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斷角嶺北坡突圍的後況1937年10月28日晚上，斷角嶺的勇士們開始了求生的突圍。
北坡衝下來的人幾近全部戰死，我爺爺和章兆銘、白義彰等三十多人被俘，後被殺害。北坡隻僥幸突圍出去了十幾個人。
這十幾個人後來都生死茫茫了。我隻查清了其中三個人的下落。
第一個是楊鐵莊，南嶺鐵皮莊人。
楊鐵莊突圍出去後，和幾個人參加了林南蒼縣的抗日遊擊總隊，後來編入八路軍129師。他作戰勇敢，立了不少戰功。到解放戰爭，他已經當了副團長。他還曾與我二姨共事多年。解放後，他又參加了抗美援朝，任某師副政委。1953年回國後，轉業到新疆一個地質公司當黨委書記。1963年，他曾回鄉探親，來古家莊探望過二姨，那天他在二姨家喝酒，二姨讓我到供銷社打山棗酒，我記得那天楊鐵莊喝醉了。楊鐵莊走後不久，便派了一支地質隊來野民嶺找金礦，找了三個多月，一無所獲，便撤走了。二姨失望至極，大罵地質隊是白吃飯的。楊鐵莊60年代調到北京地質部。“文革”開始，他被整得極慘。因為在望龍山當過土匪的那段曆史，他被紅衛兵捉去交待問題，打斷了三根肋骨，後來被弄到雲南一個幹校去勞動。他的老伴是冶金部的一般幹部，“文革”初被整得患了精神分裂症，1969年跳樓死了。楊鐵莊1975年被落實政策，在南方一個地質公司當“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我在一篇新聞報道裏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他隨一個地質隊進山檢查工作，心髒病猝然發作，死在山上。他當時是地質部的一名高級幹部。作為優秀革命幹部的典型，當年的報刊上很是宣傳了一陣子。
楊鐵莊的大女兒叫楊曉青。1968年從北京中學畢業回野民嶺插隊。當時，我二姨跟縣裏說了說，調她到野民嶺公社當了廣播員。她的普通話說得很好。1973年，我回鄉探親見過她，她長得的確很漂亮，眼睛長得特像楊鐵莊。那年，我本家堂叔李義民的兒子李洪年也從河北省石家莊中學畢業回鄉到李家寨插隊。那年，李洪年到公社幫著寫批判稿，認識並愛上了楊曉青，一勁追她。二姨也願意成全他倆。1974年，二姨跟縣裏說了說，推薦他們兩個去上工農兵大學。這年，我轉業到了省報社記者部（從此，我便以談歌的筆名發表文章至今），他倆臨走前還來省報社找我玩了一天。在我印象中楊曉青很活潑，還能寫詩歌，她臨走交給我她寫的幾首詩，後來我在報上給她發了兩首，那時寫稿沒稿費，我隻給她寄去兩張樣報。
過了不久，“批林批孔”運動開始鬧得厲害了。我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楊曉青和李洪年合寫的文章，他倆聲明反對走後門，堅決和資產階級法權決裂，要求回野民嶺繼續紮根幹革命，讓更有資格的貧下中農子女來上大學。我讀完後愣了，又讀了一遍才相信是他倆，我暗暗替李洪年惋惜了一番，當時我從直覺上認為這是楊曉青瞎激動。依照李洪年的性格，我猜出他純粹是跟著楊曉青瞎起哄。
這一下，他倆很是紅了一陣子。
聽家鄉來人說，他倆回到野民嶺後，李洪年仍舊老老實實上山幹活，楊曉青則到處被請去做報告，在報告裏還點名說二姨是資產階級法權代表人物。她的報告還簡要地在保州市的報紙上登了。林山縣委放出話來，準備調楊曉青到縣團委當副書記。
二姨大罵李洪年是豬腦筋，又罵楊鐵莊養了個混帳女兒。
1976年以後，便沒人請楊曉青做報告了。原來縣委要調她到縣團委的許願也告吹了。她便回公社廣播站，但公社說廣播站不缺人了。她點名批了二姨，批了公社，公社當然記恨她。她隻好到鐵皮莊的生產隊下地幹活，但她隻幹了幾天，就說要回北京治病，於是她就走了，走時連李洪年也沒告訴。她沒再回來，聽說她當了兵，走的楊鐵莊一個老戰友的後門。後來又聽說，她隻當了一年兵，就轉業到了Ｚ市一家報社。從此就聽不到她的消息了。
1983年，我曾突然收到她寄來的一本小說集，是她寫的。
我讀了，印象不深，或者說水平一般，現在連書名也忘記了。
後來又收到她一封信，信上說她到Ｚ市文聯當專業作家了。信中還夾寄來一篇小說，要我在報上給她發表。我便把她的小說轉給文藝副刊的同誌，到底用了沒有，我沒有追問，我這人馬虎，後來把這事給忘了。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對不住她。
