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下)(2 / 3)

退下來的於默然,沒有像一些老同誌那樣,去到一些很賺錢的公司去兼職。有一段時間,高薪聘請他的人踏破了門檻,可他都堅決地回絕了。他的客廳裏,有一幅中堂,是北京一個挺有名氣的書法家的墨寶。上麵的題字是:“布衣暖,菜根香,識時務者如此。”我那次去於默然家,看到了這幅字,啞然。我看到了這個老革命者淡化了的心態。

我那次去找於默然是第二次采訪他,我是為正在趕寫的一篇關於大躍進時期的文章找一些素材。我事先打電話邀了一下,他很爽快地答應了。

那天天氣挺好,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我坐在於默然的客廳裏,窗台上是幾盆綠得要滴出水的仙人掌,開著幾朵豔豔的小黃花。於默然哈哈笑著,我知道他的心情很好,就開門見山端出了話題。我想請他講一些關於1958年那個狂熱年代中一些荒謬的事例。

於默然竟沉默了。窗外的鳥兒卻好聽地叫著。

悶了好久,於默然苦苦一笑:“那個年代不好就一句話說清楚的,我現在倒有了一種新的觀點。”

我笑道:“您說。”

於默然的目光有些淒迷:“也許那個年代是對的,你想想看,自古以來,一盤散沙似的中國人,何曾像五六十年代那樣眾誌成城,那樣堅不可摧,怎好讓人一盆涼水澆滅啊。”

我頓時愣住了,我實在沒有想到於默然會這樣講。我仔細地看著於默然,我相信我當時若照照鏡子,我的臉上一定全是尷尬。

於默然望著天花板,灰灰的眉毛揚起來:“大躍進時有一首挺有名的民歌:‘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你聽到過這首蕩氣回腸的民歌嗎?”

我笑了:“是一種狂妄。那時這種民歌太多了。”我讀過一本《紅旗歌謠》,那上麵都是些假大空的東西。

於默然嚴肅地看著我:“你也許太簡單了,那也是一種中國人的精神。你沒有讀出那裏邊關於中國人的氣魄。而現在人們都在金錢的廟堂裏頂禮膜拜了,人們缺少的不正是這些嗎?你能夠說這就是進步嗎?”

我一時呆住,我開始回憶那段曾被寫進小學課本的歌謠: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於默然也許說得對,那的確是一段振撼人心的歌謠。我不得不承認那裏邊有一種讓人血熱膽壯的大氣魄。

我感覺到了於默然的深刻。和我父親一樣,他們這代人都有一種過來人的深刻。可是,他們真的過來了嗎?曆史有時像一條河,許多人會永遠留在河的那邊。留下他們的,有時並不是波濤,也不是河那邊的花花草草。而是別的一些什麼。是什麼呢?我一時說不清楚。

於默然悠悠地說:“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主席所處的位置,思考問題決不會像彭總那樣,他所肩負的曆史責任也不允許他像彭總那樣思考問題。這一場事變,彭總是英雄,毛主席也是英雄。當然,這是我的一家之言了。”我搖頭苦笑道:“您這樣說不是自相矛盾嗎?”於默然一臉正色:“不矛盾。事情是複雜的,曆史有時不能以勝敗論英雄,有時也同樣不能以對錯論是非。隻要不是書呆子,你就會理解這樣一個道理,真話不見得是對話。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一個簡單的真話與假話的界定,還與時機、形勢有關係,更與民族、國家的利益有關係。同樣一句真話,十年後是對的,十年前就講不得。一切要利於大局。”他的眼睛亮亮地盯著我。我還是反對說:“您講的不是大局問題,您是含混了曆史。”於默然並不理會我,而是一路說下去了:“彭德懷元帥是偉大的,彭總敢於以一個唯物主義者的真實態度,直麵現實。他不怕龍顏大怒,敢於直諫上書,是一個為民請命的好官啊。毛主席也是偉大的,消沉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啊,剛剛被共產黨振奮起來的民族精神,毛主席不許可讓人拔掉氣門芯。六億人的氣不可泄啊。沒有這一股氣,我們就不會安詳地走過三年自然災害。想想看,三年自然災害,放在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承受得住嗎?我們承受住了。盡管我們付出太大的代價。”

一時間我有點發愣,於默然講了一種我從沒聽到過的觀點。我總感覺他在什麼地方錯誤著,可我一時想不透徹。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在什麼地方錯誤了。我承認毛主席偉大,我也認定直言上書的彭德懷元帥是千古悲劇。

