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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方：我父親。保州市鋼鐵公司第二煉鐵廠書記。（1921年至——）古玉雪：我母親。原保州鋼鐵公司醫院醫生。（1921年至——）李震傑：我大伯。保州地委書記。（1905年至1963年）李震聲：我三伯。某市市委書記。（1916年至1999年）賀二喜：保州市鋼鐵公司黨委書記。（1908年至1964年）袁桂蘭：我父親的妻子。李家寨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1923年至1961年）李震倉：李家寨生產隊長。（1926年至1961年）方林聲：林山縣縣委書記。（1925年至——）古誌剛：我四舅。原省軍區司令員。（1906年至1995年）一我的父親和母親
這一章裏，我要講一講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父親李震方自1937年10月從斷角嶺突圍之後，即參加了於默然領導的林倉縣抗日遊擊總隊，後轉入八路軍正規部隊。他一直打仗，直到1949年。
1949年，心情複雜的傅作義將軍向共產黨開放了北平的大門。穿著灰布軍裝的解放軍官兵們似潮水一樣湧進了這座避免了炮火的古城，這其中就有我的父親。我曾多次在電視上看到過這一段解放軍進城的紀錄片，父親離休後，每每看到這段片子時，總是興奮地指著電視：“看，看到沒有，那就是我。”於是，我就傻傻地盯著，卻始終看不出那人頭攢動的隊伍裏，哪個是父親。我曾經把眼睛盯在距離電視十幾厘米的地方，可是這段影片總是一晃而過，仍是模模糊糊看不出哪個是父親。據說，電影膠片的壽命最多保存一百年，質量次些的就到不了一百年。那麼，一百年後的人們，將不會再對這段影片進行費力的拷貝了。
後來，我幹脆用錄相機錄下了這段鏡頭，反複播放，反複定格，可還是看不清哪個是父親，哪個是他的戰友。
曾聽父親說，他們隻在北平呆了七天，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楚天安門在哪裏？皇帝老兒在哪裏辦公？在何處下榻？父親所在的那個團就接到了命令，去保州市，去和一支部隊換防。我父親當時的職務是營教導員。
關於這次換防的原因，至今仍沒有見諸報端，也沒見諸各種我所能看到的軍史資料，這大概仍舊屬於不能啟封的曆史機密。我從父親嘴裏隻得到了一些皮毛的說法：被換防的那支部隊，在進駐保州市之後，把這座城市搞得很不成樣子。有些戰士抽大煙、嫖暗娼，一個團長還接受了一個戲子送給他的幾根金條，還和那個姿色不錯的戲子美美地睡了一夜——條件是放走了那個戲子當軍統特務的男人。父親感慨地說：“共產黨從國民黨手接下江山的時候，麵臨的不隻是一條南京路啊。”我知道這話不是父親說的，而是一個領袖人物說的。父親隻是在嚴肅地複印。
父親說，他們是坐軍列去的。先坐火車，又坐汽車，又走路，又坐汽車，再坐火車。軍列整整走了十幾天才到達保州市。一路上，他們共遭遇了十幾起土匪和特務的襲擊。鐵路被拆毀了十幾次，有一次戰士們下車去尋找被拆走的鐵軌，匆忙之中卻踩到了國民黨特務埋下的地雷，當場就犧牲了六個戰士，其中有兩個是北平市剛剛參軍的學生。
那天，軍列就停在沿途的一個小站，猖狂的西北風呼嘯著，幾隻寒號鳥不時從路邊幹枯的樹枝上驚起。全團的將士在這冰冷的天氣裏，為這六名戰士送葬。剛剛下過雪，天空是陰灰灰的顏色，陽光偶爾從厚厚的雲層裏擠出來，透著一種急躁的挑逗的情感。父親說，他們的團長賀二喜在雪地裏跳腳罵著：“我日他先人的，不消滅掉這些龜兒子，老子不姓賀了。”這是一句要讓對手們付出代價的毒誓。
1949年的歲尾，保州市是一個很衝動的城市。蔣委員長十分不甘心地離開了大陸，解放軍掃蕩著殘餘。父親說，他後來才理解殘餘是一個最頑固的東西。父親曾經給我舉了一個洗衣服的例子，他說：“一件髒衣服大概是好洗的，可是最後留下的那頑固的油漬或墨跡，是要費些工夫才能弄幹淨的。”這是一個似乎很淺顯的道理，多少年之後我才懂得了它藏在字麵後邊的深刻。
那時的保州市仍舊是烏煙障氣的，暗殺和綁架時有發生，還常常出現一些有政治背景的經濟騷亂。有幾家工廠的工人也在要求增發口糧的口號下，被一些人煽動起來鬧事。
