的生命時，她無力的掙紮之中，她看到的最後一眼，將是什麼樣的景致。
等我從桂湖重又回到夜總會，我們那個偌大的包間已經人去樓空，屋子裏彌漫著濃烈的煙味、酒味和脂粉味。
又過上幾年，北京一家有名的報紙新開了個人物版，編輯向我約稿，要我寫寫川中人物。曆史上的，正麵的。我第一個就想起楊慎。我說：“我給你寫楊升庵如何？”編輯問：“就是寫滾滾長江東逝水那個嗎？好啊好啊。”那段時間，央視正在播《三國演義》，每天晚上，一個蒼涼渾厚的聲音總在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裏唱：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我寫楊慎的隨筆在該報發了一個整版。一個多月後，編輯用一個大信封裝了一個小信封，給我轉來一封信。
信發自雲南保山。看到雲南保山四個字，我心裏咯噔一下，我想起多年前鄭先生收到的那封信，那封信也來自雲南保山。
我有種預感，這兩封信都是那個何先生寫的。隻是，我已經忘記了何先生叫什麼名字。
事實就如同我預感到的一樣，果然是何先生寫的。何先生沒署名，隻說他姓何，是楊慎的後裔。我打電話向鄭先生詢問，保山何先生叫啥名字。鄭先生說他正應孔子學院的邀請，在北歐某個國家搞講座弘揚國學呢。
“保山何先生是誰？”他問。
“就是早些年給你寫信，寄楊升庵畫像那個人。”
“哦哦，你是說那個僰人，他姓何，叫啥名字，我也忘了。”
過了幾天，編輯又轉來何先生第二封信。這封信裏，他說他是個說書人。從他們何家，大概早在明朝末年，就開始以說書為業了。那是世代相傳的手藝。他年輕時，為了謀生，背著一隻布袋，布袋裏除了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和香煙，以及既用來喝水也用來喝酒的水壺外，就隻有一塊驚堂木。他常年奔走於滇中，從安寧到昆明，從昆明到永昌，從永昌到騰衝，甚至，就連永昌城外長崗嶺中的許多隻有幾戶人家的村落，他也去說過書。
“你不知道，”他寫道，“在山中說書，山民沒有錢，給我的報酬是一堆土豆。我的布袋裏裝滿了土豆，連藍布長衫的口袋裏也裝滿了土豆。生土豆，熟土豆，都有。我吃著那些土豆，繼續在山與山，村與村，城與城之間漂泊。有一年，我打算一邊說書，一邊去新都。好幾代人了，我們都沒去過老祖宗的新都。誰知才走到雲南與四川邊境，那邊的人已經聽不懂我的滇西方言了。一個說書的，人家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你說得再好，又有什麼用呢？我隻好往回走。”
何先生告訴我，他雖然是個說書人，但這麼多年來已經無書可說。沒人再聽這玩意了，就算是柳麻子重生，大概也要餓肚皮。何先生還說，他雖是個說書人，卻對滇劇很感興趣。這些年來，他把他的老祖宗楊慎的遭遇寫成了一個滇劇劇本。他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夠把這滇劇搬上舞台。而他，他想在裏麵飾演一個角色，那就是對楊家忠心耿耿的老管家楊敬修。末了，何先生還告訴我一個秘密：他說，你知道嗎？南明的永曆皇帝，在敗往緬甸途中，曾經駐節於永昌城。那天晚上，他扮成平民樣子，到茶館聽了我先祖的評書。我先祖說的就是升庵公的故事。先祖當年說書的底稿，至今還保存在我手裏。何先生寫道：“你若來保山，我拿給你看。”
4
鄭先生在將近八十歲時從京城回了故鄉。鄭先生說，他要葉落歸根，他已經厭倦了京城的浮華，他現在隻想回到故鄉享幾天清福。
