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變，勝機曇花一現；博古專權，形勢急轉直下。周恩來犯上，博古、李德順勢取消方麵軍，獨攬軍事大權。殺雞給猴看，蕭勁光被送上法庭。中共領袖重排座次，廣昌大敗，博古、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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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0日中午，蔣介石、顧祝同正在撫州指揮部部署追殲紅軍主力，譯電處長神色慌張地跑進來，結結巴巴報告道：“委、委員長，顧總司令，福建出事了。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發了通電，從今日起，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蔣介石張著嘴怔了半天，突然間一拍桌子罵道：“娘希匹！反了，真的反了。”來回在屋裏轉著，揮舞著雙臂：“剿了他們，剿了他們。”
顧祝同等蔣介石稍稍安定後，湊過去說：“委座，這件事恐怕得等一等。”
蔣介石瞪了顧祝同一眼，“還等什麼？還等兩廣也跟著鬧嗎？立即派兵入閩討伐。”
顧祝同道：“我說的是剿匪的事要緩一緩。入閩的事，可先造點聲勢，不能馬上就動。閩方和赤匪是否已聯合，得看一看。如果我們分兵討敵，弄不好就真把他們逼到一起了。這次剿共，我主力盡在，後方空虛。共匪如借機竄入浙境，恐就不好收拾了。”
蔣介石微微點點頭，歎了一聲，“這也是我最大的心病。我待蔣、蔡、陳都不薄，為什麼還要反我？為了按下這件事，林主席還專程去過福州。娘希匹，給臉不要臉！墨三，你認為該怎麼處理呢？”
顧祝同道：“委座，近半個月，赤匪主力已遭我重創，如不逼他，他不會跳牆，隻會養傷。我意暫對赤匪取守勢，加緊封鎖，嚴防其東竄，暗中抽精銳東移入閩討逆，如赤匪不動，我可迅速南下。福建不是鐵桶一隻，解決起來要容易得多。等解決了福建，再回師北上，今後對閩就可高枕無憂了。”
蔣介石嗯了一聲。冷冷笑道：“我就不信駐閩五個軍都聽他蔣、蔡的。隻是太便宜了赤匪，重創他後，又不得不給他個喘息機會。林彪、聶榮臻都做過我的部下，今帶幾萬人就如此慓悍，不早除掉，必成大禍。毛澤東有什麼好，竟能使這麼多人鬼迷心竅。好了好了，就按你說的布置吧。”
福建事變的發生，確實為紅軍扭轉戰局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第十九路軍是在葉挺北伐時所帶第四軍一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和共產黨也算有點血緣關係。正是因為這一點，蔣介石對它始終有點不敢全信。矛盾便在這種不信任中產生。蔣介石對十九路軍不信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蔡廷鍇曾經參加過南昌起義。盡管蔡廷鍇後來很快就轉向了，但在一向多疑寡信的蔣介石眼裏，還是被列入頭後長有反骨的人。中原大戰，第二、第三次“圍剿”，第十九路軍都為蔣介石出過力。為此，蔣介石在第三次“圍剿”失敗後，把十九路軍調至上海駐防。國民黨軍隊，隻要看看它在哪裏駐防，便知它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把守戰略要地的，盡是蔣的心腹嫡係，駐在富庶地區可以多刮些民脂民膏的，都是蔣介石比較放心的部隊。能讓十九路軍駐防上海，在蔣介石看來確實給他們的恩寵太大了，期望換來的當然是這支很有戰鬥力的部隊無條件的忠心。這一調動，可以稱得上是蔣介石處心積慮的謀略。這也是蔣介石為什麼說待十九路軍不薄的原因。
1932年1月底，十九路軍在蔣下野的時候，和日本人開戰了。這一行動順乎民心，卻不合蔣介石的心意。因此，蔣介石複出後，就把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以示懲戒。也有史家認為蔣介石此舉是想借紅軍之刀除掉十九路軍。十九路軍入閩後，采取消極的反蔣方針，在參加四次“圍剿”時，出工不出力，隻是瞅了幾個空檔，占了蘇區一些地方。紅軍東方軍入閩作戰幾個月，給十九路軍重大殺傷。蔣介石在這幾個月隻是讓他們自救，一點舔犢之情都沒表示出來。這一下，十九路軍感到心寒了。
窮則生變，十九路軍麵對嚴酷的現實，決定改取聯共抗日的方針。
於是，1933年9月22日，當年曾當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公培作為蔣光鼐和蔡廷鍇的說客，到了延平，出現在彭德懷麵前。中午，彭德懷用幾隻臉盆裝了豬肉和雞，款待了陳公培。當晚，彭德懷便把十九路軍求聯合的事上報了臨時中央。此日，中共臨時中央複電說：你們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
彭德懷剛想和陳公培進行實質性的談判，中共臨時中央又來了一電，他們要成立的第三黨（生產人民黨）比國民黨還壞，對其要堅決地予以揭露。
