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從加屈服，李德終當“太上皇”。劉伯承抖李德底細被降職。博、洛矛盾，最高權力圈重新分化。戰略轉移，政治局委員無法得知的天大秘密。驛前、溫坊最後兩戰，一敗一勝，比出毛澤東、李德高低。石城失守，最高“三人團”匆忙決定退出蘇區。為救黨、軍，毛澤東也組“三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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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李德親自指揮保衛廣昌失敗後，他們在紅軍高級將領中的影響力開始衰微。彭德懷對李德的責罵聲無情地剝去了籠罩在他們身上的、來自於共產國際的聖光。一聲“崽賣爺田心不痛”，就把李德從神壇拉到了人間。
這種變化是潛在的、微妙的、漸變的，作為當事人的雙方，甚至在很長一個時期很可能都不會察覺。表麵上看，這隻不過是脾氣不好的彭德懷因為單純的軍事問題和實際主帥李德之間的爭執，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仔細研讀完汗牛充棟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憶後，我們不得不特別看重彭德懷這劃時代的一罵。《周恩來傳》寫道：“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隻憑教科書中的條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陣地戰的經驗，硬搬到中央蘇區強加推行。他的作風又獨斷專行，蠻橫粗暴。大家因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對他相當尊重。他就獨攬大權，發號施令起來。他製定並下達具體的作戰計劃，甚至越過紅軍總部，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作戰。擔任過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說：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裏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紅軍的許多失利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
所有用來嚇人的神和鬼都是人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李德這個“太上皇”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領導人自己給自己造出來的。對“神”和強權的屈服，反過來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強權統治。這是毋須回避的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前，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的獨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血的代價，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機。如果沒有廣昌大敗，如果沒有湘江慘敗，如果沒有長征途中長達十幾個月的因果和共產國際失去聯係而形成的“斷奶期”，中國共產黨能迅速地成熟起來並選擇自己成熟的領袖嗎？這個自立和成熟的過程直到1943年才算徹底完成。（詳情可參見拙著《紅太陽白太陽》）
毛澤東曾以李德不能吃辣椒，喻諷過李德缺乏革命的戰鬥性。毛澤東的聲音終於在廣昌戰役結束時，得到了彭德懷“崽賣爺田心不痛”的聲援，顯得不是那麼孤單了。
廣昌戰役失利後，中革軍委為保衛建寧，命令紅一、紅九軍團由尖鋒、白水鎮地區出發東進，會同在建寧地區的紅五軍團主力和紅七軍團，組成東方集團，由林彪、聶榮臻統一指揮，阻止敵第八、第十縱隊向建寧推進；紅三軍團和第十三、第二十三師等部組成中央集團，由彭德懷、楊尚昆統一指揮，在頭陂、新安等地活動，鉗製敵第三、第五縱隊，阻止其向廣昌以南前進，並掩護東方集團行動。
5月4日，紅一、紅九軍團陸續到達建寧地區。
這一天，林彪、聶榮臻以《關於作戰問題的建議》為題目，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根據敵人的行動計劃，判斷敵每次前進通常至少要走十五裏至二十五裏，甚至三十裏，在這種距離內完全容許我們進行運動戰。我們仍然有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充分機會。我主力寧可多走點路，寧可萬一撲空，隻要時間上趕得上則應當去趕那個機會。我主力兵團可以取得勝利的仗不應放過，對於得不償失的仗，對於勝利條件不大足的仗，則不應以主力進入戰鬥。應切忌過去那樣以主力逼近敵人，與敵對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彈藥，陷於被動。地形條件對於作戰有很大的決定意義，戰勝敵人時的兵力對比的多少不成為重要因素，在山地戰為尤然。如地形條件適宜和戰術運用巧妙等，是能以少勝眾的，至少能消滅敵之一部。
可以看出，這封信不僅僅是在談某一次作戰中的具體問題，它涉及到行動方針、戰略部署等重大問題。其中，直截了當地對廣昌戰役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在軍團級首長上報的建議電中，分量是相當重的。沒有廣昌的大敗，林彪、聶榮臻絕不會寫這樣一封信。
博古、李德當然不會接納這種建議，卻也沒有指責林彪、聶榮臻。他們在回信中寫道：“人們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戰鬥中，誰也無法事先確認一定能取得勝利。”命令東方集團仍采取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法，同敵人去拚。
不過，他此信底氣不足。既然任何戰鬥事先誰也無法確認一定能取得勝利，那麼在戰事不利時獨斷撤退，事後總不能追究責任吧？林彪、聶榮臻無可奈何，隻好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
5月12日，國民黨軍八縱、十縱相繼突破紅五軍團防禦。14日，國民黨軍八個師攻占了距建寧城隻有五公裏的武鎮嶺陣地。
林彪、聶榮臻令七軍團和五軍團一部堅守建寧城，親帶一、九軍團主力，依托馬元橋、同元橋一帶陣地，抗擊敵第八縱隊四個師南進，又令五軍團主力堅守建寧城以東陣地，從正麵阻敵十縱隊西進。
紅軍守建寧的部隊隻有不足三萬人，根本無法抵抗八萬裝備優良的敵人。5月15日，國民黨軍八縱四個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連連突破紅一、紅九軍團防禦陣地，逼近建寧城。是日傍晚，國民黨軍照既定方針，停止了攻擊，鞏固已占領陣地。
林彪、聶榮臻又一次麵對兩難的選擇。明天，敵人八個師肯定會攻建寧，寡不敵眾，敗局已定。明知是這個結局，又不能不打。如果現在就撤，可以減少損失，但無法向博古、李德交待。如果硬著頭皮打，建寧最終仍要丟，付出的犧牲就毫無價值。
建寧曾是紅軍的福地。第二次反“圍剿”時紅一方麵軍攻克這座縣城，“五連勝”在此地畫了一個句號。
1931年的這個季節，紅一方麵軍在建寧悠哉悠哉過了一個月，把建寧、清流都赤化了。毛主席當時判斷敵人要隔些日子才會卷土重來，把部隊都分散了去各地打土豪籌款。當敵人三十萬大軍殺來時，放棄掉建寧連眉頭都沒皺一下。等紅軍拖著敵人跑一個多月，吃了敵人兩個師，建寧又回來了。
