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霧氣蒙蒙的早晨，星期五驚慌地跑來通知蔡繼剛，部落裏有人發現了他的窩棚，前來抓捕的人馬上就到。蔡繼剛匆匆告別星期五，以長途奔襲的速度逃離了這片危險的叢林。
幾天以後，衣衫襤褸的蔡繼剛出現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市，他住進當地最好的一家旅館，先洗了個熱水澡，然後穿上睡袍坐在露台的躺椅上，一邊品嚐著哥倫比亞咖啡，一邊瀏覽剛送來的《華盛頓郵報》，這一天是1931年9月20日。蔡繼剛在報紙的第4版上發現一條新聞，他頓時扔掉咖啡杯蹦了起來。就在兩天以前的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襲擊了沈陽北大營的中國駐軍，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戰自潰，日軍兵不血刃占領沈陽和遼寧全境。
蔡繼剛頓時氣血翻湧，經脈逆行。該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幾年來他一直關注著日本軍隊的動向，尤其是日本關東軍。他早就斷定，那些桀驁不馴的少壯派軍人早晚會整出點事來，這是一群成天拎著腦袋要和別人換命的家夥，他們厭惡和平生活，無時無刻不夢想著在戰爭中建功立業，報效天皇。如果眼下沒有發動戰爭的借口，他們也要不遺餘力地製造出戰爭借口。這個不安分的大和民族，既然中國不幸與它做了鄰居，那麼戰爭是難以避免的。
蔡繼剛當即決定回國，他的想法很簡單，祖國有了危難，身為軍人，他理應血灑疆場，報效國家。回國後，經清華校友介紹，他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財政部稅警總團，任上尉連長。
這個稅警總團在中國現代建軍史的地位絕對非同小可，它原是1930年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期建立的私人武裝，顧名思義應該是一支用於緝私征稅的準軍事武裝，但在宋子文的苦心經營下，居然建成了一支連甲級正規軍都無法比擬的精銳部隊。它的人才選拔全由宋子文親自網羅，各任總團長全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排以上軍官大部分由留美學生擔任，另還有一個由八名德國軍官組成的顧問團。稅警團對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個不要，最起碼念過幾年“私塾”。
稅警總團的武器裝備均由財政部自行采購，全部裝備歐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隊可比。該團還把中國傳統教育和美國軍校教育方式結合起來，製訂出一套與國軍其他部隊不同的訓練操典。蔡繼剛在這支部隊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滬會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深刻意識到，中日兩國之間的全麵戰爭已不可避免。既然戰爭遲早要爆發，那麼國民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盡量延緩戰爭的提前爆發，以贏得時間進行戰爭準備。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建立了國防委員會，並連續頒布了1935～1936年的《防衛計劃大綱》，軍隊建設最重要的就是從1933年開始利用中德軍事合作契機，準備組建80個德械師的新式軍隊，收複東北失地。到了1936年，國防委員會又實行全國整頓，擬訂三年內整編120個精銳師的擴軍計劃。
早在1933年，國民政府鑒於“一·二八事變”的教訓，針對日本的侵略意圖和日軍可能進攻的方向，決定在京滬杭地區構築規模巨大的國防工事，於浙江境內修築了兩條國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線。此國防工事按照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由參謀本部城塞組設計，蘇浙邊區綏靖主任張發奎主持修建。該工事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工程可謂浩大，至全麵抗戰爆發前，尚未全部完工。
國民政府還派出采購團赴德、法、意、美等國采購最新式的火炮、作戰飛機和坦克。
在以後的歲月中，蔡繼剛經常發出這樣的感歎，若是戰爭再晚爆發幾年，我們的抵抗會更加從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變”是個偶發的事件，當時中日兩國都沒有作好全麵戰爭的準備，戰後所有證據都指出，此事變絕非預謀，因為雙方都沒有準備軍隊部署以及事件發展的兵力計劃。當時主政北平的中方軍政最高長官宋哲元要求部屬息事寧人，盡量不要給日軍擴大事端的借口，為中國爭取更多準備抗戰的時間。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正與延安的中共紅軍進行改編國軍的談判、與西南諸侯進行軍隊整編安排以及進行準備抗戰的理財、練兵計劃，根本顧不上在北平郊區發生的軍事衝突。
