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廣袤的土地上，有許多形形色色的營盤。說它們形形色色，我想主要是指周圍地物地貌和風土人情的不同，就營盤本身而言，它們的區別微乎其微。建築風格大體一致，老房子總是比新房子多；至於裏麵的人，更不用說了，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穿著一律的衣服，留著一律的發型，操著一律的軍事政治術語，散發著一律的氣味，手中的武器雖。林林總總，但其用途是完全一致的。在我們的棲息地上，再也找不出比營盤中更整齊劃一的人群了。
但是，此類人群的流動性又是其他人群無法做到的，變的是人，不變的是營盤。正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是人類的語言倉庫中最形象獨到的一句描述。如果非要找出一樣東西和營盤比擬，那麼，我認為車站最合適——鐵打的車站流水的旅客。如果再推而論之，拿土地跟它相比也沒有什麼不妥，人總是一茬茬地生，一茬茬地死——鐵打的土地流水的人。這世界，就這個樣子。
當然，那些安營紮寨於大城市的營盤已經越來越不像營盤了，它們呼吸著含有二氧化硫、汽車廢氣和工業粉塵的汙濁空氣，成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的一部分，裏麵三世同堂乃至四世同堂的人家並不少見。而在我爸待過的那類營盤裏，絕大部分人是光棍，一小部分雖有老婆孩子，極少見到三世同堂的。大城市裏的營盤一般都稱作機關，有一年，我爸到軍區機關辦事，正巧趕上周末，我爸說要帶我見見世麵，就把我拽上了。進了機關，他東瞅瞅西看看，居然連路都走不利索了，活脫脫一副鄉巴佬兒的模樣，比我還好奇。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來聯係調動的。機關的一位處長下部隊時，曾暗示他不妨來機關活動活動，爭取調過來。事實上那次他差點兒得逞，如果不是後來他的連隊出了點事，他就會成為機關的一分子，我們全家都會跟著他走進大城市。因此，在回去的火車上，他格外大方地為我買了一罐雪碧，高門大嗓地說：“兒子，痛痛快快喝吧！”那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喝易拉罐飲料，居然不清楚怎麼打開它，慌亂中把拉環拽掉了，我爸最後還是用刀子將它啟開。記憶中那玩意兒辣得舌尖發麻，直到現在，我仍對含有碳酸的飲料不感興趣。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對機關這個詞尤其敏感，曾經認認真真查過一回字典，並牢牢記住了字典上的解釋。字典上說，機關指控製整個機器的關鍵。而我卻總是據此聯想到捕鼠器，老鼠一不小心，就會被它牢牢夾住。
我對營盤的所有印象全部來自於往昔的生活片斷，這種印象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肉，鑽進了我的骨髓，使我一輩子都不會有陌生感。現在，當車子駛近中原腹地的一座營盤時。遠遠地，我就聞到了再熟悉不過的氣味。奇怪的是，我並沒感到衝動。這座不大的營盤靠近一個破舊的小縣城，我們這群新兵是從縣城下的火車，一出車站，我抬眼就看到了不遠處停著幾輛解放牌老式卡車，不用說，是來接我們的車。這種綠漆斑駁的老爺車市麵上已經不易見到了，而它們在營盤裏卻活得滋潤，它們是軍車序列裏的老祖宗，儼然就是軍車的象征。車子駛進營門，新兵們嘁嘁喳喳議論，瞪大眼睛望著營門口持槍站立的哨兵。哨兵的樣子很威武，新兵們一定從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不久的未來，個個都很興奮，露出傻裏傻氣的模樣。我的心裏卻異常的平靜。我看到營門和我爸當年所在的牛頭山軍營的營門幾乎如出一轍：一樣的顏色，一樣的簡易，就連哨兵身後的木製綠色崗亭也十分相似，仿佛是同一個木工做出來的。