於默然苦苦一笑:“現在說起來,人們好像都變得滿嘴的道理了,說我們閉關鎖國了多少年,當年你想開放,可你開放得了嗎?美國人整整困了我們二十多年啊。真是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啊!毛主席要是沒有那麼強大的精神,我們就得給人家磕頭了喲。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什麼工業也不會有的大農業國,還談什麼原子彈,還談什麼機械化,見鬼喲。”於默然激動起來,一陣劇烈地咳嗽。我呆了呆,思索道:“也許您講得有道理,但是我感覺當年把精神推到了一個極致,和今天把物質推到一個極致,是同樣的兩種錯誤。”於默然看看我,笑了:“我們不爭論。”他站起身,走出門去。太陽已經升高了,金燦燦的光芒撲射得於默然滿身滿臉。我從後邊看去,於默然的腰竟依然是直直的。我感慨不已,他已經是一個80歲的老人了,還竟有如此敏捷的思維。

沉悶了一刻,於默然轉過身來,緩緩地說:“小平同誌講得好,如果風氣搞壞了,經濟上去了還有什麼意義?改革絕不能付出精神文明這樣一個代價啊。”他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對我講這番話的。於默然講到這裏,他朝我苦笑著:“我當時是反對大躍進的。現在老了,卻有些懷念那段歲月了。我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了?也許我真是有些老了,有些懷舊了。1958年,那真是一個中國人豪邁的年代。你知道什麼叫做無人售貨嗎?”我笑道:“知道,我聽說那年月人們都在忙生產,路邊的售貨亭沒人售貨,誰要買東西,就把錢放在那裏,把東西取走就是了。一天下來賬是不會錯的。”我很早就聽父親講過這個曆史。於默然點點頭:“是啊。那年月幾乎不知道什麼叫做偷竊。現在想起來真好像是在講神話。但我們的確在那樣一種神話中生活過的啊。”我笑道:“我總懷疑那是強製後造成的結果。”於默然愣了一下:“強製?你們這一代人好像不大喜歡強製,可你們知道強製的必要嗎?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人們為了孩子不學壞,能夠避免一些強製的手段嗎?再比如,如果為了維護人們安定的生活,國家能沒有強製的紀律嗎?如果人們隻是空談,好像還不大理會,但當你在街上被一個壞人搶劫的時候,你還會反感國家的強製嗎?”

我臉紅了,我無言以對。我知道在這些問題上,我遠遠比父輩們淺薄。

於默然看出我的窘迫,笑道:“我總感覺你們這一代人在什麼地方迷失了,你怎麼看價值迷失?”我愣了一下,笑道:“我也說不好。”我實在不願揭開一個沉重的話題。於默然歎了一口氣,說道:“你也許知道,一個解放軍戰士和幾個壞人做殊死搏鬥,身負重傷,那麼大的事跡,隻是給他提拔了一個排長了事,而一個青年歌手,一參軍,就按團職待遇了。這合適嗎?”他搖搖頭:“也許我的腦筋真是舊了,跟不上了。好了,先吃飯。”

那天,於默然一定要留我吃午飯。中午飯吃得悶極了。於默然一聲不吭,我十分後悔剛剛跟他爭論,老人或者真的生氣了。吃罷了飯,於默然喊我到他的房間去。我進去了,見於默然怔怔地坐在沙發上,兩隻眼睛空空茫茫的。我很小心地坐在他身邊。我沒有先說話,屋裏很靜,靜得有些壓抑。

於默然突然問道:“你知道林山縣那個叫劉誌強的扶貧模範鄉長嗎?”