鄭先生已是國內有名的大書法家和國學大師。多有名呢？前兩年，他曾送過我們共同的一位朋友一張條幅。那朋友要給兒子買婚房，首付款卻不夠，於是就將那條幅拿到市場上出售，竟賣了二十多萬元。不過，朋友兒子的婚房倒是買了，鄭先生聽說後，卻宣稱和這個朋友從此斷交。
鄭先生要回故鄉，縣裏把這當成當年最重要的文化大事。首先，撥款在當年我們喝茶的湖畔山上給他修了一座書畫陳列館。除了陳列他的作品（據說大多是複製品）外，還陳列了他早年的一些生活用品，其中甚至包括一把夜壺；館外，立著一尊他身著長衫的雕像（我忍不住想起了保山說書人何先生那件洗得發白的長衫）。在陳列館一箭之地的山腰，又修了幾間房子供他居住。那是全縣城最獨特的幾間房子。因為鄭先生說過，他現在是久在樊籠中，複得返自然。那麼，鋼筋水泥肯定不行。他要求給他蓋幾間茅草屋。如今修建高樓大廈的建築公司多如過江之鯽，會蓋茅草房的匠人卻不多了。縣上派人到最偏遠的一個鄉，好不容易找了幾個老匠人，真的以慈竹片糊了泥土為牆，用牛兒竹做椽子和梁，上麵再覆上去年的穀草。房子落成的時候，好多人前來圍觀，拍照，發朋友圈，儼然成了縣城的一道新景觀。鄭先生親自為茅草屋命名題匾：無為居。
鄭先生卻沒能像他想象的那樣享幾天清福。每天總有不少人登門拜訪，有買字畫的，有邀請講學或是出席會議或是剪彩的。這些人，既有當地的，也有鄰近地市的；既有商人，也有官員，還有不少從前的老朋友老親戚老鄰居老熟人。我去拜訪他那天，他不斷向我說著抱歉，一連接待了三波不速之客。一個是他的表哥的兒子，在縣城開了家洗浴中心，要他題個店招。“表哥以前對我不薄，我沒法推。”鄭先生說。一個是縣高級中學，也就是他母校的校長，請他回去給孩子們搞個勵誌講座。還有一個是縣委書記的秘書，秘書說，書記要給某個更大的書記拜年，思來想去，最好的禮物就是鄭老的字。
所以，當他終於有空和我說話時，他顯得非常疲憊。我原本想告訴他，我在寫一本關於楊慎的小說。我近日想到保山去，順便拜訪二十年前給他寫信，幾年前給我寫信的何先生。但看看他的疲憊，我隻好告辭。鄭先生抱歉地拱了拱手，算是道別。
兩天後，我獨自去了雲南保山。
何先生寫給我的兩封信，我一直留著，上麵有他的地址。可是，到了地方一問，我卻傻眼了：信封上的某巷某院，如今早已不複存在，變成了一條車水馬龍的大街。
尋找的過程複雜無趣，我且略過不表。簡單說吧，保山城其實很小，但至少也還有二三十萬人口吧。要在二三十萬人裏找一個老人，難度可想而知。並且，我還不知道這個老人的名字。唯一與他人相區別的是，他是個說書人。不過，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恐怕壓根兒不知道說書人是什麼了。
我在保山找了足足五天，就在我以為將铩羽而歸時，卻峰回路轉了。是一條小巷，小巷裏有一家茶館，一些人在打牌，一些人在聊天。內中，有幾個看上去年紀較大的老人，他們就是我主要的詢問對象。
一問，一個老人立即回答說：“有啊，你說的是何評書嘛。他早些年就是說書的。早三十年，全保山城，恐怕沒人不知道何評書。”
“那他現在哪裏？”
“現在？骨頭都能敲鼓了。好幾年前就死了。”
“他兒女呢？”
“他沒結過婚，哪來兒女喲。”
另一個老人插話說：“他是沒有兒女，倒是有一個遠房侄兒。”
“他侄兒在哪裏？”
“在西門外長崗嶺，開農家樂。”
那天，我和這幾個老人聊了足有兩個時辰。我知道了何評書叫何家順，他自稱是楊慎的後人。當年，楊慎充軍永昌時，曾和一個少數民族女子有過一段感情，那女子後來生下一個男嬰，也就是何家順他們這一支的先祖。至於那個女子是不是鄭先生推測的僰人，其實無法考證。但總之不是漢人。
何家順在三十年前不再說書，因為沒有聽眾。“他關在屋裏，聽說在寫滇劇呢。”一個老人說，“他說他的滇劇就是寫他的遠祖楊狀元的。前幾年，他說滇劇寫好了，到處找人來演滇劇，可哪裏有人理睬他？那滇劇還不是和他的評書一樣，早就跟不上時代了。”