這座營盤的附近有一條小河，牛頭山軍營的附近也有一條小河，不同的是，這條小河裏的水質受到了嚴重汙染，水麵上漂浮著肮髒的泡沫，眼下雖是嚴冬季節，小河卻不結冰，水麵上甚至還浮升起縷縷蒸汽。而在我的印象中，牛頭山軍營旁的小河是清澈見底的，水裏遊動著銀色的小魚，河底臥著河蚌和螺螄。傍晚時分，我站在這座營盤圍牆邊的一座土崗上，瞭望夕陽下仍然發不出光來的汙濁的河水，想起牛頭山那座營盤邊清亮的溪流，感受著時光的流逝，內心充滿了溫潤和傷感。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四年，我八歲，剛上完小學一年級。仲秋時節，我幫我媽收完責任田裏的莊稼，正準備種小麥時，我爸風塵仆仆地趕了回來，接我們去部隊。本來我們母子二人隨軍的手續年初就辦妥了，因為我爸所在的部隊鬧鬧嚷嚷說要去邊境輪戰，隨軍就拖了下來。那半年裏，我和我媽度日如年，生怕我爸上了前線有個三長兩短。因為我爸是個軍官，本來就有不少同學嫉妒我，平時他們又奈何不了我，還因為這個原因，我對父母親的稱呼不像本地人那樣叫爹叫娘，而是按城裏人的叫法稱呼爸媽，也使別人覺得別扭。這會兒，他們巴不得我家出點事呢，幸好我們擔心的事沒有發生，因此當我爸到責任田裏尋找我們的時候。我媽把手中的麥種使勁往遠處一揚，說：“不種了不種了，這地不是咱家的了！”
因為過於高興，搬家收拾東西時，我媽顯得格外大方，很多家當都留給了我爺爺和我大伯，隻帶上了少數值錢而又便於攜帶的東西。我也是，除了課本外，我把一應文具慷慨地送給了一個外號叫“鼻涕”的同學，他比我大兩歲，學習成績是班裏最糟糕的，因為長年累月掛著鼻涕，所以落下個難聽的外號。他爹是個酒鬼，他娘是個病秧子，在同學堆裏他穿得最破。我很同情他。“鼻涕”接過我送的東西，抽了抽鼻子說：“我以後還能見到你嗎？”
我推了他一掌，說：“怎麼見不到？等你長大了。去部隊找我玩，讓我媽給你烙蔥花餅吃。”
我的家鄉在魯、冀交界外的平原地帶，不通火車。我們一家拎著大包小包，先乘長途汽車到省城，再轉乘火車去膠東腹地的牛頭山軍營。在離軍營三十裏遠的縣城下了火車，我爸連裏的文書小吳正帶著幾個兵坐在一輛解放牌卡車的車廂板上等我們呢。見我們露頭，他們呼呼隆隆擁上來，搶過我們手中的包袱和提包。我爸皺了皺眉頭說，怎麼沒弄個小車？小吳回答說，管理股就是不給派，連長你以後成了團首長，一定要治治那些勢利小子。我爸哼哼一笑，仿佛他真的當上了團首長似的，不再計較。幾個兵把我們的家當搬上車，大卡車轟轟隆隆往部隊趕，那氣勢一點都不比小車差。我記得那天天氣好極了，太陽暖洋洋地照著秋後幹幹淨淨的莊稼地，牛頭山上的樹葉已經泛黃，遠遠望去，滿山遍野像著了火，透出炫目的色彩。路過那條水流平緩的小河時，我看一條鯉魚露出水麵打了個挺，激起的水花像一張越織越大的蜘蛛網。我興奮地說：“瞧，大鯉魚！”
小吳說：“鯉魚跳龍門。連長，你們家的好日子來了。”
我爸的嘴角抖了抖，沒說什麼。我注意到一路上我爸並沒流露出多麼高興的神情。是因為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嗎？按照部隊幹部家屬隨軍的規定，副營職、當兵滿十五年、年齡滿三十五周歲。這三個條件中夠上一個，即可辦理隨軍。我們母子隨軍是由於我爸當兵滿了十五年。誰都知道，靠年頭辦事是一個很被動的辦法。那一刻我爸腦子裏想些什麼我猜不透，這也是我那個年齡的孩子難以做到的。