1989年鬧那場政治風波時，我聽說楊曉青也到天安門絕食去了。我不奇怪，她那種性格是會去出那樣風頭的。但我不相信她會餓肚皮，她那聰明勁兒是不肯吃那種虧的。後來在報紙上，讀到她一篇要當精英的文章。再後來又聽說，她跑到國外去了，看來她立誌要當精英了。
李洪年一直在林山縣幹。1977年他考上了省農業大學，畢業後又回到林山縣，後來當了西嶺鄉的鄉黨委書記。後又當了縣辦公室主任、副縣長。後來又到省委黨校學習了半年，回來後調任蒼南縣常委、副縣長。看來，李洪年要在蒼南縣紮根了。但我總感覺李洪年的性格不適合作官，他重感情，愛激動，這恰恰是官場所忌諱的。
李洪年結婚比較晚。妻子是他大學的同學，在蒼南縣當宣傳部長。我沒見過。曾聽表妹說，長得沒楊曉青漂亮。結婚那天，表妹也被請去喝喜酒，李洪年竟喝醉了，醉得一塌糊塗，他哭著喊楊曉青的名字，誰也勸不住，鬧得很不愉快。看來李洪年一直沒忘了楊曉青。
表妹後來跟我說這件事時，也動了感情，大罵楊曉青不是人，沒良心，坑了李洪年好多年。我不便陪罵，隻好幹聽，罵了一會兒，或許她罵得沒意思了，便不再罵了，歎口氣軟軟地說：“說到底，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命！”
命？性格即命啊！
第二個人叫郝占奇。野民嶺西嶺郝家集人。
聽父親講，郝占奇是郝家集大地主郝振明的大兒子，後來在林山縣學堂讀書參加了共產黨。1937年10月28日是他和另一個叫王什麼（名字不詳）的人把於默然和我大伯的親筆信送上山的。突圍那天，他堅決要隨爺爺從北坡突圍，以掩護東坡和西坡的突圍。他竟沒死，衝了出來。郝占奇後來在林山縣武工隊當小隊長，後來轉入正規軍。因為他有文化，提升很快，抗戰勝利那年，他已是團政治委員了。1946年“五·四”指示後，郝家集分了郝振明的地，郝占奇的弟弟郝占生和妹妹郝秀芬不服，與村長郝大倉頂撞，於是被揪鬥，戴高帽子遊街。郝占生因在村裏作惡頗多，遊街的時候竟被圍觀的山民打死了。郝振明一口氣窩住，病倒了。他派郝秀芬到部隊找郝占奇。郝占奇帶了兩個警衛員趕回來，當夜把郝大倉幾個農會幹部抓到家裏審。郝占奇指著大倉的鼻子吼：“老子打日本打老蔣，你們抄老子的後路。你們找死啊。”
郝大倉不服，和郝占奇頂撞起來，後又對罵開了。郝占奇被罵惱了，從腰裏掏出手槍嚇唬郝大倉。
郝大倉更不服了，拽開上衣，拍著胸脯：“開槍嗬，誰不敢誰是丫頭養的。”
那幾個農會幹部見郝占奇窘了，都哄笑著向前湊：“開槍嗬！”
郝大倉更加得意地嚷嚷起來：“開槍嗬！”
郝占奇血往上湧，臉都漲紅了，他咬咬牙，真的開槍了。
郝大倉和那幾個農會幹部全倒下了。
郝大倉臨死前笑道：“你還……還算有……種！”
郝占奇當天夜裏就回部隊了。
這次惡性事件，驚呆了林山縣政府，派人找到郝占奇的部隊。部隊把郝占奇抓了。軍區當夜研究後下令：槍斃郝占奇。於是郝占奇被槍斃了。
據說槍斃郝占奇是秘密的，誰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執行的。郝占奇的棺木，被郝振明派人弄回去，埋在了郝家集。
我父親回憶說，郝占奇家裏原有一個老婆，郝占奇當了八路軍後，她守在家裏，1942年日本人掃蕩，被打死了。郝占奇在部隊又找了一個，叫喬玉蘭，是軍區文工團的，給郝占奇生了一個女兒。郝占奇死後，喬玉蘭帶著女兒嫁人了。嫁給誰了？我父親記不清了。
一步錯，終生錯。人真是要注意自己在偶然情況下的理智。悲劇常常在感情衝動下鑄成。郝占奇的確是個悲劇人物。按照我父親的說法，郝占奇若不死，依照他的才能，前途該是很大的。我父親一直認為郝占奇是一時氣憤殺人，而當時軍區的結論是：郝占奇屬於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我常想，這個結論放在當時或許有必要。放在曆史上去看，是不公正的。但是，曆史總是匆忙的，曆史沒有精力給每一個不公正的結論重新做結論。
也許，郝占奇被曆史匆忙地忽略了。
第三個人叫馬占魁，也是郝家集人。
