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老人補充說：“早先，保山也還有個滇劇團。不過，早就垮了，我就是劇團頭拉胡琴的。我給他說，昆明還有個滇劇團，你要是不甘心，你就拿起劇本去碰個運氣。結果，他當真坐車去昆明，找了滇劇團，滇劇團對他的劇本沒興趣，他碰了一鼻子的灰，回來後越想越氣，陰著臉喝酒，有天晚上喝醉了，出門上廁所滑倒在小便池旁邊，第二天才被鄰居發現，早就死得硬了。”
保山西門外，蒼山如海，大風吹時，林子像波濤洶湧的海洋。林表下，奔跑著鳥獸，也隔三岔五地點了些房屋，蛛網般的灰白道路悄悄延伸。
在當地人指點下，我找到了何先生的侄子開的農家樂。
何先生的侄子是個胖子，他聽說我從成都來，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切肉的菜刀，胡亂洗了把手，把我引進裏屋。
我報了名字，何先生的侄兒說：“我排行老大，你叫我何大就行。我知道你，你是個作家。”
我有點意外。
“我大伯給我講過。他晚年一直收集楊慎的資料，給不少關注楊慎的人寫過信。不過，你應該是他寫信的最後一個人了。”
“為什麼？”
“不久之後他就摔倒去世了。”
何大說著，從衣櫃的頂上取下一個鐵皮罐子，像是從前用來裝餅幹的那種，隻是上麵的字跡已經磨得看不清了。他說：“這是我大伯留下來的。”取出來，裏麵是幾張寫滿了字的紙。
“是他寫的楊慎的滇劇嗎？”
“不是。你大概已經聽說了，我大伯死於意外。更意外的是，他發生意外前幾天，就好像知道要發生意外似的。他從昆明回來，心情很糟糕。他這一輩子，其實過得都糟糕。他五幾年就上過師範，算是保山少有的知識分子，可他父親，也就是我二爺爺，新中國成立前是保山有名的藝人，除了說評書，還會演滇劇。他從說評書開始，發展成一家滇劇團的老板，之後劃成分，自然就高。大伯就受了影響，雖然有文化，總是不受重用。先是分配到長崗嶺山頭教小學，一個學校才七個娃娃，還要分三個年級。反右時，他說了些不合適的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押到騰衝那邊關了好幾年。回來後也沒了工作，隻好到長崗嶺挖草藥。八幾年平了反，安排他到城裏小學教書，可他說他的知識早就不適合現在的教育了，放著老師不當，偏要去當校工，天天給娃娃些煮飯，掃地，一個人就住在校門口的傳達室裏。他們學校的校長，是個地道的王八蛋，在辦公室調戲剛分來的一個女娃娃，恰好我大伯看見了，把校長打得鼻血長流。校長懷恨在心，誣告大伯調戲女學生。查來查去沒查出個名堂，大伯一氣之下辭職不幹了。為了糊口，他隻好到處說評書。就這樣流浪了十幾年。
“大伯寫了那個滇劇，到昆明找人演，沒人理他。他回來後情緒很低落。有天他突然打電話把我喊過去，我進屋時，發現他正在燒東西，是一些寫滿了字的稿紙。我問他燒的啥子，他說燒的這十幾年的心血。那肯定就是他寫的劇本了。
“燒了這些，他把這個鐵皮罐子給我。他說：‘老大，你給我保存吧。以後，你把它送給有緣人。’我問他：‘誰是有緣人？’大伯呆了半天，說：‘我死了，哪天有人來找我，哪個就是有緣人。’聶老師，我大伯死了這幾年，從來沒人找過他，甚至連提都沒人提過他，你大老遠從四川來，你一定就是我大伯說的有緣人了。這個鐵皮罐子和裏麵的東西，我就交給你了。”
何大像是要交出什麼燙手的東西一樣，急不可待地把鐵皮罐子推給我。
我帶著鐵皮罐子離開了長崗嶺回到保山的賓館。打開罐子，就是何大曾經展示過的那卷手稿。工工整整的鋼筆字，一看就像當過老師的老派知識分子寫的，這當然就是何先生的手筆了。手稿原來是評書底本，評書內容，講的就是楊慎。我把它完完全全地抄錄下來，便是你們在前麵第二章裏看到過的了。
我再看那隻罐子時，發現它有幾分說不出的古怪。於是一再研究，竟發現它還有個夾層。我小心地弄開夾層，從裏麵掉出一個巴掌大的東西。
是一塊木頭，由於年代久遠，木頭顏色又深又暗。我仔細看那塊木頭，木頭原來雕的是一條魚。一條木頭的鯉魚，寬闊的身子，以及像是微笑的表情。我捧著那隻木魚，它就像要在空氣中慢慢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