車子進入營門時，我看到正對著大門的牆壁上寫著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八個龍飛鳳舞的大字。而十年以後，當我踏進中原腹地的那座營盤不久，在同樣位置矗立的照壁牆上，寫的是江澤民主席的“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
從我出生之後，我媽每年都帶我來一次牛頭山營盤。這是我第八次邁進這座軍營的大門。而且這次進來，我們輕易不打算和它告別了。
我覺得從這一天起，我才算真正走進了我爸的生活。而在那之前，他對我是陌生的，陌生得形同路人。
我爸扛槍當兵與他的父親我的爺爺有著極大的關係。魯、冀交界處的葦河鎮是個優美而寧靜的地方，葦河是一條寬闊的河流，它上麵連接著黃河，下麵和幾條不知名的河流相接，據說一直通到天津衛。在那個地方生活，當然挨餓是免不了的，那年頭挨餓是平常事，不必大驚小怪。可我爸出去當兵絕不單單是為了混飯吃。我爸他們家的家境還是不錯的，我爺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膀大腰圓，渾身有使不完的力氣，二兒子也就是我爸個頭兒沒他哥哥高，力氣也比他哥哥小，但是他同樣很能幹。再就是我爸上過六年半學，在鎮上也算是個有文化的人了。而我大伯連學校的門檻都沒邁進過。有兩個能千的兒子，再加上我爺爺自己又正值盛年，這個四口之家的小日子過得也算是有滋有味的。
寧靜是葦河鎮的一大特色，那裏除了鳥鳴、人語和牲畜的叫聲，你聽不到別的聲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外麵的世界鬧得雞飛狗跳，可葦河鎮就是不為所動，我行我素。但到一九六八年秋天，大喇叭裏傳來的情況卻讓人們緊張起來。大喇叭上說，蘇修在東北邊境不斷製造事端，裝甲車碾過界碑，軋死我邊民，軋死我漁民，搶劫我漁船；接著又說蘇軍朝我軍邊防巡邏隊開火，戰爭陰雲密布，等等。但過了一陣子，人們又有點疲態了，心想烏蘇裏江、黑瞎子島、珍寶島什麼的，離咱這兒遠著呢。可我爺爺不這麼看，他尚未完全遲鈍的嗅覺告訴他，後麵肯定會發生一些事情。
果然，剛過完年，就傳來征兵的消息。鎮裏的一些適齡青年和他們的爹娘開始睡不安穩了，他們想方設法找茬口，試圖逃避被送往東北邊境。也不知我爺爺當時是怎麼想的，反正他和別人不一樣，他背著我奶奶，也沒和我大伯商量，就替他的大兒子第一個報了名。鎮革委會領導樂得直拍屁股，說老王呀，你不愧是個老兵，覺悟就是高。我爺爺的臉騰地紅了，他頭一低手一擺，小聲說應該的應該的，沒啥沒啥。可他回到家裏後，我奶奶卻抓住他又撕又咬，說老東西你心太狠，為了自己這張老臉，連親生兒子的小命都不顧了。我爺爺一動不動，任她撕任她咬。那邊，我大伯氣呼呼的，抬腳把一隻青瓷尿盆跺成了八瓣。在我的印象中，我爺爺是一個非常慈祥的老人，我從沒見過他對人發過脾氣，更沒見過他動過誰一指頭，人總是樂嗬嗬的，就連遇到來家裏偷食的野狗，他也是笑模笑樣地哄勸它走掉了事。但在那一刻，隨著青瓷尿盆鑽心刺肺般的裂聲，我爺爺猛地掙脫開他的女人，一個箭步奔過去，對著大兒子的黑臉膛就是一個響亮的耳光，他氣咻咻地說；“想不到我養了一個熊包！”
一家人都愣住了。過了好久，才聽見我大伯囁嚅道：“行，我是熊包，我認了。你呢？你算什麼？”