我父親對馬占魁印象很深。馬占魁原是郝家集的貧苦山民，因和人打架打死了人，才跑進望龍山當土匪的。馬占魁長了一顆大頭，很聰明，但不愛說話。他上山後很被白義彰看重，白義彰教他認字，他跟白義彰學會了陰陽八卦算命測字。他還下得一手好棋，在望龍山沒有對手。他曾做過我爺爺的賬房二先生，幫著白義彰管理望龍山的經濟賬目。他突圍出去之後，一直在江湖上亂跑。後來跑到河北省張家口，殺了個鬼子弄了條槍，又幹開了打家劫舍的買賣。後來糾集了幾個人到張家口的黃羊山落草，但他隻當了幾天的山大王，便給日本人剿了，把他關進監獄。他後來又越獄跑出來，跑到北京。經人介紹，進了警察局，當偽警。他做人手黑，民憤極大。日本人投降那年，他又溜回張家口，開了個客棧（我想也是黑店）。同年，他參加了一貫道，幫助國民黨政府屠殺了不少共產黨員，血債累累。張家口解放後，他作為要犯被通緝，他跑到宣化，在宣化老君觀當道士。鎮壓反革命那年，他隱藏不住，便自毀了容貌，溜回林山縣，在林山縣城外擺酒攤兒，後來被省公安局的人捉了。據說捉他的人是一個名叫高世方的偵察員。馬占魁被捉去後很快就槍斃了。他是一貫道塞北片的壇主。《一貫害人道罪行錄》中有關於他罪惡的記載。
馬占魁曾在張家口娶妻生子，他的後代已不好查詢，沒有一點傳說。
二斷角嶺東坡突圍的後況東坡的突圍隊伍由我二伯帶隊。
二伯帶著二百多人從東坡突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阪田在東坡下布置了與北坡同樣猛烈的火力網，二伯他們一下子就撞進了網裏。衝在前邊的百十多人一下子就被如風的子彈擊倒了。後麵的人湧上來，與日本鬼子拚開了白刃，被螞蟻一樣多的鬼子團團圍住，大部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坡下的冰凍的積雪，都被血溶化了。
二伯被一條狼狗撲倒，人和狗滾在了一起。二伯死死咬住狼狗的脖子，他身上被那畜生撕得血淋淋的。二伯終於咬斷了那狼狗的脖子，滿嘴的狗血，他被人拉起來，跑出了包圍圈。亂哄哄潰散之中，他不知道拉他的人是誰。
二伯一共帶出去三十多人。他們一直向南跑，後來在途中遇到國民黨第15集團軍27師。二伯便帶著這些人參加了國民黨的部隊。二伯他們所在的那個團的團長叫林克凡。聽二伯講了斷角嶺的戰況，林克凡很受感動，讓二伯當了排長，後來又當了連長。二人由此相交很深，後來，林克凡跟二伯拜了盟兄弟，並介紹二伯參加了國民黨。由此，二伯成了我的父輩中一個國民黨員。我小時很奇怪二伯，他為什麼沒有像電影和小說裏描寫的那樣，及時受到地下黨的點化，最後投誠起義呢？而且他還幹的挺賣力氣，後來竟還一步步爬上去了。
1942年2月，仰光告急。中國政府應英軍要求，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林克凡部劃歸200師59旅。林克凡任旅長，二伯任炮兵營長。1942年4月27日，59旅在曼德勒與日軍56師團交火，損失慘重，英軍沒有按預定計劃參加會戰，撤出了戰鬥。59旅殘部向北撤退，林克凡在途中中彈負重傷。後來犧牲。林克凡臨絕前，把二伯叫到身邊：“好兄弟，我死後，把我的屍體燒了，骨頭帶回去。”
二伯流著淚點頭。
林克凡歎道：“入緬作戰，寸功未見，大敗而歸，我好恨嗬！”言畢，恨恨地咽氣。
二伯燃化了林克凡的遺體，接替林克凡，帶著59旅四百餘殘部回國。
林克凡的遺骨被二伯埋在了昆明。
《民國英烈辭典》中有林克凡的條目：林克凡，字亦前，河南新鄉人，黃埔六期畢業生。二伯應屬於機遇和能力同步的那種人。由緬歸來，他官運亨通。1946年，他升任國民黨的少將旅長，1948年底，他被南京政府派往北平，勸說傅作義將軍抵抗到底。臨行，被破格升為中將師長。當時傅作義將軍已決心起義，傅將軍與二伯有過幾次見麵的交情，他十分器重二伯，曾經婉言勸二伯留下。
二伯拒絕說：“一臣不事二主，我不好同共產黨合作。”
傅將軍說：“棄暗投明，李將軍何必如此頑愚不化。”
二伯說：“黨國待我不薄，怎能反目為仇。”
傅將軍再勸：“蔣家為民眾拋棄，敗勢天定。”
二伯淒然一笑：“我隻有玉石俱焚。”
傅將軍正色道：“我若強留下你？”
二伯說：“我必自殺以謝將軍。”
傅將軍長歎：“罷了。人各有誌。”
傅作義用飛機送我二伯去了上海。
後來，二伯隨湯恩伯去了台灣，一直在國防部任職。1969年，二伯突發腦溢血，死於台北國民黨陸軍醫院。終年67歲。
二伯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大女兒嫁給了加拿大一個華裔商人，是做紡織品生意的。二伯母隨去同住。小女兒名叫李娜，在台灣中央大學任教，教授先秦曆史，在台灣頗有些名氣。1988年，她到香港參加一個文學討論會。會議期間，她要到廣州遊覽，計劃在白雲賓館住一天，她打電話托統戰部門尋找她父親家族的人。統戰部的同誌找到了我，我就到廣州去看她。由此，我知道了二伯以上一些情況。