彭德懷準備把陳公培禮送出營，項英簽發的電報又到了：“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結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對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彭德懷生性耿直，不會耍這個滑頭，軍事家的直感告訴他這是個好事，就對陳公培說：“隻要貴方是誠意的，我們總能合作。先生已不在軍中，我隻是一將，不如你們再派人到瑞金一談可好？”
10月20日前後，陳公培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出現在紅都瑞金。
博古給政府主席毛澤東派了個差事，要他去接待這兩位福建方麵的使節。
由於毛澤東的出麵，中共全權代表潘漢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於10月26日簽署了共有十一條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為了表示誠意，毛澤東派潘漢年、黃火青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前麵這些鋪墊，十九路軍通電反蔣後，紅軍隻用發個電報，就可以多一個有十萬部隊的盟友。
事情並不這麼簡單。
11月24日，周恩來、朱德得知蔣介石已抽兵向浙贛閩邊境集中後，即指示贛東北根據地的劉疇西、曾洪易、尋淮洲：福建十九路軍宣布反蔣獨立，蔣介石已抽兵向浙贛閩邊境集中，贛東北應開展遊擊，截擊敵人的運輸聯絡，擾亂其後方。紅七軍主力應截擊敵行動部隊。閩北遊擊隊也應相應采取行動。
作完這個指示後，周恩來又電請中共中央局：蔣介石進攻福州，將以由浙入閩為主要方向，以由資溪、光澤入閩為輔助方向。鑒此，請以三、五軍團側擊進攻福建的部隊。
紅軍隻用這麼一動，和十九路軍的軍事聯盟也實現了。
彭德懷通過周恩來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七、九四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這更是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建議。
博古、項英、李德是怎麼處置呢？
11月25日，中革軍委電示周恩來：我們不應該付出巨大的損失去同這路敵軍作戰，還是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吧。
毛澤東得知福建事變的詳情後，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去找總負責博古談談。
這一次重要的談話，並沒被完整地記錄下來。《毛澤東年譜》披露說：福建事變後，蔣介石迅速從“圍剿”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這是紅軍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辦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秦邦憲和李德害怕紅軍轉向敵人統治區會丟失根據地，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一建議。
毛澤東日後又自己解釋說：“這個建議就是和敵人換防，蔣介石要來贛南，我們就讓給他，紅軍就到江浙一帶去打遊擊，重新開辟革命根據地。當然，國民黨軍是不會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紅軍就由戰略防禦變成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則變成戰略防禦了，不但國民黨軍的碉堡主義將失去其作用，而且紅軍還可以發揮特長，在運動中大量殲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必定能夠恢複。”
日後，國民黨軍方軍史專家王多年在讀了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後，這樣寫道：“毛澤東的主張是在閩變發生之時，全盤情勢已有重大變化，為了利用此種情勢，改變原來的作戰方針，由戰略守勢，改為戰略進攻，其進攻目標，指向國軍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動，誘使國軍調離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說全無。如赤匪與逆軍合作，戰力至少可增一倍，在無碉堡地區采取運動戰，作戰線指向蘇、浙要地，可能吸引國軍調離江西，而減輕對贛南圍剿的壓力。”
蔣介石到底害不害怕紅軍和十九路軍的聯合呢？他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的回憶應該算作內參式的權威回答。