這句話幾乎將他的親爹擊倒在地。我爺爺霎時呆若木雞，然後捂住樹皮樣粗糙的臉，蹲在地上半天沒起來。在我長大懂事以後，才知道了我爺爺年輕時的複雜曆史。抗戰中期，日本兵來到葦河鎮，燒了他家的房子。我爺爺一氣之下參加了抗日武裝，在葦河兩岸的青紗帳裏打鬼子殺漢奸。他負過傷立過功。抗戰勝利後，遊擊隊編入正規軍，調到隴海鐵路線上和國民黨軍作戰，而這時我的家鄉正進行土改，我爺爺家分得了二畝水澆地。淮海戰役快結束時，給師長當馬夫的我爺爺收到同鄉捎來的一封家信，信上說，他的老母親每天都到土地廟裏燒香磕頭，保佑兒子平安歸來，眼睛都快哭瞎了；信上還說，由於爹娘身體不好，新分的二畝地裏沒收獲幾粒糧食。也許就是這封信阻斷了我爺爺前進的步伐，他在部隊即將進行渡江作戰時停止了他革命的腳步，曆經艱辛回到了家鄉的土地上。恰恰就是這個差錯，一筆勾銷了他曾經有過的光榮，使他在後來的歲月裏總是覺得底氣不足。不久，全國解放了，他的戰友們進了城，日子越過越舒坦。我上學之後，有一天收音機裏講到一位著名將軍的名字，將軍那時是某某軍區的司令，我爺爺既自豪又羞澀地告訴我，他為這個人牽過三年馬。又說，不知那匹雪青馬現在咋樣了，那可真是一匹好馬，日本種。曾經有好心人慫恿我爺爺到縣民政局找一找，要點補助，畢竟打過仗負過傷嘛。我爺爺頭搖得像個貨郎鼓，他說：“我老王再也丟不起人了！”
我大伯的一句話讓我爺爺大病一場，他不停地嘟囔：“誰給我去問問，看部隊上要不要我，若是要，我去。”我奶奶偷偷提著兩盒點心去找鎮革委會的頭頭，請求把她兒子的名字撤下來，人家當即就翻了臉。“你當這是鬧著玩的？”不由分說就把兩盒點心扔到了院子裏。轉天，武裝部來人喚我大伯去縣裏體檢，可我大伯不見了，過後才知是我奶奶把他藏到了鎮外一座廢棄的磚窯裏。我爺爺急得團團轉，武裝部的人臉色很難看。後來我爸反複想過，他的爹那天如果過不去那個坎，也許就沒臉活在世上了。關鍵時刻，是我爸站了出來。那時他正害著胃疼病，小臉枯黃，腰彎得像隻蝦米。他的爹從沒打算讓他背井離鄉。我爺爺早就認為他的大兒子是扛槍吃糧的最佳人選。耳鳴目眩之際，我爺爺聽到他的二兒子平靜地說：“爹，我去試試吧。”我爺爺恍若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的膝蓋一陣亂抖，懵懵怔怔地說：“你？你去？好，好好。”接著又說了一句傻裏傻氣的話：“你願意去，我給你當兒子都成！”多年以後我爸對我說，那一刻他特別擔心我爺爺給他跪下。
一九六九年三月，剛過完十八歲生日的我爸懷揣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奔向了不可知的未來。臨動身前的那幾天，我奶奶不停地衝她的男人大哭大鬧，她的男人突然就湧出眼淚，說：“要是兒子真遇上個三長兩短，下輩子我做牛做馬報答他。”而我的父親臨走時依然平靜地對他的父母說：“是死是活，都是我自覺自願的。”
往後的曆史背景人們都清楚了，六十年代末東北邊境的戰火很快就熄滅了，它僅僅成了和平時期的一段小插曲。我爸根本沒獲得親耳聆聽槍彈聲的機會，同大多數士兵一樣，他們的心房隻是跟著戰爭劇烈顫動了幾下，很快歸於沉寂。
他們這批新兵在靠近渤海灣的一片沙灘上訓練了一個半月，原說要隨某某軍調往東北邊境，因局勢很快緩和下來，他們心裏踏實多了。訓練結束後，他們被充實到牛頭山軍營。這座軍營占地麵積很大，牛頭山北麓的漫坡地全被劃拉進來了。但裏麵駐軍不多，隻有一個步兵團，師部在離此一百公裏外的T市。據說當年日本人和國民黨都曾在這兒屯過兵，某些至今已經搖搖欲墜的房屋就是曆史的見證。