我陪她在廣州玩了一天。她很高興，我最後一直送她上飛機。在飛機場臨別時，她送給我一塊金表和一套她研究先秦諸子的文集做紀念。
我也送了她一本我寫的書。我對她說：“李娜，有機會讓二伯母和姐姐回大陸看看。她們也該給祖宗們燒點紙了。”
她笑笑，點點頭，便轉身走了。
我心裏慨歎一聲，野民嶺對於她來說，是淡漠的。
李娜走出幾步，突然停住，回過頭來，咬著嘴唇，目光淒楚地望著我，竟已是滿臉的淚。
我心中大顫。我閃電般地讀懂了李娜的目光。
哦，野民嶺嗬！
隨二伯突圍出去的三十多人，又隨二伯去了緬甸。但歸來的不足十人。後來，這幾個人大都參加了內戰。後大都不知下落，隻有兩個人在平津戰役中被俘，解放後關押在撫順戰俘營裏。
一個叫曹大牛，俘前是上校團長的職務。1955年被赦，舉家回鄉參加勞動。他是南嶺曹家集人。“文革”中被該村貧下中農批鬥，曾自殺，未遂。“文革”後，被選為縣政協委員。1987年病死。他有一兒一女，都已成家立業。他孫子曹友鵬是林山縣有名的養雞專業戶，現有五個養雞場。
另一個叫鄭南嶺，是南嶺楊莊人。俘前是陳長捷手下的少將副師長。1962年特赦，他在功德林改造時學會了機械修理。特赦時要求到工廠勞動。由此分配到北京鋼鐵公司的車間裏當修理工。1972年退休。鄭南嶺從沒回過家鄉。有鄉親進京來找他，他也不見。很怪。我寫此篇前曾去北京采訪他，不料他已於幾個月前去世了。
鄭南嶺的一妻一子在平津戰役中失散，到他死時也沒有音訊。鄭南嶺沒有再娶。他不寂寞，他武術極好，在北京教授了不少徒弟。他退休後住在北新橋一個四合院裏，他的徒子徒孫常來陪他聊天。他的徒子徒孫幹什麼的都有，工人、幹部、軍人、醫生、教員、郊區的農民、商店售貨員種種（這是“文革”中鄭南嶺沒受到衝擊的重要原因。他的一些徒弟是造反派頭頭）。每到夏日傍晚，他的徒子徒孫便在他的院子裏和他神聊亂侃。鄭南嶺一點兒也不斯文，光著膀子，坐著小馬紮，揮著大蒲扇，喝著茶水，談笑風生。時而讓徒兒們在他眼前走幾招，他再指點一番。他一個在菜市場當經理的徒弟回憶說：“師傅愛放鳥，常有徒弟買些鳥送去，師傅仔細端詳，然後把鳥籠放在院子中央，打開鳥籠，看著鳥兒飛上天，良久注視，直到看不見了，便大笑，極開心的樣子。”
鄭南嶺的後事是他的三徒弟主持辦的，很隆重。他的三徒弟在北京一個無線電廠當生產副廠長，姓方，我去兩次才找到他，方廠長談著談著落了淚：“師傅為人極正。教功夫、更教人。有一回老九（鄭南嶺的九徒弟）在西單跟人家撞了車子，雙方吵起來，老九火了，一腳把人家踢了個嘴啃泥，揚長而去。圍觀的有人認識他，便找師傅告了狀。師傅把老九叫來，當著我們的麵，給老九來了個掃堂腿，老九摔出去四五米。師傅青著臉說：‘今天讓你嚐嚐恃強淩弱的滋味。你走吧，我不再是你師傅了。’老九嚇得一個勁兒地認錯，師傅不理他，高低讓老九走了。後來，老九的妻子得了癌症，到處求醫問藥，師傅聽說了，拿出兩千塊錢，讓人送去，老九接了錢，哇哇大哭。找到師傅跪下了。師傅說：‘我不是真趕你走，你性子太野，要磨一磨。你給你家裏的治病，病好了，就回來吧。’但沒等老九回來重新認師，師傅就去世了。”
我問方廠長：“鄭師傅談起過他在國民黨部隊的曆史嗎？”
方廠長搖搖頭：“師傅從不談，我們也不敢問，師傅曾提起過他在野民嶺跟日本人打仗。記得師傅說那一仗打得極慘，到處是血。山裏的石頭都浸紅了。許多弟兄的身子都炸碎了，東一支胳膊西一條腿的。師傅常感慨：‘現在怕是沒有誰知道這些死去的人了。’”
我感到鄭南嶺晚年是極思念野民嶺的。
但他為什麼一次也沒回去看看呢？
他為什麼那麼喜歡放鳥兒呢？
沒有人能回答這些了。
三斷角嶺西坡突圍的後況父親對我講，那天晚上他和六伯隨著楊懷義帶領的二百多人由西坡下山。楊懷義說：“西坡沒有路，日本人不會在西坡攔堵。”但是，突圍時卻遇到了料想不到的困難。西坡竟是日本人防範最強的，而且日本人似乎已經料到山上突圍的人會從這裏下山。父親認為是王壽山算定爺爺會從這裏突圍，才讓日本人在西坡設伏的。看來對付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最有辦法。
父親說，他們剛剛下了西坡，敵人機關槍就叫起來了。衝在前邊的人刮風似的倒下一大片。楊懷義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個局麵，但他稍稍亂了一下，就冷靜了，他大喊一聲，讓人們向西南坡跑，西南坡底下是一條深澗，楊懷義讓人們從那裏攀住野山藤溜下山底。但是斷角嶺西南坡極陡極險，黑夜中，人們向前跑時，有許多人踩空了，滑下澗，便不知生死了。