另一個老人補充說：“早先，保山也還有個滇劇團。不過，早就垮了，我就是劇團頭拉胡琴的。我給他說，昆明還有個滇劇團，你要是不甘心，你就拿起劇本去碰個運氣。結果，他當真坐車去昆明，找了滇劇團，滇劇團對他的劇本沒興趣，他碰了一鼻子的灰，回來後越想越氣，陰著臉喝酒，有天晚上喝醉了，出門上廁所滑倒在小便池旁邊，第二天才被鄰居發現，早就死得硬了。”
保山西門外，蒼山如海，大風吹時，林子像波濤洶湧的海洋。林表下，奔跑著鳥獸，也隔三岔五地點了些房屋，蛛網般的灰白道路悄悄延伸。
在當地人指點下，我找到了何先生的侄子開的農家樂。
何先生的侄子是個胖子，他聽說我從成都來，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切肉的菜刀，胡亂洗了把手，把我引進裏屋。
我報了名字，何先生的侄兒說：“我排行老大，你叫我何大就行。我知道你，你是個作家。”
我有點意外。
“我大伯給我講過。他晚年一直收集楊慎的資料，給不少關注楊慎的人寫過信。不過，你應該是他寫信的最後一個人了。”
“為什麼？”
“不久之後他就摔倒去世了。”
何大說著，從衣櫃的頂上取下一個鐵皮罐子，像是從前用來裝餅幹的那種，隻是上麵的字跡已經磨得看不清了。他說：“這是我大伯留下來的。”取出來，裏麵是幾張寫滿了字的紙。
“是他寫的楊慎的滇劇嗎？”
“不是。你大概已經聽說了，我大伯死於意外。更意外的是，他發生意外前幾天，就好像知道要發生意外似的。他從昆明回來，心情很糟糕。他這一輩子，其實過得都糟糕。他五幾年就上過師範，算是保山少有的知識分子，可他父親，也就是我二爺爺，新中國成立前是保山有名的藝人，除了說評書，還會演滇劇。他從說評書開始，發展成一家滇劇團的老板，之後劃成分，自然就高。大伯就受了影響，雖然有文化，總是不受重用。先是分配到長崗嶺山頭教小學，一個學校才七個娃娃，還要分三個年級。反右時，他說了些不合適的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押到騰衝那邊關了好幾年。回來後也沒了工作，隻好到長崗嶺挖草藥。八幾年平了反，安排他到城裏小學教書，可他說他的知識早就不適合現在的教育了，放著老師不當，偏要去當校工，天天給娃娃些煮飯，掃地，一個人就住在校門口的傳達室裏。他們學校的校長，是個地道的王八蛋，在辦公室調戲剛分來的一個女娃娃，恰好我大伯看見了，把校長打得鼻血長流。校長懷恨在心，誣告大伯調戲女學生。查來查去沒查出個名堂，大伯一氣之下辭職不幹了。為了糊口，他隻好到處說評書。就這樣流浪了十幾年。
“大伯寫了那個滇劇，到昆明找人演，沒人理他。他回來後情緒很低落。有天他突然打電話把我喊過去，我進屋時，發現他正在燒東西，是一些寫滿了字的稿紙。我問他燒的啥子，他說燒的這十幾年的心血。那肯定就是他寫的劇本了。
“燒了這些，他把這個鐵皮罐子給我。他說：‘老大，你給我保存吧。以後，你把它送給有緣人。’我問他：‘誰是有緣人？’大伯呆了半天，說：‘我死了，哪天有人來找我，哪個就是有緣人。’聶老師，我大伯死了這幾年，從來沒人找過他，甚至連提都沒人提過他，你大老遠從四川來，你一定就是我大伯說的有緣人了。這個鐵皮罐子和裏麵的東西，我就交給你了。”
何大像是要交出什麼燙手的東西一樣，急不可待地把鐵皮罐子推給我。
我帶著鐵皮罐子離開了長崗嶺回到保山的賓館。打開罐子，就是何大曾經展示過的那卷手稿。工工整整的鋼筆字，一看就像當過老師的老派知識分子寫的，這當然就是何先生的手筆了。手稿原來是評書底本，評書內容，講的就是楊慎。我把它完完全全地抄錄下來，便是你們在前麵第二章裏看到過的了。