這個步兵團曆史上沒有什麼卓著的戰功。新中國成立以後，名牌部隊和非名牌部隊的命運是大不一樣的。名牌部隊之所以出名，是因為戰爭年代打過某些大仗惡仗，被授予某些榮譽稱號，它的副產品就是湧現出許多叱吒風雲的英雄，產生了一大批星光閃爍的將領。於是，在遠離戰爭的年代裏，在同樣的條件下，那些名牌部隊照樣風光無限。這就好比一座村莊，這個村莊送走了一批批有出息的子弟，他們日後當然會時常想念他們的出發地，這個村莊的興旺發達也就指日可待了。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和我爸坐一個車皮去部隊的林久法，老家離我們葦河鎮二裏遠，他和我爸在同一個新兵連接受的訓練。有一年我見過他一回，也沒覺出他比我爸強多少，甚至某些方麵還不如我爸，但他卻比我爸幸運多了，全因為他下連時給分到A軍M師。臨分手時林久法還哭了鼻子，說老鄉們都去牛頭山，隻有他一個人去A軍，到那兒連個照應都沒有。豈不知A軍便是一支名牌部隊。他和我爸差不多同時當上連長的，不久，軍長來他的連隊視察工作，意外地發現，林久法使用的床鋪、辦公桌等一應物品都是當年軍長在這個連當連長時使用過的。軍長立馬就對林久法另眼看待了。這以後林久法一帆風順，我和我媽隨軍的那一年，林久法已經當上了團長。又過了八年，我爸轉業時，從M師傳來消息，林久法當師長了。這消息還真把我嚇了一跳。我媽望著我爸，搖搖頭說：“嘖嘖，看看人家。”我爸則虎著臉，一言不發。我想在這樣的時刻，他是沒有發言權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走進牛頭山軍營的人不是十分幸運的。許多年裏，它仿佛被外部的世界遺忘了，波瀾不驚，平淡無奇。有人統計過，從這裏走出的最耀眼的人物隻是一個副軍長，而且他在副軍長的位置上隻幹了三個月就被查出患有嚴重的肝病，提前離休了。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和我媽到達牛頭山軍營時，這件事剛剛發生，營院裏人人都流露出憂心忡忡的樣子。
我爸的命運偏偏就和這樣一座營盤連在了一起。同時和他的命運連在一起的，還有那些曾經與他朝夕相處的弟兄們，當然也包括我們全家。從當兵開始，一直到轉業，時光就在不知不覺中嘩嘩流走了，走得是那麼倉促，甚至他自己都來不及回味。從一九六九年五月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他在三連待了近二十年時間，當過炊事員、通信員、副班長、班長、代理排長、副排長、排長、副連長、連長，每一個崗位上都灑下了他數不清的心血和汗水。一個人在一個連隊待這麼長時間不挪地方，這種情況恐怕是不多見的。
實在說，我爸並沒有什麼雄心壯誌，他很少想過將來要當多大的官。當軍人告別了戰場之後，你就無法用殺敵的數字來衡量他的功績了。軍人的價值標準似乎也就僅剩一個：看他的職務高低。這真是一個無奈的價值標準。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我爸，他無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軍營裏有一句很流行的話：“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話實在是蠻不講理，現實中真正能當上將軍的人有幾個？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往往是那些沒想當將軍的士兵正是好士兵。