此一時，彼一時。“五連勝”的句號已成往事。如今一個“守”字寫在“建寧”前麵，近三萬紅軍陷入了險境。廣昌一失，守建寧更是毫無意義。
5月16日拂曉，國民黨兩個縱隊八個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從北、東兩麵會攻建寧。經過四小時激戰，紅軍漸不能支，林彪、聶榮臻當機立斷，命令部隊放棄建寧，向寧化地區轉移。
這時，敵第三、第六路軍已先後占領沙溪、藤田和龍岡，南路軍占領了筠門嶺。至此，中央蘇區西起龍岡，中經廣昌，東迄建寧、泰寧、歸化、永安、連城，南至筠門嶺，都被敵人占領了。
劉伯承在這個時候也嚴厲地指責了李德瞎指揮。博古、李德也不是好拿捏的。為了彈壓軍隊高級將領反李德的“運動”，他們毫不客氣地把劉伯承由軍委總參謀長降為第五軍團參謀長。
劉伯承也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知道李德底細，因此，他對李德的指責就更有“殺傷力”。李德從此便把劉伯承恨得咬牙切齒。紅軍長征前，李德毫不留情地把劉伯承列在留守的名單裏。據說，後來因周恩來做了工作，劉伯承才又被列入長征的名單中。
把廣昌戰役失敗作為博古、李德統治時期結束的首頁來讀，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理由。因為廣昌之敗，漸漸地把張聞天推到了毛澤東的身邊。眾所周知，張聞天和王稼祥是毛澤東重新崛起的關鍵人物。
是實踐，是一次血染的實踐終於讓毛澤東“水落石出”了。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的一篇筆記，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會議上，我同博古同誌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
張聞天是怎麼還擊的呢？請看《張聞天傳》的一段敘述。
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麵對博古這種蠻橫態度，也無法按捺住內心的氣憤，當即予以批駁。他據理力爭，指出，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責備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以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勝利。今天批評廣昌戰鬥，是說同敵人死拚這種拚消耗的打法是錯誤的。敵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飛機分批輪番轟炸，地上有一個炮兵旅的大炮轟擊，兵力又強大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想靠野戰工事來堅守陣地，怎麼可能？我們絕不應該單純防禦，死守硬拚！應該保存主力，用別的辦法戰勝敵人。這同普列漢諾夫根本反對武裝暴動有什麼相同之處？張聞天越講越激動：博古同誌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汙蔑！我堅持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博、洛兩人在會上爭得麵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誌，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這次衝突過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繼續來讀張聞天的筆記吧。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裏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誌。”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摩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隻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我當時感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裏很不滿意。
張聞天這番話說得很誠懇，也很真實。不平則鳴。張聞天從閩贛回到瑞金時，毛澤東剛好也從粵贛回到瑞金。這時候，因為原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國民黨空軍轟炸了瑞金沙洲壩，中共黨政軍機關和要員都遷到瑞金以西的高地雲石山和岩背梅坑辦公和居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處於無權的地位”，相互間慢慢地親近起來了。
毛、張這次曆史性的親近，廣昌戰役是重要的催化劑。
2
《毛澤東年譜》載：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鑒於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日漸逼近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隨即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不久共產國際複電同意。夏季，為準備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秦邦憲、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
由此可知，作出戰略轉移決定到紅軍長征，整整過去五個月時間。
這次戰略轉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機密中的機密，隻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個人知道。毛澤東、朱德這些政治局委員，一點都不清楚。
《周恩來傳》披露的一個細節，說明在1934年10月上旬，紅軍戰略轉移仍是個秘密。“鄧穎超那時患著肺病，經常發低燒，痰中總帶著血絲。她在行動前不知道這次戰略轉移的意圖，向周恩來談到因為身體不好，不便隨軍行動，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來說：這是組織決定的，個人不能改變。這樣，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編在幹部休養連，帶病隨衛生部行動。”鄧穎超是周恩來的愛妻，職務是原中央局秘書長，她都無法在長征開始行動前得知戰略轉移的意圖，可見這件事的機密程度！
《周恩來傳》又載：“陳毅當時負重傷，坐骨斷了，體內有許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紅軍醫院裏，又無法開刀。他在10月9日給周恩來寫信。周恩來立刻下令衛生部長賀誠打開已裝箱的醫療器材，派兩個醫生給陳毅做了手術。手術後第一二天，周恩來到醫院去看望陳毅，對他說：‘我們很快就要走了，中央決定你留下來堅持鬥爭。’”
也就是說，到了1934年10月13日，陳毅這個級別的高級將領，才知道主力紅軍要撤離中央蘇區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