我想了一下,點點頭,記起了劉誌強這個人。我是1993年在我四舅家第一次見到他的。他是現在野民嶺南嶺鄉的鄉長,一度被新聞媒體炒得很熱,事跡也非常感人。他在南嶺鄉當鄉長十幾年了,常常跑省裏市裏要扶貧款給鄉裏搞項目。然而他的家卻窮得底兒掉。報紙上宣傳他,說劉誌強鄉長家裏沒有一條像樣的被褥。我不以為然,我不知道這樣宣傳他,是對他好還是不好。再則,我也不相信他家裏果真沒有一條像樣的被褥。我事先已經聽說過這個人是很能鑽的,幾乎所有林山縣出去的老幹部或新幹部,他都找過,想法要扶貧款。1993年,他去保州市幹休所找我四舅,求我四舅幫著跑一些扶貧款。那是我第一次見劉誌強,他抽著旱煙,坐在四舅的院子裏,皺著眉向我四舅訴苦。劉誌強長得很高,像一棵沒有營養的豆芽菜。他見到我四舅時,雙手跟我四舅握手,連聲說:“古司令,全靠您了,全靠您了。你是咱們縣出去的老前輩了,可要幫助咱們縣脫貧啊。”他說得挺動感情。四舅是從來不給家鄉人辦事的。我親眼見過幾次古家莊的人在四舅那裏碰釘子,四舅連見也不見這些人。記得1973年,我二姨古玉梅活著的時候,曾經親自寫過條子,請四舅托關係給古家莊弄一點兒化肥,四舅沒給辦。不僅沒辦,還把那個拿著二姨寫的條子來找他的支書罵走了(二姨後來與四舅交惡跟這件事也有關係)。我曾經怪四舅太絕情,那畢竟是家鄉的事情。四舅一臉嚴肅地告訴我,省裏曾經給林山縣一些貧困村子撥下去很多救濟款子(那時不叫扶貧款,叫救濟款)。“結果怎麼樣?把那些人養懶了。”四舅憤憤地對我講。1993年,劉誌強找到我四舅這裏來了。劉誌強那天像一個演員一樣在我四舅麵前做戲,拍著胸脯說:“隻要我劉誌強還有一口氣,我就要把村子裏的水井打下去,徹底改變村子裏幾代缺水的麵貌。”四舅竟被他感動得老淚縱橫,連連說:“行,這件事,我破下老臉來,也要爭取下一筆扶貧款。”那天,四舅給劉誌強寫了不少條子,告訴他到省裏找這個人或者找那個人。總之,劉誌強心滿意足地走了。事後,四舅很是誇獎了劉誌強幾天。後來我知道了,這個劉誌強實在是一個騙子,跑回去的扶貧款都挪用做了別的了。我四舅卻一直懷念著這個劉誌強。我不願意說破這件事。我耽心老人生命中最後一點兒對家鄉的熱情被我擊碎。那個劉誌強實在是在我四舅這裏又得逞了一次。我四舅真的上當了。

我對於默然講了我在四舅家認識劉誌強的經過。於默然苦笑道:“你四舅的確上當了。因為我也上過這個人的當,我也幫他跑過一些扶貧款。但大多都被他們揮霍掉了。”我苦笑道:“您看透了他就好,這個人在林山縣還是好幹部呢。”於默然說:“1994年秋天,林山縣野民嶺遭了洪災。按說野民嶺是不應該遭洪災的。這是一個缺水的山區,而且年年都搞一些水庫建設,但是偏偏遭遇到了洪災。我詳細問過保州市水利局,一個姓沈的局長很不高興地告訴我:我們給林山縣的防洪款每年都發,可是這些錢都讓他們挪用了。林山縣的水利建設,大都還是解放初期的建設,能不出事嗎?我無言以對。於默然有些無奈地看著我。

我點點頭說:“1994年秋天野民嶺的那場洪災,其實並不是很大,林山縣卻嚷嚷得很凶,保州市開始給林山縣捐款捐物。報紙和電台把這件事炒得很熱鬧。我常常想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中總有一種病態的東西,總是喜歡把事情做過。本來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卻做成了疊床架屋的事情。野民嶺鬧洪災的事情也炒熱了省報社。那一次我多捐了一些。這畢竟是我家鄉的事情。別人捐了20塊錢,我一下子捐了一千塊錢。我感覺心裏有一種發燙的東西在折騰我。我記得捐款的時候,我沒來由地想起了當年為解放林山縣死去的父輩們。我還很被自己感動了一下。可後來,我對自己這種做法很不以為然了。給野民嶺送救災物資的時候,我跟去了。我滿心想到老百姓會出門迎接的,會像電視上常常演的那種熱淚盈眶的場麵。可是我錯了。野民嶺的老百姓沒有一點兒受災的痛苦表情。到處都是解放軍在幫助老鄉們蓋房子。我看到一個小戰士,也就是十八九歲,兩隻手都已經磨破了,腫了起來,流著黃水。而他旁邊的老鄉們卻是喜氣洋洋的樣子。省市電視台的記者扛著攝像機正在錄相,我看到一個老鄉正在喜笑顏開地表揚那些小戰士。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讓這些戰士的家長看到這些畫麵,他們該做何感想呢?我總感覺這場救災變了味道。我的那些喜笑顏開的鄉親們,似乎真是發了洪水財了。用一個喝醉了的老鄉的話說:要不是這場災,我們去哪兒吃這好的東西,我們什麼時候能住上這樣的新房呢。還有一個老鄉開玩笑似的對我說:就別給我們送白麵了,給我們送些方便麵來,吃著也省事。最好是康師傅大碗麵。野民嶺受災的幾個村的房子很快就蓋好了。農民們把解放軍戰士送走了。農民們住進了他們的新房子。我當時看到他們那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心裏一陣發酸。他們心裏不一定感謝這些來救災的解放軍戰士,而是一定在感謝這次洪災。”

於默然看著我,幾乎有些憤怒地說:“野民嶺那次是借洪災發財呢,你知道野民嶺的山民們用抗災的物資過上幸福生活後得意忘形的情況嗎?而後他們又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情況嗎?丟人啊!”