父親曾對我說，他們進駐保州市第二天，他帶了一個連的戰士去軍管了一個鬧得非常凶的廠子。三天的時間，就莫名其妙地失蹤了十幾個戰士，有兩個是在廢料堆裏找到的，已經成了冰冷的屍體。手腳都被捆綁著，頭上還有鐵器的擊痕。市公安局日夜破案，卻沒有一點兒線索，隻是抓了幾個有敵偽曆史的嫌疑犯斃了。
煙土仍在黑市上交易，小偷仍在街上作案，妓女仍偷偷摸摸在街上拉客……父親講，當時社會秩序太亂了，或者說已經亂得沒有了秩序，一些戰士莫名其妙地就失蹤了，有的被人暗害了，有的開了小差，有的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
父親在這座亂哄哄的城市駐守了一個多月，後來就轉業到這座城市公安局，任刑警隊長。
父親在保州市公安局幹到1951年底，就被賀二喜調到保州市鋼鐵廠（一年後擴建為鋼鐵公司）。父親在保州鋼鐵廠任辦公室主任兼秘書處長。這應該是一個前程似錦且不好估量的職業。父親任辦公室主任還是稱職的。父親當年曾經跟著望龍山的白義彰學過四書五經，還曾經到林山縣師範學堂讀過兩年書。父親參加革命之後，又學習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書。於是，父親就成了有革命文化的幹部。連天的炮火一經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槍杆子的優勢，所以，有文化的父親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戰友的說法，當時我父親有望升任公司黨委副書記，他若不出那一樁風流韻事，以至斷送了政治前程，連黨籍也險些沒保住，他現在或許已經是省一級的幹部了。也許真的會這樣？
我常常負疚地想，我這可悲的生命或許是用一個省長的職務換來的？
也有人說，我父親的悲劇就在於他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喜歡讀書人，於是就喜歡出了問題。由此看來，“喜歡”這種人類行為，一旦過了頭，就不會是什麼好事了。樂極生悲，大抵如此。
1952年，保州市鋼鐵廠擴建為鋼鐵公司，為支持國家的鋼鐵事業的發展，有一大批技術和文化幹部調到了鋼鐵公司。其中一個叫古玉雪的女同誌迷住了父親。這裏要說明的是，古玉雪是野民嶺古家莊人。她的父親就是當年被林山縣蘇維埃鎮壓的反革命古鴻光。按說，李、古兩家是有血海深仇的。但是父親似乎不在意這些。他愛上了古玉雪，而且愛得有些不可自拔。
父親的悲劇由此開始。悲劇得由此一蹶不振。
我走訪過父親的一些老戰友，他們回憶說，古玉雪那時長得好漂亮，愛笑愛唱。他們使用了一句陳舊的比喻，說古玉雪像一枝花。古玉雪是學醫的，她在鋼鐵公司的職工夜校當教員。傳說，每逢古玉雪上課時，夜校裏總是坐得滿滿當當的。我總不大相信，我推算，那一年古玉雪應該是30歲，一個30歲的老姑娘怎麼會是一枝花呢？
姑且就算古玉雪是一枝花吧。鋼鐵公司的黨委書記賀二喜也喜歡上了這一枝花。於是，父親就有了一個強勁的情敵。
脫下軍裝之前，賀二喜是團長，父親是他手下的一個營教導員。賀二喜很賞識我的父親，因此，賀二喜當了公司書記之後，才調我父親來給他當辦公室主任兼秘書處長。這應該是一對鐵心鐵膽的上下級，卻成了情場中的對手。該如何較量？賀二喜的優勢大於父親，他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妻子在戰爭中犧牲，獨身。無子女，無家室之累。我父親則是有家室的。但我父親的一些優勢也大於賀二喜，有文化，30歲出頭，年輕英俊。賀二喜則是40歲開外，一張有四寸長刀疤的臉，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們望風而逃的凶惡的麵孔。
情場逐鹿誰得手？戰友們都紛紛來勸父親退出這場角逐，把古玉雪讓給賀團長。
在戰場上對賀二喜惟命是從的父親，竟昏了頭似的，毫不讓步。他一麵抓緊與那個鬥大的字認不下幾籮筐，死活不進城，仍在野民嶺李家寨當村支部書記的妻子袁桂蘭離婚；一麵加緊對古玉雪的攻勢。後來幹脆利用職權把古玉雪調到鋼鐵公司秘書處，當秘書。並對再來勸他退出角逐的戰友們大發雷霆：“我就是要娶古玉雪，豁出去這個處長不當了，也要娶她。”
不愛江山愛美人。這是一句氣吞山河的愛情誓言，也是一句誤人誤事的蠢話。情場使人變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憐的父親也不能免俗。遺憾的是我至今沒能了解這段男歡女愛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細細寫出來，相信也會使當今的情種們淚飛如雨。