當時蔣介石進到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同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裏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去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元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戰事。
如果蔣介石能讀到中共臨時中央1933年11月27日出版的《鬥爭》雜誌，恐怕就不會憂心如焚到醜態百出了。《鬥爭》這一期頭條《福建的事變與我們的任務》旗幟鮮明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力量來揭破他們的陰謀，把我們黨的立場在群眾中清楚地與“人民政府”對立起來。
12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又發表了《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公開表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張和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這樣的一個政府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讀完這樣一篇文章，蔣介石徹底安心了，當即下達了進剿福州的命令。
12月10日前後，蔣光鼐、蔡廷鍇一見蔣介石大兵壓境，派十九路軍參謀處長尹時中到蘇區求援，得到的答複是：你們打你們的，我們打我們的。
蔣介石的本錢很大，並不全像晏道剛描述的那般狼狽。12月10日，他為保障進攻十九路軍部隊側翼的安全，令周渾元率第八縱隊三個師集中黎川地區，翌日向團村、東山及德勝關推進；羅卓英第五縱隊四個師集中在三都、橫店和黎川附近地區，策應周渾元部行動。
僅這做機動用的七個整編師，總兵力就超出了紅一方麵軍的總兵力！
周恩來、朱德一點也不敢大意，決定以三軍團迅速短促側擊，打破和消滅周敵一部；五軍團、九軍團配合行動。
12月12日，紅三軍團、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在團村與敵三個師激戰一天，因各軍團協同不夠，兵力不集中，殺傷敵千餘名，自己也傷亡一千多，兩個師長戰死，沒沾一點便宜。
翌日，周恩來、朱德向中革軍委建議：立刻調一軍團及十四師至康都、西城橋，準備會同三、五、九軍團主力，甚至七軍團主力一部，於東山、德勝之間與陳敵主力決戰，爭得消滅其一二個師，使東北暫歸平靜，而便我戰略轉移。
這樣一個本來應該合博古、李德口味的戰役計劃，也沒有得到批準。因為這個時候，博古和李德已把眼睛移向西麵的永豐。再一點，他們對方麵軍這一級指揮已經厭惡了，不可能再讓前總統領全部軍團進行作戰。李德是個戰術家，布置一場戰鬥，能想到哪裏該放一挺輕機槍；如今握了統帥之權，號令軍團一級的部隊，硬撐著也得讓別人感到他指揮有方。接到周恩來電報後，中革軍委當即複電：下一步要組織西方軍出擊永豐。
周恩來氣壞了。這樣一來，方麵軍總部不是無事可做了嗎？12月16日，周恩來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電文發往瑞金：中央根本不了解前線實際，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請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否則亦請以相機處理之電令給我們。因為這事關戰局責任，使我們不能不重申前請。
李德知道這份電報後說：“有一個方麵軍總部，常常弄得前後方指揮不統一，不如讓他們撤回來。我們完全可能直接指揮各軍團和獨立師、團作戰嘛。”
博古當即表示同意。
於是，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被剝奪了。12月20日，他們接到電令：中革軍委決定將原屬紅一方麵軍各部組成為東方軍、中央軍和西方軍，方麵軍司令部即回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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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變還是給紅軍帶來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完成了博古、李德對紅軍的絕對控製。
12月20日，中革軍委下達了《關於轉移突擊方向和組織三個方麵軍及各軍動作的指示》，決定以第五、第七軍團及獨立六十一團和東北各地方部隊編為東方軍，留在建寧、泰寧、黎川、光澤、金溪一線開展遊擊戰爭，鉗製和消耗東線之敵；第九軍團及獨立一團、四團編為中央軍，在第五軍團左側前牽製和消耗敵人；第一、第三軍團及獨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團編為西方軍，轉移到永豐地區消滅敵稅警總團，並相機消滅敵第九十三、二十七、十三師等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