我傷心地點點頭,我在那次救災過程中,親眼目睹了一些讓我臉紅的情節,我曾經在石門莊村外的路邊見到了一輛由保州市開來的卡車,那司機正在罵大街:“操,你們真是吃撐了。”我問了問情況,才知道,那司機開著車,把廠裏捐助的一些舊衣服送來了,可是村裏的人圍上來看了看,就都不滿意地轉身散去了。很明顯,他們嫌東西舊。那司機罵:“現在我們廠的工人鬧下崗,大家還是支援災區。可這些老百姓簡直是沒良心了。”我臉紅紅的,我感覺那司機罵的話,像石頭一樣砸得我心中滴血。這就是我野民嶺的鄉親們嗎?我問了問那司機,那司機姓李,是市紡織廠的。現在紡織廠已經瀕臨倒閉了,可是工人們還是捐出了這麼多的衣物。我感覺那些半新不舊的衣服,有些還帶著工人們的體溫。我那天一衝動,就坐著這位李師傅的車去了南嶺鄉找鄉長劉誌強。那天還真找到了劉誌強。他正在鄉政府裏和幾個鄉鎮幹部打麻將,他看看我們,皺皺眉,似乎遇到了個難題。他後來笑道:“給這些衣服幹什麼?給些錢就是了。現在誰們家還缺穿的啊!”我愣住了。我看著他,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他。但是劉誌強那天沒有給我難堪,他還是找人把衣服卸了,然後硬拉我到他家吃飯。我注意到他家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應有盡有。飯桌上雞鴨魚很是豐盛,看不出像受過災的樣子。他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劉誌強笑道:“大記者,您真是趕上時候了,要不是受災,我們吃不上這個。毛主席說壞事變好事,這次災害來得是時候,我們可以跟上邊張嘴要些錢了。現在村子裏窮兮兮的,比不上你們城裏。”我問劉誌強:“你們不能自己幹點兒什麼?也能掙錢啊。”劉誌強嘿嘿一笑:“您不是外人,我問您,是掙錢容易,還是要錢容易?”我無言,這的確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望著他那透著精明的臉,深深地被一種失望擊中了。我想起了四舅,我感覺到我們被愚弄了。

於默然歎了口氣,近乎有些無奈地說:“救災之後,我那次隨著老幹部考察團去了林山縣野民嶺,了解了很多我根本想不到的情況。近幾年,省市政府為使林山縣等一批老區脫貧,花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但是林山縣的脫貧情況,較之倉南、倉山、馮縣等幾個貧困縣,還是糟糕得多。大多的鄉村,返貧的現在很嚴重。那次我和幾個老同誌去了野民嶺的斜坡村。那天,天已經冷了,天上下著雪,我們走在斜坡村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很和氣的農民,他一路把我們引到了村委會。那個農民叫餘小年。那天,我們在斜坡村遇到了野民嶺西嶺鄉的何興身副鄉長。何興身副鄉長對我們說:‘你們看到的這種返貧現象,是很多的。這地方的老百姓就是認錢,什麼也不認的。比如政府給他們調撥了種牛,他們用過一年就賣了錢,然後再向上邊伸手。’我生氣地問:‘難道他們把種牛都賣了,你們也不管嗎?’何副鄉長搖搖頭:‘管過,沒有用的。’我皺眉:‘我想你們是沒管過的。老百姓應該聽話啊。’何副鄉長苦笑:‘斜坡村的餘小年,去年想賣種牛,讓鄉裏給教育了一頓,可事後,他卻把牛弄死了,賣了牛肉。’我愣住了。我想不出那個一臉微笑的餘小年會做出這種事情。何興身副鄉長長長歎了一口氣:‘他們認定,國家肯定是要管的。把牛殺了,國家還會再給的。’我不再問,我感覺自己的心裏在流血。我想象不出我的父老鄉親還會做出什麼讓人尷尬的事情。我後來就問何鄉長對扶貧怎麼看?何副鄉長歎口氣:‘人懶了。不知道啥時候懶的。誰也不想幹活,都想等著。於書記,你們都是老首長了,讓我說句難聽的話,國家也有責任啊。您們扶了多少年的貧,可是誰扶過他們的誌氣啊。’後來,何興身副鄉長陪著我們幾個人在斜坡村裏轉。我們看到了斜坡村的另一個場麵——全村幾十個光棍曬太陽的場麵。有人數了數,說一共是37個。那一片山坡,已經被他們坐得光光溜溜的,寸草不生了。光棍們嘻嘻哈哈地坐在那裏,說著笑話。有的就在那裏睡著了,沒有人幹擾他們。這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啊!我們這支老幹部考察團離開林山縣的時候,天氣變得很冷了,硬硬的山風呼呼地刮著。我們知道,去年市裏掏錢在那坡上種了一片防風林,可是沒有人管,都死掉了,被村裏的人拿去做了柴。山後邊是一座水庫,這水庫已經多少年失修了。這是大躍進年代造的。許多人累死在了工地上,可以想象當年建設水庫的不易。現在,水庫裏已經沒有一滴水了,幹成了一個坑。聽說是上遊把河水改道了,建了一個遊樂場。真讓人無話可說。我們同去的幾個老同誌都哭了。”