當時的日本政府，則是受困於全球經濟大蕭條餘波的影響，財政上正焦頭爛額，無意對外生事。日軍參謀本部，在參謀次官多田駿及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的領導下，正在推動對蘇聯作戰的戰略整備，並指示駐華日軍減少對中國的軍事挑釁。而日軍在河北的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剛剛暴斃，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還沒有到任。日本政府與軍部並沒有決定要對盧溝橋發生的衝突進行直接軍事幹預。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日本的強硬派將校，卻決定聯手利用這個意外事件，對中國平津地區進行一次擴大的控製拓展。他們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東的河北地界，將其並入殷汝耕的冀東自治區，若是能一步到位，並吞冀察兩省，分裂中國華北，則更為上策。
蔣介石及麾下的戰略家們認為，雖然日本帝國的長遠目標是要征服整個中國，但在具體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蠶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國力、兵力有限，沒有能力占領整個中國。而當時的日本軍部斷定，中國不敢全方位反擊日本的侵略，中國軍隊最強烈的反彈，不過是在事發熱點上進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據過去的經驗，中國軍隊麵對日軍的一次次進攻，竭盡全力也無法防守，在遭到巨大傷亡之後，中國政府隻好被迫簽訂停火協定，默認既定事實。
蔣介石認為，日本這種逐步蠶食的戰略比發動全麵戰爭更為可怕，它就像一頭巨獸，每得到一塊地方，就會強壯一分，占領區的全部資源都會納入其總體戰體係，最後由量變而產生質變。中國巨人就像被野獸撕咬下一塊塊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終有一天，日本帝國將羽翼豐滿，真正強壯起來，用最後一擊將中國巨人擊倒。
1937年8月初，蔡繼剛去拜訪父親的好友、時任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蔣百裏將軍。那天蔣百裏家高朋滿座，來訪的都是一些軍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團軍司令官張治中將軍，有軍政部政務次長陳誠將軍，有剛剛被任命為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的白崇禧將軍，還有自己在弗吉尼亞軍校的老校友、時任稅警總團第4團團長的孫立人上校。還有一些曾留學日本、德國、美國軍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繼剛都很熟悉。
蔡繼剛沒想到會遇到這麼多大人物，蔣先生家的大客廳裏將星閃爍，到處是身穿黃呢軍服、武裝帶上佩中正劍的將軍。他感到來得很不是時候，本想和蔣先生寒暄幾句就告辭，誰知蔣百裏一見到這個晚輩很是高興，親熱地拉著蔡繼剛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還問他是否看過自己剛剛發表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
蔡繼剛謹慎地回答：“蔣伯伯，晚輩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頁題詞很是鼓舞人心：‘萬語千言，隻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蔣百裏笑道：“哦，看來你看得很仔細，說說看！”
蔡繼剛說：“您對日軍作戰的主要論點有三：第一，用空間換時間，‘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第二，對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鯨吞，隻怕蠶食，須全麵抗戰；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阻日軍到第二棱線湖南形成對峙，形成長期戰場。”
蔣百裏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讚許，並順著他的思路說：“中國不是工業國，是農業國。對工業國，占領其關鍵地區它就隻好投降，比如紐約就是半個美國，大阪就是半個日本。但對農業國，即使占領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區也不要緊，農業國是鬆散的，沒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
蔡繼剛試探著問：“蔣伯伯，晚輩聽說蔣委員長準備在石家莊建立指揮行營，由徐永昌出任行營主任，並動員100個步兵師北上，與日軍決戰於華北。這個傳聞屬實嗎？”
蔣百裏微笑著反問道：“如果是這樣，有什麼不妥嗎？”
蔡繼剛猛地站起身來，脫口而出：“此舉萬萬不可！我認為華北決戰的方略隱藏著嚴重的地緣戰略危機，假如日軍在華北決戰中獲勝，那麼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就會沿津浦路和平漢路迅速南下，渡過黃河，進入中原，進窺武漢，切斷國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戰略通道，從北向南完成對中國的戰略切割，那麼我國就會失去進行抵抗的戰略縱深，無法與日軍進行持久抗戰，也就是說，在戰略上，中國非敗不可！”
蔡繼剛急促的嗓音驚動了在場的所有將校，他們都扭過頭來注視著這個年輕的中校。老校友孫立人上校還向蔡繼剛擠了擠眼睛，以示鼓勵。