我爸的頭腦中是否有過想當英雄的念頭，我表示懷疑。一九六九年，他出人意料地頂替他的哥哥當兵，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顧全他老子的臉皮。在新兵教導隊搞訓練的日子裏，他常常做噩夢，生怕訓練結束後調往東北邊境作戰。但他又絕不是一個膽小鬼，如果真的讓他上了前線，他不一定就比別人差。他那時的思想一定十分複雜，不是一句話就能概括的。一九七九年南部邊境之戰爆發前夕，牛頭山軍營騷動得很厲害。即將開往前線的傳言像流螢一樣紛飛，很多幹部戰士寫血書，要求上前線，我爸沒有寫，他甚至連不痛不癢的決心書都沒有遞給上級，據說他隻是偷偷摸摸寫了一封情意切切的遺書，是留給我爺爺和我媽的，從上麵絲毫看不出英雄氣概。當上級正式決定他們團不參戰時，擔任副連長的我爸立即吩咐炊事班長：“晚上多弄幾個菜。”一九八四年初，又有小道消息傳來，部隊可能拉到南方輪戰，那時邊境的槍炮聲仍在零零星星響著，部隊去輪戰並非空穴來風。後來我聽一些老兵講，那陣子他們連長的脾氣非常之大，宛若凶神惡煞，動不動就黑著臉訓人，嚇得大夥兒躲著他走。後來，事情過去很久了，老兵們還心有餘悸，說在你爸手下幹了好幾年，從沒見他這麼厲害過。
我長大成人之後，曾就這個問題和我爸探討過一回，他深深吸一口煙，說：“人怕死是很正常的，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怕死，因為他不光為自己活著，他還為親人活著。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非要死？當然，話又說回來，如果需要他去死的時候，他也不應退縮，比如上了戰場。所謂不怕死，都是逼出來的！”
在我爸漫長的軍旅生涯中，一直未遇到直接麵臨生與死的機會，我不知道他對此感到遺憾還是感到慶幸。
我們母子二人正式住進牛頭山軍營後，我到牛頭鎮中心學校插班讀二年級，我媽則到部隊辦的家屬工廠上班，那些從各地農村隨軍來的家屬們整天嘻嘻哈哈，她們生產一種沒有注冊商標的澱粉，我媽從村莊來到營盤裏後還是要和糧食打交道。
從軍營到牛頭鎮，大約二裏遠。出了營院大門，沿著河邊的油漆路，一直往前走，拐一個山口就到了。牛頭鎮是個比較大的鎮子，比我們家鄉的葦河鎮繁華多了。這一帶雨水充足，空氣濕潤，姑娘們的臉蛋全部像優質蘋果那樣，白裏透紅，紅裏透白，讓乍一闖進來的外地人目醉神迷，喉嚨發癢，腳下打滑，傻話連篇。當地人主要靠種植水果為生，春天有草莓，夏天有杏子、櫻桃，到秋天就更不用說了，漫山遍野都是蘋果、梨子、葡萄、桑葚和肥桃，尤以蘋果最多。深秋時節，蘋果樹像新娘子臉上突然被揭走的紅蓋頭一樣。這時，成熟的果實暴露在清風豔陽之下，個個紅彤彤、羞答答的，令人眼花繚亂；那些更膽小更害羞的，仍然躲藏在幾片橢圓形的葉子或同伴身後不肯出來，隻是偶爾露一個臉兒，給你一種朦朧的想象和牽掛。而此時的蘋果樹則像一個剛由中年進入老年的婆婆，在她勤勞一生曆經風霜之後，終於把數不清的女兒拉扯大了，她高興得直搖晃，身子骨兒哢哢作響，仿佛在自豪地說，都來瞧瞧吧，我這群閨女有多漂亮，如果你喜歡，就把她領回家吧。
真的，我不騙你，秋天把牛頭鎮變得萬紫千紅，沉甸甸的、累累的果實幾乎把它淹沒，大氣中彌漫著水果的混合醇香，五十裏外都能聞到，讓你不知不覺中步子變得輕飄，一副要醉倒的樣子。如果爬上牛頭山並非高不可攀的頂峰，你會發現自己陷入各種各樣的果實的重圍，牛頭山仿佛也變成了一枚巨大的果實。放眼望去，北麵的軍營像一塊方方正正的棋盤，東北麵鎮街的形狀像一片邊緣不齊的樹葉，那條明亮的小河宛若一根彈性十足的扁擔，把軍營和鎮子擔了起來，恰好夾在軍營和鎮子之間的一座突兀的牛頭狀山頭仿佛就是那挑擔子的人。再往遠處看，正在行駛的一列火車像毛毛蟲似的；縣城灰蒙蒙的，猶如一團落地不動的烏雲……我不想再往下說了，我不往下說你也能猜出，牛頭山是一座世外桃源，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後來我在牛頭山營盤正式居住的日子裏，常常爬到山頂上去，望著遠方出神。