於默然說不下去了,他一時哽住了。他木木地看著我。

我看著這個傷感的老人,我發現他言語之間缺乏了自信,湧到他思緒中的全是一些支離破碎的感覺和細節。我很想對他解釋一下林山縣以及野民嶺的這些年不盡如意的情況,但是我狼狽得什麼也說不出了,好像一個臨上場的運動員,突然發現自己走錯了場地,而自己在這個場內卻是毫無技能可言。

於默然氣憤地接著說:“僅我知道的那個劉誌強,他在的南嶺鄉就把多次要來的扶貧款大把大把地揮霍掉了,根本沒有什麼扶貧項目可搞,也從不交到財政手裏,上級也從不追查。個中答案,不言而喻。是我們的群眾太窩囊了嗎?不是有舉報信箱嗎!不是有舉報電話嗎!老百姓似乎已經麻木了。用老百姓的話說,告有什麼用?官官相護。近年來,林山縣搞了兩個開發區,當然是指新技術開發區。被征用了土地的農民擁入了城市。而這些被征用的大片土地,又閑置了多少年!現在又一片片地蓋起了各單位的宿舍。一片片競相媲美的宿舍區像花園一樣美麗,但是從無人過問。”

我苦苦一笑說:“無人過問?於伯伯,您說這裏邊有官官相護的因素?”

於默然搖頭說:“這種遺風,不是幾十年的事。我最近讀了一下《海瑞集》,那裏麵講到他審問民事案件的處理方針: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這種傳統,其實不是從海瑞開始的。剛剛說到老百姓舉報,其實從來就不是平等的。海瑞是一個好官,但他這套理論,現在來看,真是應該扔進曆史垃圾堆的啊,但是一時半會兒我們還不能夠扔掉。這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啊!”

我問:“就像您剛剛說過的,我們是不是缺少一種社會強製力量?”

於默然點頭說:“對,我們缺少一種社會的強製力量。光是立法還不夠,老百姓能夠而且願意照法律的條文執行,其條文不僅合法還要公平。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合情合理。否則,就行不通。倘若法律與社會情況及老百姓的生活上有了距離,則行不通。我講明白了沒有?”

我茫然地看著他。

於默然看著我說:“我總想講清楚這個道理。比如,我們現在居住的五四大街這個鬧市,人挨人,至今連汽車都不能通過了,即使省委下令在街頭豎立一塊時速80公裏的路牌標誌,還不是自欺欺人嗎!反過來說,如果國家下令在高速公路上樹立一個時速十公裏的限製路牌,哪怕我們有天大的本領,把全國的警察都調過去,也不見得能把這個限製推行到底。你聽懂了嗎?這就叫利益驅動。”

我當然聽懂了,但是我無話可說。

他突然擺擺手:“不說這些了。”他沉默了。我看出他有些累了。許久,他喃喃地說了一句:“我永遠不會再回家鄉了。”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此時的於默然已經79歲了。

我知道他動了感情。他這樣年紀的人,能動這樣的感情,的確出乎我的預料。我心裏一陣難受,呆呆地望著於默然那失神的目光。

於默然好像累了,他擺擺手。我從他的房間裏走出來。我長長噓出一口氣,努力從於默然給我設置的思維障礙裏走出來。但是,於默然的一番話卻在我耳邊久久不散。他曾經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人物,但是,他現在竟是這樣看待那個時代。四十多年過去了,他前後的思想竟是判若雲泥?這是一個經曆過戰爭的老人,他曾經多少次在死神布下的網陣裏掙脫出來。生與死的問題,也許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他置之度外了。而現在,他慌亂了,是一種感到無助的慌亂。他到底在什麼問題上變化了呢?