我再看那隻罐子時，發現它有幾分說不出的古怪。於是一再研究，竟發現它還有個夾層。我小心地弄開夾層，從裏麵掉出一個巴掌大的東西。
是一塊木頭，由於年代久遠，木頭顏色又深又暗。我仔細看那塊木頭，木頭原來雕的是一條魚。一條木頭的鯉魚，寬闊的身子，以及像是微笑的表情。我捧著那隻木魚，它就像要在空氣中慢慢遊動。
5
我帶著那隻鐵皮罐子回到四川老家縣城，去湖邊山腰的無為居找鄭先生。那天運氣好，隻遇到兩撥拜訪者，且都被鄭夫人打發走了。鄭先生便有難得的閑暇和我在書房裏坐下來，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我把去保山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並拿出鐵罐裏的手稿和木魚。鄭先生很激動，他說，他如今的成就和名氣，早就超過了他當年的理想。但追根溯源，還得感謝楊升庵。“要不是當年寫了關於他的論文，北京的貴人如何知道我一個小縣城的小角色？更不可能知道我會寫字，把我調到北京。”
末了，鄭先生搖頭，麵露歉疚：“雲南我去過好幾次，保山也路過了兩回，都說要去拜訪何先生，可最終卻沒成行。那時發願要寫楊升庵的傳記，這麼多年來，總是想著來日方長，誰知一轉眼工夫，就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唉，不說也罷。”
我告訴鄭先生，我正在寫一部楊慎的小說。鄭先生很高興，拉著我的手說：“好，很好。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你也算替我還了一個願。”
我問他從前何先生寄給你的那張楊升庵的像還在嗎？我想把它印在書的扉頁。鄭先生高喊比他小二十多歲的鄭夫人。一會兒，鄭夫人就拿著那張已經發黃的楊慎畫像出來了。
那天鄭先生興致很高，一定要留我吃午飯。他說無為居下麵不到一百米，新開了一家私房菜，燒得一手好牛肉，又爛又入味，堪稱縣城第一美味。恭敬不如從命，我就跟在他身後出了門。出門時，楊慎畫像和木魚、評書手稿一起放在書房桌子上。準備飯後接著聊。
牛肉果然好吃，土豆燒的，蘿卜燒的，都有。鄭先生年過八旬，牙齒尚好，飯量也不錯，隻是已不能飲酒。一行三人正吃得歡喜，老板突然闖進來，大聲說：“鄭先生，不好了，你家著火了。”
我們幾步竄出飯店，抬頭看山上，原本隱在半山腰鬆竹叢中的無為居，果然騰起了濃烈的煙霧。煙霧裏，猩紅的火苗四處亂竄。鄭先生和夫人嚇得麵如土色，鄭先生手裏的拐棍一下又一下地敲在地上：“快啊快救火啊。”
消防車很快開到山上，一群消防戰士衝上山去。煙霧小了，火熄了，我扶著鄭先生，朝散發出焦味的無為居走去。
還好，大火隻燒塌了端頭那間屋子。不妙的是，那間屋子就是我們剛才喝茶的書房。書架仆倒在地，像某種史前動物巨大的骨骼。原本放在書案上的楊慎畫像和評書手稿，早就蕩然無存，顯是燒成了灰。隻剩下那隻木魚，烤得焦糊。
我和鄭先生麵麵相覷，苦笑不已。
聽說無為居發生火災，縣上的一個領導立即帶了一幫人趕來。其時，我和鄭先生已移到無為居另一側的花園喝茶。鄭夫人帶了幾個工人，正在打掃發生火災的書房。縣領導一番安慰，鄭先生但唯頷之。過了半晌，縣領導終於又說，某某領導想求鄭先生一幅畫。鄭先生聽了，全無反應。縣領導又說了一遍。鄭先生依然不接腔，看著麵前一盆開得正豔的菊花發呆。縣領導臉上有幾分不好看，我隻好小心對鄭先生說：“鄭先生……”