楊懷義帶著父親、六伯一百多人悄然溜下西南坡深澗，但隊伍中有人過於緊張，槍走了火，守衛在澗底的日本人便圍了過來，一場血戰開始。衝在前邊的楊懷義和我六伯等五十多人被日本人的機槍打倒了，眼睜睜看著這批人就要葬身澗底，這時日本人的身後響起槍聲，後來才知道這是於友亮帶來的林山遊擊支隊在日本人的屁股後麵打響了。我父親帶著餘下的人趁機趟開一條血路，衝了出來。楊懷義和我六伯沒能衝出來。
被於友亮接應出來的不足40人。
這支不足40人的隊伍，參加了於默然和我大伯領導的林南蒼縣遊擊總隊。不久，於默然發展我父親入了黨。我父親後來又在李家寨、石門莊等幾個村子發展了一批黨員。林山縣黨史記載，這些村子由此建立了黨的組織。這裏要記一筆的是，我父親去袁家村發展黨的組織時，認識了一個梳著大辮子的姑娘。她叫袁桂蘭，後來這個袁桂蘭就成了我父親的妻子。父親1940年和袁桂蘭結婚，袁桂蘭就嫁到李家寨，後來當了李家寨的婦救會主任。一年之後，袁桂蘭還給我父親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叫李華。可誰也沒有想到，袁桂蘭最後跟我父親竟是一個悲劇的結局。這是解放之後的話了，我將在第五章裏寫這段故事。
聽父親講，那時入黨很容易。看中了你，便派人去問你，你若同意，便記上個名兒，就算是了。日後黨裏有事便找你。三五個月或半年一年交一次黨費。黨費沒有標準定額，大多拿糧食、藥材什麼的交上去即可。
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我父親是胡編亂造，我曾采訪過野民嶺一些老共產黨員，他們講的與我父親講的大致相同。他們說，那時如果看中了誰，就派人去問：“你在黨吧。”
“有甚用？”
“為打日本哩！”
“在就在。”
“好，你起誓不反水。”
“我起誓，若反水就不是人養的。”
“再起誓，被捉住不咬人。”
“咬人天打雷轟。”
“好，你在黨了。”
然後，發展人回去向支部書記彙報，支部書記便在黨員名冊上添上一個新名字。
就這樣簡單而且容易，絕沒有層層審批蓋章的複雜程序。
中央黨史記載，中共中央對黨外積極分子入黨的考驗曆來非常嚴格。朱德元帥就曾被當時個別中央領導長期關在黨外，提出幾次申請，均沒被批準，最後，還是在法國被周恩來介紹入黨的。
如此看來，一些政策法令執行到基層便常常走樣，這也是由來已久了。
我父親參加了林南蒼縣抗日遊擊總隊之後，便在於默然手下工作。他發現於默然總和大伯爭吵。父親後來說，他那時還不知道我大伯是左傾盲動。此後過了幾個月，在我大伯的堅持下，遊擊總隊攻打蒼南縣城，失利，傷亡很重。省委便把大伯調到省委搞農運工作。於默然接替了我大伯的職務。1940年4月，我父親隨於默然編入八路軍正規部隊。抗戰勝利後，又隨於默然參加了平津戰役。解放後，於默然和父親先後轉業到地方，兩個人才分手。父親轉業到保州市鋼鐵廠，於默然則回到保州地區任副書記。他沒有想到，他後來又與我大伯在一起工作了。我父親後來回憶說，於默然和我大伯李震傑真像是一對打不散的冤家。
父親對於默然十分尊敬，他始終認為於默然是一個才子型的幹部。於默然經常親自動筆寫文章，常有文章在省報和地區的報紙上發表。有幾篇很是轟動過一時。作為個人而講，於默然確是有天分。他是我黨的一個很出色的幹部。他長期在農村工作，他的工作作風是很務實的。多年槍林彈雨的生涯，又使他這種務實的性格中，有了一種奮不顧身的衝鋒槍手榴彈的個性。他資格很老，但是解放後他一直沒有受到重用，是因為他常常抗命不遵，敢於給上級提意見。跟於默然共過事的一些老同誌都說，於默然性格孤傲，不合群，不隨大流。換句話說，於默然的個性太強了。而官場曆來需要共性，不需要個性。個性太強的人是要吃虧的。1959年，於默然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除去當時的曆史條件，其中很大程度上，有著於默然性格上的原因。
插話：於默然的故事
我開始寫這部書的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無論如何也躲不開於默然這個人物。於默然是在中共林山縣黨史上發生過重要作用的人物。
於默然是野民嶺南嶺於家集人。他個子不高，不大愛講話，戴一副近視眼鏡。他曾是林山縣學堂的1933年畢業的高材生。