於默然於1997年去世。終年82歲。於默然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沒有給他留下孩子。第二個妻子在外交部幹部司當處長,1967年在被紅衛兵批鬥中被打致死(後按病故處理)。第二個妻子給於默然生了一個女兒,叫於萍。

於萍1968年高中畢業插隊到倉南縣。二姨得知後,把她要到了林山縣,到古家莊落戶。二姨讓她到古家莊民辦小學教書。我那時還沒轉業,那年探家回鄉見過她。那是我第一次見她。於萍長得很帥,梳著兩個小辮子,很活潑,嘴裏不失閑,總唱些“聽罷奶奶說紅燈”什麼的。

於萍來古家莊落戶的第二年,跟古家莊一個下鄉知青黃超談起了戀愛。這便有了一段讓人傷感的故事。我順筆記在下邊。

插話:黃超的故事

我沒見過黃超,隻聽表妹和西嶺鄉的人講過關於黃超的事。至今野民嶺人仍然很懷念這個知青。

聽表妹說,黃超長得很高的個子,濃眉大眼,很好看的相貌,見人總是笑嗬嗬的。他是古家莊知青點的點長。

聽我表妹古小娟講,於萍到底什麼時候和黃超好上的,誰也不知道,但有人看見過他倆在山下麵的坡凹裏摟著親嘴。

表妹說,村裏開始很器重黃超,村黨支部還想發展黃超入黨哩。但後來黃超和二姨鬧翻了。他們的鬧翻是由林燕和古二印結婚引起的。

那年在古家莊插隊落戶的有十多個知青,有四個女的。其中一個叫林燕的和一個叫喬紅梅的長得很漂亮。聽表妹說,村子裏的許多小夥子都喜歡她倆,常常晚上歇了工,都到林燕和喬紅梅的住處去玩耍。

林燕的父親解放前在國民黨部隊當過上校軍醫。解放後被留用,在保州市醫院當外科醫生。“文革”開始後,被當作曆史反革命揪了出來,戴了幾回高帽子遊街,一時想不開,回去便喝了敵敵畏。林燕的母親改嫁了。林燕被下鄉落戶到了古家莊。聽表妹說,林燕的母親嫁給了一個造反派頭頭兒,那個造反派頭頭兒給林燕的母親改了貧農成份。本來也答應給林燕改成份留城的,但林燕不肯讓繼父在她身上亂摸,結果林燕沒能留城,是被當作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下鄉的。林燕總是偷偷地哭,表妹說,許多人被她哭的忘了階級感情,暗暗同情她。

那時古家莊的大隊會計是古二印。古二印是貧農,村裏人傳說古二印的爺爺那一輩家道很富裕,但古二印的爺爺吸大煙,敗了家業,才給古二印掙了一個貧農的稱號。古二印讀到高小,沒考上初中便回生產隊幹活。但古二印不願下地幹活,他母親找我二姨哭,二姨便讓古二印在隊裏當記工員,後來又當了大隊會計。古二印的樣子凶凶的,總是訓斥知青們,尤其對林燕訓得更凶,而且經常把林燕吼到大隊部去交待問題。開始人們以為古二印革命,後來才知道古二印是把林燕叫去強奸的。林燕來了紅,也不放過。林燕不敢說,後來懷孕了,便想自殺。吃了農藥。幸虧那時農藥質量差,沒死成,在縣醫院裏救過來。林燕便跟知青們吐了實話。黃超一氣之下,便和幾個知青去找古二印。在大隊部裏,黃超幾個知青把古二印打得殺豬似的叫。

二印媽知道了,就跑著找到在地裏幹活的二姨求情。二姨便來到隊部,讓知青們放了古二印,又讓黃超把林燕喊來。

那天,二姨便在大隊部裏審古二印,又審林燕。

審完了。二姨默默吸著煙,不說話。知青們圍定了看我二姨。

許久,二姨歎了口氣,問林燕:“孩子,兩條道。一條,送古二印到縣裏公安局,判刑下獄。再一條……”二姨頓了頓:“你同古二印結婚吧!”

古二印媽拉著古二印撲通給林燕跪下了。

林燕放聲大哭,忙把古二印媽攙起來。

二姨走過去,拍拍林燕的肩:“孩子,聽我說一句,辦了古二印,你日後也不好嫁人。不如跟了他,古二印出身好。你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找我。”說罷,她轉身走了。

知青們萬沒想到二姨出了這麼個道道,都氣炸了。黃超當天便帶著幾個知青上縣裏告了二姨,說二姨包庇強奸犯。

聽表妹說,縣裏曾派人到古家莊調查過這件事,但不了了之。

黃超是絕對告不倒我二姨的。

林燕終於答應了我二姨,嫁給了古二印。聽說古二印結婚那天,請了許多人去喝酒。也請了二姨,但二姨沒去。

那時二姨是西嶺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過了幾天,二姨在公社召開的各村幹部會議上講,希望女知識青年和當地貧下中農結婚,真正做到紮根農村幹革命。