我去牛頭鎮中心小學報到那天，是爸連裏的文書小吳送我去的。在連隊，文書是士兵裏最牛氣的人，其地位好比領導的秘書，少不了幹些出頭露麵的事。小吳是四川人，個頭不高，眉角有一顆女人那樣的黑痣，說話有點“蠻”，走起路來像一股小旋風。小吳當新兵時，有一次我爸拉開他的床頭櫃，發現裏麵有很多零幣，鋼鏰兒一摞摞碼得規規整整，外麵套上白紙，看上去像一支支放大了的煙卷，紙幣則齊齊地用女孩子紮頭發用的橡皮筋捆著。小吳說，家裏為了讓他當上兵，拿出哥哥定親的彩禮請了客，他得攢錢幫哥哥早點把媳婦娶回來，多攢一分是一分。聽了這話，我爸決定讓小吳當文書。我爸對那些前途渺茫的人總是抱有深刻的同情。小吳對我爸的感激之心也是顯而易見。按說他是我爸的戰友，我應該叫他叔叔，他卻讓我叫他哥哥。兵們就和他開玩笑，說大春叫我們叔叔，小吳你也得叫我們叔叔。大春是我的小名。小吳臉微微一紅說，喂喂，各論各的，各論各的。
帶我去新學校報到的路上，小吳兩條細腿像搗蒜的錘子似的，速度特快。他不得不時常停下來等我。後來他幹脆讓我騎在他肩上，馱著我走。傍著道路的小河像一條青絲緞帶，潺潺的流水聲仿佛來自天外，河兩岸是成片成片的果園，熟果甘甜的氣味濃得化不開。我們迎著朝陽走了不一會兒，小吳就氣喘籲籲了。他說：“弟弟，你要是個女娃子多好。”
我咯咯笑起來，說：“我要是個女的，你不成了豬八戒背媳婦了嗎？”
他忙說：“對對，我是豬八戒，你是新娘子。”
在我們身後，稀稀拉拉跟隨著十幾個差不多和我同齡的學生，他們都是部隊幹部的孩子，也是去鎮上學校上學的，他們跟在我們身後，羨慕地望著小吳肩膀上的我，小聲嘀咕著什麼。他們一定在議論我是誰家的孩子。到了街口，小吳放下我，牽著我的手往前走。我們腳下的這條街在牛頭鎮是最繁華的，兩邊都是店鋪，有理發店、鐵匠鋪、海產店、幹果店、小吃店和百貨店，幾乎所有的店鋪門前都擺放著一堆堆的水果，果農們守著一杆秤，耐心地等顧客上鉤。小吳說：“弟弟，你得記住路，以後自己來上學。我倒想天天送你，可連長不會同意。”
我大聲說：“沒問題！”
路過一個賣葡萄的攤位時，攤主主動和小吳打招呼。攤主是個中年人，禿頭，細眉，兩隻豆眼灼灼有神，像兩粒黑葡萄。他麵前的葡萄堆上落滿了蒼蠅。小吳衝他打趣道：“老拐子，你的蒼蠅多少錢一斤？”
攤主大手一揮，蒼蠅迅疾飛離。他說：“怎麼是蒼蠅，吳班長你瞧瞧，我這可是有名的品種玫瑰紅。”可他說話的工夫，蒼蠅們又紛紛降落下來。
小吳說：“老拐子你還嘴硬，你快看，這到底是賣葡萄還是賣蒼蠅？”
攤主就又轟趕蒼蠅。小吳衝我說，其實咱牛頭山的蒼蠅並不髒，都是吃新鮮水果長大的。如果蒼蠅能賣錢，咱這兒的蒼蠅肯定能賣個好價錢。當攤主得知我是三連王連長的兒子時，拎起一大串葡萄就往我懷裏塞，這時我才發現他的左腿有毛病。小吳替我謝絕了，說老拐子你別拉攏我小弟，王連長知道了要罵我。那些背著書包的部隊子弟已經走到我們前頭去了，小吳又重牽起我的手趕路。他告訴我，老拐子的老婆腿腳也不大利索，他先前是個酒鬼，喝起酒來啥也不顧，氣得老婆跑回娘家死活不想回來，還要和他打離婚。有一次我爸去鎮裏辦事，見他在路邊拎著個酒瓶子，灌一口酒抹一把淚。我爸二話不說，上前奪過酒瓶子，提溜著他去了二十裏外的牛角鎮他丈人家，好說歹說，才使他老婆回心轉意。我爸還當著那家人的麵踢了他一腳。從那以後，他果真戒了酒，承包了一座葡萄園，老婆還為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小吳補充說：“不過，他種的葡萄還不是最好的。劉寶亮種的才是真正的玫瑰紅，吃一顆能甜得你翻一個跟頭。弟弟，哪天我領你去他家的葡萄園玩玩，他有個女娃子叫劉玲，她的耳垂和你的差不多，又大又圓，像一顆瑪瑙。”