於默然是1934年在南方參加共產黨的。1992年，我在為寫這本書收集素材時采訪他時，他向我出示了一張照片，照片已經發黃變脆，上邊的於默然留著分頭，戴一副眼鏡，像一個文質彬彬的學生。他說這是他1938年在林倉縣任縣委書記兼抗日遊擊隊總隊長時照的。我想象不出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人，竟然曾是林倉縣的抗日遊擊總隊隊長。他手裏至少有幾十條鬼子漢奸的性命。於默然身體不好，那是戰爭年代給他留下的紀念。他頭部留有一塊彈片，一直沒能取出來。然而，卻沒有影響他敏捷的思維。
於默然那天竟然對我說，他參加共產黨這件事，說起來十分偶然，他本來是去參加國民黨的。至少是想在國民黨裏混點什麼的。我聽後嚇了一跳，但於默然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這種話題也不是能開玩笑的。
下麵是我第一次對於默然的采訪後的錄音整理，經過於默然的審閱。現在抄錄在下麵。
於默然自述（摘錄）
……1933年，我18歲。那年林山縣遭遇了本世紀最為嚴重的一次特大幹旱。旱魔吃掉了千餘名山民。那是一個陽光毒辣的黃昏。我從林山縣學堂畢業了，我當時想去廣州，走之前，我回家與父親告別。村外的田野在烈日下已經是一片焦土。我的父親正在村頭枯坐，他看到我，便仰天長歎：“孩子，你還回來幹什麼，你已經念過書了，去逃一條生路吧。”我當時心中十分愴然，就沿著龜裂的土地，背著西墜的太陽向東南去了。我當時走出很遠，回過頭來，看到父親那枯瘦的身材定在七月流火的田野裏，像一株已經被烤幹了水分的野草。我知道從此很可能回不到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了，我撲通一聲跪倒，向遠遠呆望著我的父親磕了三個頭，之後，長長地哭一聲：“爹啊！”我的哭聲如訴，我感覺我的哭聲悠悠地四下散開，無力地落進了沒有收獲的田野。
我隻身去廣州，是林山縣學堂王鶴鳴老師介紹我去的。王老師說他在廣州有一個親戚在政府裏做事情，王老師給我寫了一封信。我便揣著王老師的信走了。我那時並沒有什麼遠大的政治抱負，隻是想去解決一下肚子的問題。王鶴鳴老師，是倉南縣人。抗戰開始後，老先生在倉南縣抗日政府任宣傳員，寫標語。1940年夏天，被日本人抓住活埋了。
我走到武漢時病倒了。當時，我的肚子裏已經沒有了一點兒熱量，我感覺肯定走不到廣州了。如此說，當人們奔向一個既定的目標時，首當其衝的是要具備體力上的實力。我記得我發著高熱，歪歪斜斜地躺在了武漢的街道上。我斜眼盯著這座花花綠綠的城市，當時的心情真是絕望極了，我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躺在這樣一個亂哄哄的地方。武漢人嘰嘰喳喳地說著我根本聽不懂的土語。街上是一座座的樓房，我眼暈得很，有時還能看到街上跑小汽車，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小汽車，感覺很像家鄉田野裏那些放大了的硬甲蟲。
我竟然沒有躺倒。後來想起來應該算是一個奇跡。我虛弱得像草一樣的身體，竟然趕走了病魔。我記得我三天沒有進一點兒水米，我隻是不想死，不甘心。我覺得死在那樣一個不明不白的地方算什麼啊？我拒絕在那樣一個讓我眼暈的地方死去。人真的有這麼大的耐力嗎？我後來一直懷疑我當時也許餓昏了，記憶有誤。這些年全國興起了氣功熱，好多大師都可以辟穀，就是說可以幾個月不吃一點兒東西，甚至可以幾年不近一點兒人間煙火。許多人都深信不疑，我卻不信。但是由此說，我三天不吃一點兒東西，又能算什麼呢？（大笑）我也許還算聰明，認定自己是走不到那個名叫廣州的城市了。我就在當地謀食了。我去了一家航運公司，給人家扛大包，很像現在的民工打工仔（笑）。而這一個決定，也就有了我後來的命運。幾個月後，我在公司認識了一個叫範大哥的漢子。他叫範五，我想那是一個化名。那個範大哥是共產黨，一年後，範大哥介紹我參加了共產黨。我當時入黨的動機是很不正確的，我當時是抱著一種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舊意識入黨的。一個遠離家園的流浪漢，是需要朋友的。許多共產黨的知識，我是後來才懂得的。我由此得到了一個新的人生。後來我奉命回到林山縣搞革命宣傳工作，從此我與範五同誌沒有了聯係。聽說他是抗戰中犧牲的。