這一條指示,西嶺各村都認真貫徹了。於是自願的,強迫的,許多知識青年與西嶺公社的村民結婚。到後來,南嶺公社也把二姨這項發明創造學了去。後來,一些和農民結了婚的知青還到林山縣裏和保州地區做了紮根的先進事跡報告哩。保州地區的報紙上還登了不少這些知青的采訪記。一個姓馮的知青還作為典型被選為代表出席了全國四屆人大。

二姨真是做了一件荒唐透頂的事情。

僅據1973年野民嶺南嶺、西嶺兩個公社的統計數字,與農民(貧下中農)結婚的知識青年共167人。“文革”以後共有156人離婚返城或者返城後離婚。其中有的連離婚手續也沒有辦,幹脆一去不回頭了。林燕也在其中。

至今,野民嶺那些離了婚的光棍漢、寡婦們對我二姨這個始作俑者不知有何想法?

假如我二姨還活著,她又有何感想呢?

當時因為這件事,林山縣就向地區和省裏報經驗。林山縣要求各公社和生產大隊上報知青和貧下中農結婚的數字,要定期完成。這樣急於求成,就出了事。有些村子的光棍漢們就開始強行跟女知識青年交朋友。有的抱著生米做成熟飯的主意,開始對女知青用強。大李村的一個光棍漢李順子強奸了一個女知識青年,那個女知識青年跳崖自殺了。

消息傳出來,野民嶺的知識青年們憤怒了。

大李村的知識青年把那個光棍漢李順子給打殘了。大李村的生產隊隊長也被知識青年們打了,大李村的幹部們到公社告狀了。帶頭打人的兩個知青是齊衛東、李向陽。這兩個人都是黃超的同學。他們連夜跑到古家莊來跟黃超商量。黃超想了想,便帶著齊衛東和李向陽去野民嶺南嶺公社告狀。事情到此也許應該告一段落,公社可以批評一下知青不該打人,再派人抓李順子,平息一下民憤,也不至於鬧出後來那麼大亂子。

南嶺公社書記當時是秦四海。他已經聽了大李村的報告,先把送上門來的黃超三個人扣起來,然後便派人去李家莊抓參與打人的知青們。這一下,把野民嶺的知青們給惹怒了。

那天夜裏,野民嶺的五百多個知識青年,擁到南嶺公社去救黃超三個人。他們跟公社領導爭吵起來,知青們便砸了南嶺公社,救出了黃超、齊衛東、李向陽。此時就發生了混戰,南嶺公社的秦四海書記被知青們紮了十幾刀,當場斃命。混戰之中,有人還在南嶺公社放了把火,那火燒紅了天。

縣公安局趕來時,知青們早就跑散了。

這一起惡性案件報到了省裏,省裏派人來林山縣,坐陣追查此事,定性為反革命案。先是抓了強奸女知青的農民李順子等人,然後就抓鬧事的知青。

縣公安局來野民嶺兩個公社現場辦案。那一天就從各村抓走了幾十人,弄到公社裏拷問,追問是誰殺了秦四海?是誰放的火?第二天,縣公安局又來各村抓人。西嶺公社又被抓走了幾十個知青。其中古家莊被抓走了三個。第三天又抓,前後三天,西嶺、南嶺兩個公社共抓走了一百多個知青。

第四天上午,黃超趕到西嶺公社自首,承認是他帶頭鬧事的,承認秦四海是他紮死的,承認那火也是他放的,不要再抓別人了。

黃超自首時,我二姨在場。二姨當下就火了,拍案喝道:“黃超,你不要大包大攬,有人看到你那天根本就沒有動手。”二姨有開脫黃超的意思。

黃超很冷靜地對我二姨說:“古主任,那火的確是我放的,人也是我殺的。”

二姨怒道:“你想好了,不要亂講。”

黃超點頭:“我想好了。”

二姨臉色蒼白地坐下了。

黃超被公安局帶到縣裏去了。

表妹後來說,那天夜裏,下了雨,雨下得很大,像潑水一般。於萍坐在雨地裏哭了一夜。那哭聲像鋸,鋸得人們心裏冒血。

表妹還說,那個雨夜裏,二姨在屋子裏抽煙一直到天亮。

過了十幾天,被抓去的人陸陸續續放了回來。據說省裏的一個領導講了話,不要打擊大多數,縣裏還關押著十幾個人,黃超被下了死獄。於萍和一些知青去看他,縣裏不讓見。縣裏有人傳出話來,黃超對帶頭暴亂、在南嶺公社殺人放火的情節供認不諱。消息傳到古家莊,知青們如雷轟頂。