鄭先生打斷了我，習慣性地摸著下巴的花白胡須，輕聲說：“自古蜀中多才人，遠的司馬揚雄，李白三蘇不說，單說你正在寫的楊升庵，平生著述豐富，據史載，多達三百餘種。幾百年來雖有散佚，如果收攏來，至少還有兩百多種，上千萬字是有的吧？我聽說省上新近評了十大曆史名人，楊升庵在其列，出版社正在搜羅他的各種著作打算刊印，這也是一件澤及後人的大好事。前人說明人著述之富，推升庵第一，堪稱大明文宗。但如今的人，哪怕是號稱文化人，大概也隻知道唱幾句滾滾長江東逝水了，而且還是拜電視劇之所賜。方縣長，你說是不？”
方縣長就是求畫的那位領導，他在縣上分管工商財貿，不要說不知道楊升庵，恐怕就連滾滾長江東逝水也背不完整。果然，他咽了泡口水，沒吭聲。鄭先生當然也不需要他吭聲，自顧繼續說：“學問也好，才華也罷，這些都還其次。古來文人自詡有傲骨，可真具傲骨的，又見過幾個？少陵說太白‘天子呼來不上船’，不過是朋友間的裝點之語，隻一個韓荊州，就讓太白放低了身段。反觀楊升庵，身出詩酒簪纓之家，又高中狀元，如果他知趣一點，識相一點，前途豈在他父親之下？可他偏不識相，偏不知趣，偏要逆龍鱗。我們現在看大禮議，簡直莫名其妙，可在當時，卻是是可忍，敦不可忍的大是大非，楊升庵才舍棄了錦繡前程挺身而出。放在今天，有幾個人做得到？作平老弟你做不到吧？當然嘍，我鄭某也做不到。”
鄭先生說到這裏，沉吟著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閉上眼睛。方縣長想插話，我急忙向他擺手。按我對鄭先生的了解，他的話還沒說完。
果然。
鄭先生睜開眼，又說：“這些年，我鄭某因緣際會，也算混出了點小名堂，可與人家楊升庵比，我給人家提鞋都不配。”
方縣長終於奮不顧身地插上了話：“鄭老你太謙虛了，你是我們縣的寶貝，是全國知名的書畫家啊。”
鄭先生不理他，甚至也不看他：“我剛才想，那張楊升庵的畫像被火燒了，難道是老天要讓我來畫一幅？那我就獻醜，為狀元公畫一幅吧。你知道的，多年前，我一直想寫他的傳記，這心願這輩子沒法兌現了，那就畫一幅畫吧。還有，這幅畫以後，我此生再也不作畫了。”
方縣長嘴巴張得大大的，想說什麼，終於什麼也沒說，悄悄地帶著幾個手下去了。
書房已付之一炬，幸好客廳裏還有張長案，我為鄭先生取來筆墨紙硯，他站在案前，略一沉思，揮動長毫。
半個時辰後，鄭先生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幅作品。一個清瘦的中年男人，斜靠在一株古鬆下，麵容沉靜，若有所思地看著遠方。遠方，亂山橫疊，夕陽如卵。旁邊有行草的大段題款，細讀，道是：
狀元耶？罪臣耶？詩人耶？一身而兼三，天下之大奇也。吾思昔年升庵以五尺之軀而抗九五之命，匹夫不可奪誌也。竄貶滇南，人皆謂縱不身死殊域，亦當泯然眾人。然則豆火村醪，枯墨殘篇，竟成書籍百卷，文章曲賦，方誌音韻，莫不涉及。論其誌，終明罕有抗手；論其才，當為大明文宗。鄭某衰年，沐手敬繪，題曰《青山夕陽》。時八十有四。
半年後，鄭先生在縣城去世，下葬於縣上給他修建的陳列館後麵。他夫人自是回了北京。無為居那幾間草房，幾場豐盈的雨水後，一天夜裏，轟然倒塌。有關部門把廢墟清理出來，種了些花草，無為居便無影無蹤了。
那隻燒焦的木魚，我把它擺放在書桌上，偶爾端詳它兩眼。我知道，它一定見證了許多我不知道的秘密。這秘密，和楊狀元有關，和四百多年前那些已化作泥土和腐殖質的古人有關。隻是，我永遠也無從知道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秘密。一代人也會帶走一代人的秘密。人世無常，唯秘密永恒。
2018. 5. 3 — 201 9. 1. 8 稿於成都
2019. 2. 9 修改於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