父親經過了兩年多的離婚大戰，竟以失敗告終。袁桂蘭不肯離婚，最要命的是父親必須到林山縣的縣法院去請求離婚，而當時林山縣的縣委書記是我大伯李震傑。縣委書記李震傑對弟弟李震方這種陳世美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堅決反對我父親離婚。縣法院誰敢成全我那十萬火急鬧離婚的父親呢！
於是，可憐的父親就不能和古玉雪結婚。更悲劇的是古玉雪卻懷孕了。這樣就既成了亂搞男女關係的事實。古玉雪受了處分，被下放到第一煉鐵廠去勞動了。父親也因此被停職檢查。
事已至此，賀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對古玉雪的角逐。
於是，就有一個記者恨恨地寫了文章，在保州市的報紙上刊出來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對我父親進行了道德攻擊，說我父親是喪盡天良的陳世美，一進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覓新歡，企圖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農村妻子。父親的惡行一經見諸報端，他的政治生命就宣告完結了。人們盼著給父親一個很像回事的處理。很快，他的處理結論也就有了。但是很讓人們失望：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撤公司辦公室主任和秘書處長的職務，調鋼鐵公司第一煉鐵廠任車間主任。據說，這個處分在當時有很多人不滿意。但是，這個處理決定是在公司黨委書記賀二喜的堅持下強行通過的。否則，對父親的處理會比這更嚴重。父親的情敵保護了他，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公司黨委還做出了第二個決定，讓古玉雪立即調出保州市鋼鐵公司。
李震方和古玉雪這一對男歡女愛的露水鴛鴦，就這樣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沒有最後結束，古玉雪還沒有調走之前，已引起政工部門的注意，公司組織部門開始對古玉雪的曆史重新調查，調查在幾個月之後很快有了結論：古玉雪在林山縣學堂讀書的時候曾參加過三青團，而且和國民黨特務有過接觸。特嫌？
1954年5月1日，當全國工人階級慶祝解放後的第五個國際勞動節的時候，正在煉鐵廠車間加班幹活的古玉雪被抓走了。她竟沒能和我父親見上一麵。她和他都不曾想到，古玉雪這一去竟是26年。而且26年後，這一對曾經愛得死去活來的男女，竟再也沒有見麵。
古玉雪給我父親留下一個不滿三歲的兒子。這是他倆苦戀一場的惟一收獲。說不清是碩果還是惡果。這個孩子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來到人間，卻有了一個十分光彩的名字。
父親把我一年一年地帶大了。
寫到這裏，我已經十分難過，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我是以一個私生子的身份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或者說是一個有婦之夫和一個女人私情的產物。一個沒有經過人類文明生產原則的承諾，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間的生命。一直到許多年之後，我仍羞於提起我的父親和母親。我在內心世界中，至今仍覺得自己是一個孽障。這種負罪感或許會像陰影一樣緊緊纏繞我的一生？這真是悲涼沒頂的事情啊！
父親在古玉雪被逮捕之後，寫了一份深刻的檢查。由此，他得到了組織的原諒。據說，他這個檢查是在賀二喜的幫助下完成的。如果沒有賀二喜，他無論寫怎樣的檢查也是無濟於事的。父親得到了組織的原諒之後重新開始工作，不久升任鋼鐵公司第二煉鐵廠黨委書記。他在保州市鋼鐵公司一直幹到1960年，突然被人揭發曾經在過去的工作中散布過反黨言論。揭發人當時保密，後來才知道，竟是我母親在獄中交待的。本來已經從父親現實生活中消失了的母親，又向傷口剛剛愈合的父親射來一支硬箭。於是，父親中箭落馬。他以漏網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黑龍江的林區去采伐。許多戰友認為他肯定不會活著回來了，於是，我被送到了李家寨我父親的妻子那裏。誰知道父親竟堅強地活到了“文革”結束，“文革”後，他的問題得到平反，在林區擔任了一個普通職務，再後來，他就離休，1978年，我那年邁蒼蒼的父親從黑龍江林區回到了我現在住的這座城市。他本來可以留在林區。但他想回來。他說：“人老了，戀舊啊。”父親戀什麼呢？