又過了幾天,縣裏召開公判大會,判決殺人縱火的反革命分子黃超死刑。判處強奸女知青的李順子死刑。

1984年,我曾去采訪林山縣工業情況,順便采訪了這件當時轟動全省的反革命案。被我采訪的每一個人幾乎都說,那火根本不是黃超放的。公社書記秦四海也不是黃超殺的。那天,黃超隻是指揮大家跟公社講理。至今野民嶺人仍在罵那個敢做不敢當的孬種。有人說,火是鐵皮莊的知青劉占軍放的,殺秦四海也是他紮的第一刀。槍斃黃超那天,劉占軍瘋了,又哭又笑,高聲喊著黃超的名字。幾天後,人們在鐵皮莊的井裏發現了劉占軍的屍體,他自殺了。黃超為什麼要去替劉占軍頂雷呢?至今是個謎。有人說,劉占軍是黃超的同學,兩個人非常要好,劉占軍在城裏有一個寡婦娘和一個殘疾的妹妹無人照顧,是劉占軍跪著請求黃超去替他頂雷的。還有另一種說法,當時被抓走的知青們,有人經不住審訊拷打,被打急了就亂咬,幾個人同時咬定了黃超,黃超年輕氣盛,就充了一回英雄。後來,黃超在監獄裏曾經反供,但當時省裏要求趕快結案,縣裏就不許黃超反供。於是黃超便死定了。

槍斃黃超那天,各村的幹部們被通知到縣裏參加宣判大會。

刑場設在望龍山下,開完了宣判大會,囚車緩緩地從縣城開出來,前邊是警車開路,後邊是警車押送,押車的除去警察,就是荷槍實彈的民兵。那刺刀在太陽底下閃光刺目,殺氣騰騰。

一共有兩輛囚車,黃超在第一輛囚車上。他被捆著,剃了光頭,胸前掛著打了紅叉的大牌子,背上插著絕命牌。他被人抓住肩膀站立在車上。他的身邊是另外兩名被判了有期徒刑來陪綁的知青。

第二輛囚車上押著李順子。

表妹陪著於萍來看黃超。

聽表妹講,那天她看到黃超,他瘦了許多,表情木木的。

路兩旁圍著各村趕來觀看的山民。

於萍瘋了般地朝前擠著,大喊:“黃超!”

黃超聽到了,看看於萍,點點頭,生硬地笑了笑,囚車便開過去了。

囚車還沒有開到望龍山,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路兩旁,一片黑壓壓的人群擁上公路,表妹回憶說,至少有二百多人。他們都是古家莊的農民。人群裏八個小夥子抬著一口棺材,柏木的,塗著暗紅色的漆。走在前邊的是古家莊第三生產小隊隊長趙寶山。

路被堵死了,開路的警車停下來,刑警們端著槍驅趕人們。

人們根本不動。

趙寶山走上前,要求給黃超喝碗酒再走。

坐在前邊警車裏的縣公安局長朱國才跳下來,怒衝衝指著趙寶山吼:“把這個人抓起來。”

聽表妹講,朱國才是部隊轉業幹部,平常說話像石頭一樣硬,“文革”後被調出公安局,安排在商業局做一般工作。後來他自己聯係調回東北老家了。

警察們未曾動手,黑壓壓的人群擁過來。

朱國才拔出槍,朝天放了幾槍。

二姨走出來,她也在人群裏。聽表妹講,是二姨把古家莊的人喊來給黃超送行的。的確,除了二姨做這件事,換了別人誰敢?

“古主任。”朱國才瞪了二姨一眼:“這是怎麼回事?”

二姨對人群揮揮手。

人群向後退了退。

二姨看著囚車,對朱國才說:“讓黃超下來,喝碗酒,再上路。”

“不行!”朱國才惱了。

“那你走得過去嗎?”二姨冷笑。

二姨頓了頓:“你不是本地人,山裏的規矩你不懂,人上路要喝上一碗哩。”

朱國才冷笑:“古主任,你長幾個腦袋?”

二姨也冷笑:“你少嚇唬我,我當年帶過兵打過仗,殺人放火見過不少,那時還沒有你呢。你看著辦吧。”說罷轉身就走。

朱國才忙拉住二姨:“古主任,怕出亂子嗬!”

二姨看著朱國才,冷笑一聲:“出了亂子拿我是問。”

二姨不再說話。仰天看著,天上是暴燃的太陽。

朱國才咬咬牙,回頭吩咐:“把黃超押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