牛頭鎮中心學校建得蠻氣派，一律紅磚到頂的房子，房前屋後栽著高大的白楊和低矮的垂柳，操場上鋪著細沙。小吳直接領我去了二年級一班。他那時還擔任著校外輔導員，經常給學生們講雷鋒劉胡蘭董存瑞邱少雲的故事，和學校的人很熟。他對一位剛走進教室的白白胖胖的女教師說了幾句什麼，女教師笑盈盈地看我一眼，然後俯身衝已經各就各位的一大片腦袋說：“同學們，你們又多了一位新同學。他爸爸就是大軍三連的王連長。你們中有些人見過王連長，王連長年年都帶兵參加助民勞動，幫我們不少同學家裏幹過活……”
女教師話沒說完，同學們就都自發地站了起來，桌椅板凳一陣亂響。隨後就是連成一片的掌聲，仿佛在歡迎一位剛從戰場上歸來的英雄。我心裏熱乎乎的，傻乎乎地站在教室門口，披一身明亮而新鮮的陽光，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
剛到學校的那段時間，我感到非常孤獨，主要是和大夥兒不熟悉。鎮上的孩子把我們這些軍官子弟當作“貴族”看待，總覺得隔了一層什麼。那些軍營裏的孩子在我進來之前已經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我要想加入某一個小圈子，還需要時間。每天上學放學的路上，我常常一個人孤零零地走。那時我還沒學會普通話，我那帶有土腥氣的口音也影響了我和同學們接觸。當地人自然說他們當地的方言，但大夥兒都在說同一種方言，我的口音夾雜在其中就顯得很不協調，仿佛我是一隻遠方的鳥，飛到別人的林子裏來了。因此我下決心學普通話。後來我終於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了，我想這是牛頭山營盤賦予我的本領。
那段時間，我媽也顧不上我，她剛進工廠，工廠裏的一切都讓她感到新鮮。她跟在那些比她早進廠的家屬們的屁股後麵問這問那，還忙著和其中的兩個拜“幹姐妹”。一到星期天，就央求人家陪她去縣城轉悠，但也沒看見她買過什麼東西。隻要她從廠裏回來，屁股上、袖子上、鞋上肯定沾著白乎乎的澱粉，頭上臉上也是，看上去像一隻麵口袋，我疑心她是存心不拍打幹淨。有一次我對她說：“你身上都是粉。你是不是可以用洗衣服的水做麵湯？”她瞪我一眼，說：“小狗日的，你笑話我是不是？”
我爸呢，幹脆連麵都不照。他常常一個星期不回一趟家，而家離他的兵舍不過三百米遠，偶爾回來換身衣服，一支煙沒抽完又走掉了。忙是一個原因，我想主要的還是他不習慣家庭生活，一個人獨身慣了。一天下午我放學回來，推門就見他正蹲在院子裏的水龍頭下麵洗衣服，我說：“讓我媽洗嘛。”他一愣，仿佛這才想起老婆已經隨軍，髒衣服不用自己動手洗了。他馬上站起來，甩甩手，撓撓頭說：“我剛才就覺得不太對勁嘛。你媽回來讓她給我洗淨晾幹，明天我還要穿。”話沒說完，人已走出大門。一天深夜，我和我媽早已睡下，突然聽到外麵敲門，我媽不高興地說，鬧嚷嚷地你想幹什麼嘛。他在外麵說，肚子餓得咕咕叫，回來找點吃的。我媽以為他會在家裏住下，誰知他拿著兩張卷了蔥的大餅揚長而去。我媽氣哼哼地關緊門，對我說：“你爸把連隊當成了家，咱家倒像是旅館，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牛頭山軍營沒見幾個這樣的，我們娘倆大老遠跟他跑這兒來，到底圖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