我現在居住的這座城市，“文革”後蓋了不少幹休所，裏邊擁擠著父親的許多戰友，他們都是以共和國功臣的資格閑居著。漸漸地，他們的隊伍越來越小了。到現在，據我所知，像父親這樣資格的，還有不足200人了。有的現在已經言語遲鈍，有的終日躺在床上，連房門也出不來了。曆史無情地淘洗著當年的英雄們。
父親離休後的樣子很讓我擔心。他不打麻將，也不跟著那些老人們練氣功。他除了讀書看報，總去街上目中無人地亂走，有時還膽大妄為地橫穿馬路，且並不在乎來來往往像潮水一樣卷來卷去的車輛。我總預感父親會出什麼事情的。果然，那天走在街上，他被一輛轎車撞了。
這些年，城市裏的轎車多了起來。仿佛一夜之間從天上掉下數不清的車。隨著這種繁榮，城市的交通事故也繁榮起來。父親出事的那個月的交通通報說：“共發生惡性交通事故178起。”父親隻是繁榮中的一起。
那輛撞人的轎車繁榮了一下交通事故之後，就匿事跑了。沒有人記住那輛車的牌號。目擊者隻記得那是一輛進口的豪華轎車，凡是能夠坐那種轎車的，或者是有錢的，或者是有權的。然而，這個或者有錢或者有權的肇事者，竟相當卑劣地跑掉了。父親的腿被撞斷了，他昏昏地躺在馬路上兩個多小時，沒有一輛車在他身邊停下來。最後還是來了兩個交警，問清了他的身份，打電話把我喊了去，父親才住進了醫院。醫生恨道：“隻要提前一個小時，老人的腿就能保住。”
隻好截肢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要截肢的情況告訴了父親，我耽心他接受不了這個現實。沒有想到父親是那樣平靜。他聽我結結巴巴地講完了，淡淡一笑：“截吧。”說完，兩隻古井一樣的眼睛就怔怔地盯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幾隻蒼蠅在捉對廝殺，它們嗡嗡地叫著，好像陷入了一場糾纏不休的或情或仇的糾葛裏。
這場交通事故，我們當天就報案了。但是，那撞人的至今沒有下落，也許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曾在城市繁華的路段撞倒過一個老人。現在的人們是很容易忘事的，現在的人們是不願意對責任負責的。據交通隊的同誌講，這幾年汽車肇事逃走的事情太多了。還發生過一個司機撞倒了一個婦女後，被人截住，那個司機豪氣衝天地把婦女拉上車，說是送往醫院。人們輕信了。可是那個司機卻把婦女拉到郊外，扔到了路旁的溝裏。那個婦女被人發現時，已經過了十幾個小時，卻早已經斷氣。哦，如此說，我父親算是幸運的了。
父親截肢出院之後，他的生活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天天不再讀書看報，而是先去練氣功，然後就是拄著一支拐，到街上找幾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去打麻將。一萬、三條、東風、白板，嚷成一團，樂不思蜀。每到吃飯的時候，我或者妻子還得去到街上找他回來。
那天，我去找父親，見父親手裏拿著一張西風，喃喃地自語：“變了，變了。怎麼會又變成西風了？我要得是東風嘛。”
我望著隻剩下了一條腿，而且頭發幾乎落光了的父親，心裏一陣酸楚。父親老了，他已經知道自己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而當年的父親是怎樣的威風啊。父親曾經有過讓人傾慕的曆史啊！
我望著這個手裏拿著一張西風的老漢，心裏一陣酸疼。我不忍再看他，轉身走了。走出很遠，看到父親仍然拿著那張牌，在那裏發呆好像正在考慮一個類似於生死攸關的命題。
那天晚上，我口氣嚴肅地對父親說：“爸，您別在街上打麻將了。您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天天搓麻，就不怕人家笑話你嗎！”