1934年，我任中共林山縣委宣傳幹事。後來調到省敵工部任副部長。部長是李震傑同誌（李震傑即我大伯）。1935年我曾因為反對省委副書記張明同誌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撤職處分。1936年張明同誌犧牲後，我的處分撤銷。1937年9月，根據抗戰形勢需要，省委將林山、倉南、倉山三縣合並，成立林倉縣。調我和李震傑同誌到林倉縣委，李震傑同誌任縣委書記兼縣抗日遊擊隊總隊長，我任縣委副書記，兼遊擊總隊政委。1939年秋天，在研究攻打倉南縣城時，我反對李震傑同誌的左傾盲動主義，李震傑同誌將情況上報省委，我被省委批評。後攻打倉南縣城失利，遊擊隊傷亡很重。1939年底，李震傑同誌調走。我接任李震傑同誌的工作。
1940年春天，我領導的林倉抗日遊擊總隊，劃入八路軍正規軍。由此我離開林倉地區。此時，林倉縣撤銷。此後，1940年至1949年，我先後任八路軍129師軍需部副處長、處長。後調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幹部部副部長。
1949年，我轉業到保州地區任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53年任地區行署專員。1958年，我頂著不辦人民公社食堂。這件事被中央通報批評。後來毛主席到保州地區視察，批評了我。省委派員到保州地區督戰，此時李震傑同誌由林山縣委調到保州地委當書記。我一直不大積極按照李震傑的指示辦。比如我一直反對把林山縣變成人民公社。我也反對在倉山縣推廣那種簡易樓房。我曾經跟李震傑說：“勞民傷財，要讓後人罵的啊。”李震傑同誌好幾次嚴厲地批評我，後經他提議，交地委討論，決定不再讓我管農業，保州地區開始大辦食堂。我在會上發牢騷說：“什麼食堂萬歲，我看這種東西活不過三歲。”後來我被拔了白旗，這句話被做為反動言論，被保州地區反複批判過。
我與李震傑在曆史上就鬧不團結，後來有人說，省委把李震傑提到保州地委當書記，就是要他去搬掉我的。是不是這樣，已經不好考證。但我知道當時管幹部的省委副書記趙千裏同誌對我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見，我和趙千裏同誌於1942年開始共事，他一直是我的上級，他總批評我驕傲自大，目中無人。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全國開始反右傾，我被趙千裏同誌點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是彭德懷的走狗。我被撤職，保留黨籍。我不認識彭德懷同誌，可是組織上認定我跟彭德懷有著思想上的必然聯係，認定我追隨彭德懷惡毒攻擊了社會主義製度，攻擊了三麵紅旗。
省委派人到保州地委宣布對我處分那天，李震傑主持會議。那次會議同時宣布了十幾個人。散會後，李震傑單獨留下我，李震傑似乎有話對我說。那天屋裏很冷。冬天的風像鞭子一樣抽打著窗子。屋裏的牆角處有一個火爐子，我感覺身上很冷，就坐在爐邊烤火。李震傑坐過來，他臉色蒼白地看著我，似乎想說些什麼，可他好像一時不知道從哪裏說起。
我看著李震傑，艱難地笑笑：“老李，今後我們不會總見麵了。”李震傑說：“老於，我們是黨的人，應該任勞任怨啊……”我生氣地說：“任勞任怨我能做到，但不能亂扣帽子。我何曾反黨？你知道我的性格，士可殺不可辱是舊話，我們黨內不能說這個話，可是……”李震傑擺擺手，打斷了我的話，他遞給我一支煙：“老於，你不要因為撤職……”我知道他誤解我了，我搖頭說：“老李，我不是沮喪失去了職務，你我相處二十多年了，雖然總是意見相左，但是相知很深。你我都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我們連命都不怕丟掉，還怕丟掉官職嗎？我不理解的是，我究竟錯在什麼地方了？彭總錯在什麼地方了？也許曆史給於我們的擔子太重了，我們無力承擔。”李震傑臉色蒼白地說：“我同意把你劃成右傾，但我不同意把你定性為反黨分子。”我長歎一聲：“我不會怪你的。誰都受過別人的委屈，誰也都委屈過別人。這個道理我懂，曆史自有公論，在此關頭，古人說過，為官者或者選擇一時寂寞，或者選擇萬古淒涼。