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幾年，我早已大學畢業，在自貢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借調到成都一家雜誌社。那是紙媒的黃金時代，每期雜誌總得印二十多萬份。對承印的印刷廠來說，是一筆大業務。那年中秋，印刷廠老板親自駕車到雜誌社，把一幹人等全請去工廠附近吃酒。海鮮剛登陸這座內陸城市，許多奇形怪狀的家夥我都叫不上名字。幸好酒不錯。酒後，老板又把男編輯們單獨留下來。原來是去一家夜總會唱歌。
唱得入港，玩得歡喜。中途，我出門接電話。電話有點長，不知不覺就走到夜總會二樓的天台上。月亮很端莊，居高臨下地照著一片朦朧的樹影。樹影中間，還有一麵湖。看那湖，有些麵熟。想了想，想起這就是桂湖。是的，印刷廠的地址就是新都嘛。
平台不高，至多兩米。趁著酒興，我從平台上慢慢翻上旁邊的圍牆，然後，順著圍牆溜下去。一下子，我就從熱鬧的夜總會，走進了冷清的桂湖。夜晚的桂湖空蕩蕩的，我沿著湖邊的小路閑逛。一邊走，一邊發揮想象力，想象從前的榴閣修建在哪裏，碉樓又立在何處。我還想象楊慎遠戍永昌的歲月裏，苦苦盼著夫君回家的黃峨，又如何在園子裏徘徊。至於她在路上撿來的那個小女孩，她在跌入湖中，被湖水帶走小小的生命時，她無力的掙紮之中，她看到的最後一眼，將是什麼樣的景致。
等我從桂湖重又回到夜總會，我們那個偌大的包間已經人去樓空，屋子裏彌漫著濃烈的煙味、酒味和脂粉味。
又過上幾年，北京一家有名的報紙新開了個人物版，編輯向我約稿，要我寫寫川中人物。曆史上的，正麵的。我第一個就想起楊慎。我說：“我給你寫楊升庵如何？”編輯問：“就是寫滾滾長江東逝水那個嗎？好啊好啊。”那段時間，央視正在播《三國演義》，每天晚上，一個蒼涼渾厚的聲音總在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裏唱：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我寫楊慎的隨筆在該報發了一個整版。一個多月後，編輯用一個大信封裝了一個小信封，給我轉來一封信。
信發自雲南保山。看到雲南保山四個字，我心裏咯噔一下，我想起多年前鄭先生收到的那封信，那封信也來自雲南保山。
我有種預感，這兩封信都是那個何先生寫的。隻是，我已經忘記了何先生叫什麼名字。
事實就如同我預感到的一樣，果然是何先生寫的。何先生沒署名，隻說他姓何，是楊慎的後裔。我打電話向鄭先生詢問，保山何先生叫啥名字。鄭先生說他正應孔子學院的邀請，在北歐某個國家搞講座弘揚國學呢。
“保山何先生是誰？”他問。
“就是早些年給你寫信，寄楊升庵畫像那個人。”
“哦哦，你是說那個僰人，他姓何，叫啥名字，我也忘了。”
過了幾天，編輯又轉來何先生第二封信。這封信裏，他說他是個說書人。從他們何家，大概早在明朝末年，就開始以說書為業了。那是世代相傳的手藝。他年輕時，為了謀生，背著一隻布袋，布袋裏除了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和香煙，以及既用來喝水也用來喝酒的水壺外，就隻有一塊驚堂木。他常年奔走於滇中，從安寧到昆明，從昆明到永昌，從永昌到騰衝，甚至，就連永昌城外長崗嶺中的許多隻有幾戶人家的村落，他也去說過書。
“你不知道，”他寫道，“在山中說書，山民沒有錢，給我的報酬是一堆土豆。我的布袋裏裝滿了土豆，連藍布長衫的口袋裏也裝滿了土豆。生土豆，熟土豆，都有。我吃著那些土豆，繼續在山與山，村與村，城與城之間漂泊。有一年，我打算一邊說書，一邊去新都。好幾代人了，我們都沒去過老祖宗的新都。誰知才走到雲南與四川邊境，那邊的人已經聽不懂我的滇西方言了。一個說書的，人家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你說得再好，又有什麼用呢？我隻好往回走。”
何先生告訴我，他雖然是個說書人，但這麼多年來已經無書可說。沒人再聽這玩意了，就算是柳麻子重生，大概也要餓肚皮。何先生還說，他雖是個說書人，卻對滇劇很感興趣。這些年來，他把他的老祖宗楊慎的遭遇寫成了一個滇劇劇本。他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夠把這滇劇搬上舞台。而他，他想在裏麵飾演一個角色，那就是對楊家忠心耿耿的老管家楊敬修。末了，何先生還告訴我一個秘密：他說，你知道嗎？南明的永曆皇帝，在敗往緬甸途中，曾經駐節於永昌城。那天晚上，他扮成平民樣子，到茶館聽了我先祖的評書。我先祖說的就是升庵公的故事。先祖當年說書的底稿，至今還保存在我手裏。何先生寫道：“你若來保山，我拿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