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裏戌時，玉堂街黃府。
陳捕頭不顧護院阻攔，徑直闖進黃中玉的書房。
他要當麵呈請州牧大人，以示如何處置。
然而，當他來到書房前，正準備推門進去時，卻看見黃中玉手挽著白衣少年，談笑風生地從後花園走來。
陳豫川瞪著一對大眼，頓時駭得肝膽俱裂！
在陳捕頭終於明白了“上下關係狗連襠，無外乎打夥求財”
時，終於明白，他陳捕頭一直追蹤的命案盜案原來大都是自己所信任的上司所為。“肝膽俱裂”不是因為作為執法者的陳豫川被嚇倒了，而是作為堅守了三十年的執法者之道的價值觀念和作為執法者的信義一瞬間遭受到最為嚴重的危機。但是，這位鐵血捕頭並沒有因此迷茫，更沒有罷手不幹。而是以自己的一腔做執法者的熱血和信念，當然還有積累三十年的經驗智慧，以及給遠在天邊已經做了高隱的師傅師娘獲取信義和人心的力量，繼續追案，永不放棄。不過，作家李浩顯然不是一位對此樂觀的人。大結局時，並非河晏海清。當所有案子真相大白時，一連串盜案命案的個人，無論主謀者、幫凶、爪牙，還是盜案命案中的無辜者（譬如小魚兒）都各有其報時，叛軍失敗，具有高貴血統的信物“觀音珠寶印”雖有“缺額”也算完璧歸趙，高僧大德雪珂禪師和陳捕頭的師傅師娘都如願了了初衷。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別人都有了自己的大團圓，獨陳捕頭“攜妻兒星夜外逃。隱於潼南鄉下十八年”。這樣對於一個具有世道人心標誌的人物的結局——於陳捕頭來講——無疑是一個悲劇的結局，正是有了這樣的悲劇意識和悲劇表達，凸顯了這部小說給予我們讀者的另外一種思考，以及我們對世道人心的另一種打量與考量。
在這樣一部以罪案敘事為文本的小說裏，作家李浩沒有忘記自己其實還是一位風俗意義的作家。李浩原來的那些短製，敘述語言有時還包括了對白，大都用的是經過李浩過濾過的文白川話。《亂世遂州》雖然繼承了這樣一種語言習慣，但是，這部小說在語言卻有著驚人的——與小說故事一樣驚人的變化，那就是大量地使用四川方言的口語表達：——但凡說到張澤林，茶博士們必一臉喜色，莫不蹺起大拇指，尊他一聲“麻爺”！他心裏很受用，樂意別人這樣稱呼自己。
——“正月裏來正月正，麻子麵上牽藤藤，高高低低不平順，不平順呀不平順，婆娘哭男人苦就是不吭聲！”
一個人吼唱，三個人幫腔。
——俗話說得好，運氣來登了，棒棒都敲不脫！
小說，無論敘事還是對白，通俗的不再以文言方式的敘事與對白，是這部長篇小說的重要語言特質。為什麼作家李浩會一反自己已經形成的語言風格而使用一種新的語言表達呢？如作家自己所說，這是因為“俚調兒裏，有幾分艱辛和無助。但更多的是，對貧困生活的不屈，和對未來生活的樂觀向往”。
原來如此！世道人心並不是一種抽象的表征，世道人心本身就植根在民間，植根在生生不息的文化傳承裏，植根在作家有意無意的意思和潛意識之中。這是一個作家的本質和天分所定。
四川話有著它極強的生命力和極大的表現力，它的詼諧、俏皮，有時的直白和辛辣，是其他語種難以企及的。這當然不是說語言也有貴賤之分，但是由於川話本身的這種物質，也決定了川人的個性。而川人個性的世道人心，同樣需要一種有別於他方的語言表達。因此，《亂世遂州》語言的嘩變，除了看見這種語言的豐富的表達力，同時也可以看到作家李浩對自己本土文化的“認祖歸宗”。認祖歸宗，不是保守也非投降，而是語言作用或者決定一種適合來表達世道人心。有人認為題材的新舊會影響小說的意義和價值（譬如現實主義價值），其實在我看來，或者在作家們看，題材並不決定一部小說的意義與價值，決定一部小說意義和價值（包括它的美學價值）的是作家的理念和小說技巧。就新與舊的關係上，歌德在其自傳裏說過這樣一句話：“人們要求一些好的新的東西，但是最新的總不吃香。”
（見《歌德自傳——詩與真（下）》）從這樣的角度來讀或來觀察《亂世遂州》，它不僅超越了中國公案小說的範式，也超越了一般官場小說的套路， 同時它對現代小說敘事有了重要的探索。於是，在《亂世遂州》裏，由此拉開了另外兩個窗口：一個是這部小說試圖集四川民間文化的大成；一個是這部小說試圖集四川廟觀的大成。前者，因為直觀，隻有一讀才能體悟，這是一個有讓本土文化得以顯現的任務。但是對於第二個大成，也許讀者一讀就跑過了。而且還有可能以為作家在賣弄自己的某一方麵的知識和才氣。如果這般看，於我而言，也許就錯了。
為什麼作家李浩會用那麼多的篇幅，把他的人物與事件置身於蜀中廟觀（無論名廟名觀還是籍籍無名的小廟小觀），我以為這跟這部小說的川話口語書寫與風俗書寫一脈相承，用一句現代主義話語講，其實是一種“互文”（此“互文”既有中國古典詩學“互文”所指，更是結構主義“互文”所指）。也就是說，這三者建構的互文，共同承擔了世道人心的另外一種書寫。世道人心的由來，當然是要通過人物來表征，但是如果按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理論來觀察，同川話口語與川人的關係、同民俗與川人的關係一樣，廟觀（作為四川的一種宗教或亞宗教所給予的信仰所在地的標誌，或者說是川人信仰的隱喻）與人的這種互文的建構以及由此的價值指向，就是一種有別於人與人的關係，即人與具有象征性的物（廟觀）的對話。通過這樣的一種對話，使得世道人心以另外的管道和平台得以存在和張揚。
作家李浩囑我作序，於是不揣淺陋，寫下上麵的這些文字。
如果可以算作序，此為序。（丁酉年正月十二於敘州田壩八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