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先生在將近八十歲時從京城回了故鄉。鄭先生說，他要葉落歸根，他已經厭倦了京城的浮華，他現在隻想回到故鄉享幾天清福。
鄭先生已是國內有名的大書法家和國學大師。多有名呢？前兩年，他曾送過我們共同的一位朋友一張條幅。那朋友要給兒子買婚房，首付款卻不夠，於是就將那條幅拿到市場上出售，竟賣了二十多萬元。不過，朋友兒子的婚房倒是買了，鄭先生聽說後，卻宣稱和這個朋友從此斷交。
鄭先生要回故鄉，縣裏把這當成當年最重要的文化大事。首先，撥款在當年我們喝茶的湖畔山上給他修了一座書畫陳列館。除了陳列他的作品(據說大多是複製品)外，還陳列了他早年的一些生活用品，其中甚至包括一把夜壺；館外，立著一尊他身著長衫的雕像(我忍不住想起了保山說書人何先生那件洗得發白的長衫)。在陳列館一箭之地的山腰，又修了幾間房子供他居住。那是全縣城最獨特的幾間房子。因為鄭先生說過，他現在是久在樊籠中，複得返自然。那麼，鋼筋水泥肯定不行。他要求給他蓋幾間茅草屋。如今修建高樓大廈的建築公司多如過江之鯽，會蓋茅草房的匠人卻不多了。縣上派人到最偏遠的一個鄉，好不容易找了幾個老匠人，真的以慈竹片糊了泥土為牆，用牛兒竹做椽子和梁，上麵再覆上去年的穀草。房子落成的時候，好多人前來圍觀，拍照，發朋友圈，儼然成了縣城的一道新景觀。鄭先生親自為茅草屋命名題匾：無為居。
鄭先生卻沒能像他想象的那樣享幾天清福。每天總有不少人登門拜訪，有買字畫的，有邀請講學或是出席會議或是剪彩的。這些人，既有當地的，也有鄰近地市的；既有商人，也有官員，還有不少從前的老朋友老親戚老鄰居老熟人。我去拜訪他那天，他不斷向我說著抱歉，一連接待了三波不速之客。一個是他的表哥的兒子，在縣城開了家洗浴中心，要他題個店招。“表哥以前對我不薄，我沒法推。”鄭先生說。一個是縣高級中學，也就是他母校的校長，請他回去給孩子們搞個勵誌講座。還有一個是縣委書記的秘書，秘書說，書記要給某個更大的書記拜年，思來想去，最好的禮物就是鄭老的字。
所以，當他終於有空和我說話時，他顯得非常疲憊。我原本想告訴他，我在寫一本關於楊慎的小說。我近日想到保山去，順便拜訪二十年前給他寫信，幾年前給我寫信的何先生。但看看他的疲憊，我隻好告辭。鄭先生抱歉地拱了拱手，算是道別。
兩天後，我獨自去了雲南保山。
何先生寫給我的兩封信，我一直留著，上麵有他的地址。可是，到了地方一問，我卻傻眼了：信封上的某巷某院，如今早已不複存在，變成了一條車水馬龍的大街。
尋找的過程複雜無趣，我且略過不表。簡單說吧，保山城其實很小，但至少也還有二三十萬人口吧。要在二三十萬人裏找一個老人，難度可想而知。並且，我還不知道這個老人的名字。唯一與他人相區別的是，他是個說書人。不過，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恐怕壓根兒不知道說書人是什麼了。
我在保山找了足足五天，就在我以為將铩羽而歸時，卻峰回路轉了。是一條小巷，小巷裏有一家茶館，一些人在打牌，一些人在聊天。內中，有幾個看上去年紀較大的老人，他們就是我主要的詢問對象。
一問，一個老人立即回答說：“有啊，你說的是何評書嘛。他早些年就是說書的。早三十年，全保山城，恐怕沒人不知道何評書。”
“那他現在哪裏？”
“現在？骨頭都能敲鼓了。好幾年前就死了。”
“他兒女呢？”
“他沒結過婚，哪來兒女喲。”
另一個老人插話說：“他是沒有兒女，倒是有一個遠房侄兒。”
“他侄兒在哪裏？”
“在西門外長崗嶺，開農家樂。”
那天，我和這幾個老人聊了足有兩個時辰。我知道了何評書叫何家順，他自稱是楊慎的後人。當年，楊慎充軍永昌時，曾和一個少數民族女子有過一段感情，那女子後來生下一個男嬰，也就是何家順他們這一支的先祖。至於那個女子是不是鄭先生推測的僰人，其實無法考證。但總之不是漢人。
何家順在三十年前不再說書，因為沒有聽眾。“他關在屋裏，聽說在寫滇劇呢。”一個老人說，“他說他的滇劇就是寫他的遠祖楊狀元的。前幾年，他說滇劇寫好了，到處找人來演滇劇，可哪裏有人理睬他？那滇劇還不是和他的評書一樣，早就跟不上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