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那年44歲，年紀雖不老，卻在多年的征戰中練就一套老謀深算的處世方式，他沉靜地看著蔡繼剛說：“中校，請繼續說下去，如果由你來主持製訂戰略方案，你準備怎麼打？”
事關戰略大局，此時的蔡繼剛也顧不上謙虛了，他慷慨陳詞：“我認為當前我軍唯一的策略是迅速開辟第二戰場，以爭取戰略主動，控製戰略軸線的發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戰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統帥部以京滬杭地區的重大地緣經濟政治利益，來吸引日軍改變戰略決戰地點，然後以長江作為我國戰略縱深軸線，由東向西節節抵抗，步步後撤，逐漸拉高我國的地利優勢，同時也將抗戰的戰略資源，同步移轉到長江上遊的西南地區。我認為，如能做到這一步，中國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著問：“你的意思是，改華北決戰為華東決戰，先發製人在上海打響，吸引日軍主力師團增援淞滬，將戰略軸線由南北方向改為東西方向？”
“是這樣，我認為非如此不可，否則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絕非危言聳聽。”蔡繼剛回答。
孫立人把一杯咖啡遞給蔡繼剛：“雲鶴兄，剛才大家正在討論這個問題，而且是英雄所見略同。蔣先生、張總司令、陳長官和白長官都想到了改變戰略軸線的方案，並準備上報蔣委員長批準。”
蔣百裏讚許道：“賢侄啊，沒想到你年紀輕輕，倒是很有戰略眼光，能一針見血地提出問題，並且馬上想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你這樣的軍官將來前途無量啊。”
“蔣伯伯，您過獎了，其實各位長官早已想到這一點了，我不過是馬後炮罷了。”蔡繼剛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蔣百裏，是中國軍界當之無愧的重量級人物。他早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後來又留學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曾任保定軍校校長、陸軍大學代理校長等職，一生桃李滿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先後被趙爾巽、段祺瑞、袁世凱、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唐生智、蔣介石等聘為參謀長或顧問，卻從來沒有親自指揮過一次戰役，隻是充當高級幕僚，顛沛於諸侯之間。準確地說，蔣百裏先生是位軍事學家，而非軍事家，但他的軍事學術成就卻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最早關於空軍構建的思想，是來自陸軍出身的蔣百裏。他也是提出對日持久戰理論的第一人，被稱為中國“現代兵學之父”。
蔡繼剛年輕時一貫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獨對這位軍界老前輩，蔡繼剛始終奉其為終生導師。
1937年8月13日，中國軍隊先發製人，在上海八字橋打響了淞滬會戰的第一槍，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血戰驟然爆發，中日雙方在這場會戰中投入的總兵力達到上百萬人。
蔡繼剛以稅警第4團副團長的職務參加了淞滬會戰，在孫立人團長率領下，於蕰藻浜一線同日軍血戰兩周。在阻擊戰中，孫立人身先士卒，負傷13處後撤下戰場，蔡繼剛接替了第4團的指揮，直到第五天他三處負傷後才被抬下戰場。
從表麵上看，蔡繼剛的軍旅生涯很完美，軍校畢業後從連長幹起，直至副團長，在戰爭中獨立指揮團級建製打過惡仗，經曆過最慘烈血腥的現代化戰爭，他的資曆似乎無可挑剔。但蔡繼剛壞事就壞在嘴上，弗吉尼亞軍校的立校精神是誠實與榮譽，蔡繼剛一直將此奉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無遮攔，不願說違心話，他看不慣軍官之間的傾軋和鉤心鬥角，也難以容忍國軍內部的腐敗風氣。他當營長時，曾經有個軍需處長誘勸他經手全營夥食費時“撈一把”，蔡繼剛當即翻了臉，毫不客氣地向團長孫立人揭發了那位軍需處長，使這位仁兄連降三級。
本來稅警總團就標新立異，以眾多的留學生來管理軍事訓練和日常生活，這已在傳統排外的國情之下顯得鶴立雞群了，再加之留過洋的軍官們無視環境如何，相互間開口便是洋文，這更讓不懂外文的軍官們感到自卑，他們將這些洋派軍官們視為異類。而蔡繼剛的為人更是異類中的異類，因此處處受到排擠。蔡繼剛心灰意冷，漸生脫離稅警總團的念頭。
淞滬會戰中，稅警總團傷亡慘重。會戰結束後，當時的總團長黃傑被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拉攏，將餘部編為40師，而五千多個傷員就不管了。蔡繼剛聞訊，傷未痊愈便趕往40師師部歸建，他實在不願再回到稅警總團了。
孫立人以後就以這5000傷員為基礎，於1938年重建稅警總團，不久便率部參加了武漢會戰。1941年年底，這支部隊又被改編為新38師，加入遠征軍戰鬥序列，歸國後編為新1軍，成為國軍五大王牌之一，此為後話。