我隻能選擇寂寞一時，我決不會選擇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不取萬古之淒涼。但是我們會付出不該付的代價。如果隻是錯誤地處理了我們幾個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倒也罷了，怕的是今後……”李震傑的聲音突然變得冷了：“老於，你現在還是黨員，要服從。”我點點頭：“你將來是要對曆史負責任的。”我說完這句很沉重的話，就轉身向門外走去。李震傑喊住我，走過去，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們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四目相對，我呆呆一笑：“從此後，你的耳朵就清靜了，聽不到我跟你吵了。”李震傑艱難地笑笑：“你多保重啊，你的身體……”說著，李震傑轉身從提包裏取出一個紙包，遞給我：“這是二百塊錢，我知道你大手大腳慣了。”我愣了一下，就接過去，轉身走了。我沒有想到，我與李震傑就此一別，竟成永訣。我再回到那間地委會議室時，已經是20年之後，那時李震傑已經死去18年了。實事求是地講，我與李震傑同誌在曆史上是一直搞不到一起的。但是，我始終認為他是一個好同誌。他年齡比我大十歲。
我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拔了白旗之後，先是被貶到倉山縣商業局當計劃科副科長。1964年，我又被調到倉南縣的李家莊公社當副社長。那些年我情緒很不好，變得不愛說話，有人說我總是苦著一張臉，大概是一副憂國憂民的呆相吧。（苦笑）“文革”中，我被下放到倉南縣的一個村裏勞動。農民們沒有人嫌棄我，他們對我很好。那個村子裏的造反派也沒有整我。也許人們認為我實在是一隻死老虎，身上已經實在沒有油水可榨了吧。1979年，我被平反，摘掉了右傾帽子，回到林山地區任副書記。20年，世間有多少變化，我的職務如原地踏步。
地委安排我抓農業，我熱火朝天地搞開了分田到戶責任田。林山地區由此成了全省的一個農村改革的典型。1982年我調到了省裏，擔任了省委副書記。1985年離休。
我離休之後……（下略）
那天，於默然沒有對我談他突然離休的原因。據我了解，於默然從省委副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是一件很突然的事。在這之前，省委傳說於默然可能調往中央。但當時中國的改革形勢發展很快，於默然對當時的中國改革在看法上出現了問題。或者說，他終於趕不上曆史潮流了。1982年，於默然親自處理了一起私營老板雇工案，引起了諸多議論。這件事的起因是一個農民進省城開辦了省城第一家私人飯店，雇工17名，這在當時已經是沸沸揚揚的大事件了。省委政策研究室將此事作為動態報告了省委，認定是雇工剝削。當時省委頒布的政策是個體工商戶雇工不得超過兩名。當時於默然批複這件事時，定性為剝削，下令取締了這家私營飯店。而當時全國的改革開放形勢已經如春潮洶湧，以於默然個人對抗強大的社會潮流，加之他在具體處理這件案子的時候又過於自信，師心自用，既沒有對地方上的情形作周密的考察，也沒有派專人去調查案情，聽取聲辯後再做出實事求是的裁決，於默然的失察已不待言而自明了。於是，於默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改革派的同僚們的攻擊和參劾。事情還沒有結束。1985年，省裏開展了一場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討論，關於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於默然對城市裏出現的一些私有經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這個問題上，於默然和當時的省委書記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之後，於默然打報告要求離職休養。獲準。可以說，於默然在他的人生選擇的路口，是主動退下來了。或者說，他是在曆史的轉彎處，被甩下車來了。或者，他是自己掉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