淞滬會戰曆時三個月，最後以慘敗告終，還連帶著首都南京失守。蔡繼剛痛定思痛，得出諸多痛苦的結論，他認為，當時的中國軍界雖名將如雲，但真正具有大戰略思維的將領卻屬鳳毛麟角。將領們缺乏戰略眼光倒也罷了，即使在戰役預案的製訂與戰役指揮層麵上，也同樣缺乏操作性。以淞滬會戰為例，國軍統帥部的長官們表現得很弱智，淞滬地區水網密布，地勢平坦，地域狹窄，屬於戰略防禦的淺近縱深。在既無戰場築壘準備，又缺乏回旋機動餘地的作戰地幅內，倉促展開70萬大軍，擺開決戰的態勢，此舉在戰略指導上是極其愚蠢的。蔡繼剛百思不解，統帥部的長官們在戰役布勢和兵力運用上，為什麼眼光總盯著淞滬這個彈丸之地？假如國軍在淞滬地區打響後，趁日軍大舉增兵登陸，采用交替掩護、節節抵抗後退的方式，把防禦縱深拉長到長江三角洲地區，將日軍主力引往預設戰場，以現成的國防工事為依托進行正麵阻擊，進行大縱深防禦，再靈活運用輕裝部隊在江南水網地帶進行逆襲，這樣既拉長了日軍的補給線，又避免了日本海軍艦炮火力的威脅，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艦為基地的日軍飛機降低作戰半徑，削弱其作戰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傷亡就不會如此巨大。
淞滬會戰的結局使蔡繼剛感到很悲哀，沒辦法，自己雖早有預見，但由於人微言輕，這場大血戰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蔡繼剛對這場會戰的結論是，在戰略上，國軍統帥部的將領們天才般地製訂出改變戰略方向的作戰方案，使中國以弱勢與守勢竟然掌握了戰略主動，創造出劣勢一方引導戰略主動的先例，在戰略指導方麵策劃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滬會戰中，國軍統帥部在戰役布勢及兵力運用方麵卻極為愚蠢，其作戰指導思想無法適應機械化兵團大縱深突擊的特點，既未形成縱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強大的反突擊戰役預備隊。國軍一線兵團緊貼海岸線以單薄的點線防禦迎敵，在日軍優勢的空中火力及艦炮火力的攻擊下傷亡慘重。而二線兵團在戰術上又無法對前線進行有力支援，隻能無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戰術”，不斷將大量後備兵力輸送到血肉橫飛的作戰地幅內，將這些有生力量逐漸碾碎於血肉磨坊中。
萬幸的是，日本陸軍的將領們也同樣愚蠢，他們的戰術呆板，缺乏靈活性，隻會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與兵力的優勢，專門攻擊國軍堅固陣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們的智商再高一些，以優勢的火力和機動能力進行迂回攻擊，直接切斷國軍上海與南京之間的交通線，那麼國軍在上海的陣地早就被日軍分割包圍，喪失戰鬥力。若能如此，淞滬會戰無論如何堅持不了三個月，中國的70萬大軍完全有被聚殲的危險。可惜，曆史容不得假設。
戰爭初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蔣介石采取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綜合武器裝備、作戰技術、將士之士氣等諸因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日軍戰鬥力的評估是：一個日本士兵可以對抗八個中國士兵。在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這個比例。這是個極其無奈的選擇，弱勢的中國軍隊隻能以巨大的犧牲，換取優勢一方的日本軍隊有限的傷亡。這毫無疑問是不等價的交換，但蔣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國人多地廣的優勢，最終將日本消耗至戰敗。
縱觀淞滬會戰，中國方麵的戰略指導是成功的，而戰役布勢及戰役指揮是失敗的、愚蠢的。萬幸的是，中國軍隊以正確的戰略指導為此後的長期抗戰贏得了時間，同時也將東部的工業及戰略資源，有序地轉移到長江上遊的西南地區，為此後的長期抗戰打下了物質基礎。憑此一點，中國就亡不了。
蔡繼剛在中央軍係統中因性格問題及非黃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鬱鬱不得誌，雖然由於不同凡響的學曆背景升至上校軍銜，但也隻是在軍一級指揮部當個作戰參謀，始終沒有帶兵權。
1942年年底，軍委會軍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戰區的聯絡官兼督戰官。軍令部長徐永昌認為，此督戰官的首選條件，應該由與軍內任何派係都不沾邊的軍官擔任，於是蔡繼剛理所當然被選中。考慮到經常要和將官們打交道，區區上校何以服眾？軍令部斟酌再三，上報何應欽特批，破格提升蔡繼剛為少將軍銜。其實這不過是個禮儀性的虛銜，並無實權。
光陰荏苒，轉眼蔡繼剛回國參戰已近十三餘年。此時，剛剛參加完第一戰區司令部軍事會議的蔡繼剛心情抑鬱，他呆呆地望著青翠的綠籬，本能地覺得李家鈺的建議是正確的，那個黃河鐵橋一旦被日軍修通，戰役的結局顯而易見。到那時，廣闊的豫中平原將無險可守，潮水般湧過黃河鐵橋的日軍坦克集群將在豫中平原上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
至於蔣鼎文堅持將司令部設在洛陽的理由，更令蔡繼剛哭笑不得。這位陸軍上將完全混淆了指揮官與指揮機關的界限，高級指揮官親臨前線，與將高級指揮部設置於前線完全是兩回事！
蔡繼剛的目光仿佛越過洛陽城，越過黃河，伸向霧氣迷蒙的黃河北岸，他心中漸漸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敵人在調兵遣將，蓄積力量，龐大的戰爭機器已經發動，隨時有可能向中國軍隊發出致命的一擊，而我們什麼也不做，幾十萬大軍就這樣無所事事地坐等日軍的進攻。悲乎！我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