父親怔怔地看看我，似乎聽明白了，像個聽話的孩子似的點點頭，然後就木木呆呆地坐在沙發上。日光燈下，他那稀疏了的白發，像一根根白色的鋸條，硌得我眼疼。我突然後悔不該這樣對父親講話。父親啊，他英雄過的那個年代真的是過去了。否則，我怎敢這樣對他講話呢？如果時間可以進行物理搬運，那麼父親和他的同輩們，會用怎麼一種姿態來對待當今的現實呢？
自1954年我與母親古玉雪分別，當我們母子再見麵時，已經是26年之後了。26年以後，我的母親古玉雪，已經是白發蒼蒼了。
歲月無情。這句人人知道的話裏深深藏著的每個人的慨歎是不同的。
1980年4月17日，天刮著大風，天地被攪得昏昏黃黃。我暈頭暈腦地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車，匆匆趕到西北某地那個勞改農場，去接平反出獄的母親古玉雪。在內地，這個季節已經是春暖花開，而這裏依然是草木黑黑，沒有生氣。我在一間插滿了鐵條，像鳥籠子一樣的農場宿舍的候客室裏等候了幾分鍾，一個表情像沙漠一樣幹燥的女管教幹部，領來了一個身材瘦小且佝僂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親古玉雪。
當我看到站在我麵前的這個表情木訥的老女人，看到歲月在她臉上刻下的縱橫交錯的皺紋，我找不出一絲她曾經有過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難道她就是那個曾經讓我父親神魂顛倒不惜和賀二喜一度反目為仇的古玉雪嗎？我突然強烈感受到了歲月的殘酷。我由此突然懷疑“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句古話的可信性。世間有多少欲死欲活的愛情，能經得住光陰的驗證呢？
上天安排好了的是，母親出獄那天，正是我父親被下放的20周年紀念日。這一對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古玉雪聽我通報了姓名，怔了許久，才木木地點頭，就再無話。那天，因為沒有趕上火車，我和她就在那個小鎮住了一宿。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親被下放到黑龍江的經過告訴她，她依然沒有表情。過了許久，她那削瘦的雙肩顫抖起來，讓我想到了在寒風中戰栗的枯葉。她使勁用手帕捂住嘴巴，兩行渾濁的淚水澀澀地淌下來，很快就把一張滿是皺紋的臉，弄得一塌糊塗了。她就這樣無聲地哭著。終於，她突然啞啞地喊起來：“是我害了你爸爸啊。我恨死我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來。
那天晚上，窗外大夜如墨，野野的狂風惡惡地撲打著門窗，仿佛要向我講述一個淒絕的傳說。
我至今記得，我當時心如刀割。我不曾料想她竟悔恨到這種程度，由此我開始懷疑母親對我父親愛情的真實。我可憐的母親，作為一個從風雨飄搖的舊中國過來的小知識分子，對我父親究竟會有多少理解和愛呢？誰又敢保證她沒有攀附投機的成份呢？或許我太陰暗了，但反思父母的這一個悲劇，我寧願相信父親比母親更真誠些。我突然有些討厭起這個有些病態的老女人了。半年之後，當我的妻子焦越南躺在省城婦幼醫院的產床上，呼天搶地欲死欲活的時候，我才猛然間原諒了古玉雪。她是我的母親啊，她當年在生下我的時候，也曾經曆了這樣一場生死的煉獄啊。
讓我無話可說的母親啊。
使我不解的是，母親出獄後，竟沒有跟我的父親結婚。僅管父親的妻子袁桂蘭已經死去多年。母親也沒有來省城居住。她住在保州市。母親平反後，保州市鋼鐵公司分配給她兩室一廳。
1982年，我和妻子回到保州市去看母親，我問母親：“您和我爸爸結婚吧，行嗎？”
母親搖搖頭：“算了，我們都老了。彼此心已經死了。”
我問母親：“您恨他？”
母親搖搖頭：“不恨。”
我猶豫地問：“那您為什麼……”
母親笑笑：“我們這一輩的事情，就不跟你們說了吧。”
我猜測母親心中的隱痛。1960年，她的一張交待材料，使我父親在東北林區呆了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幾個18年呢？而且那是我父親人生最最充滿創造力的18年啊。我的父親不是薛平貴，我的母親也不是王寶釧。單單從愛情至上的觀點上講，今人似乎永遠比戲劇中的古人低下。
母親於1984年和保州市第一中學退休的教師張某結婚。這年母親已經63歲。那位張老師我見過，他比我母親小一歲。我曾聽父親講過，張老師當年是保州市鋼鐵公司職工夜校的數學教員，當年曾經一度狂熱地追求過我的母親。母親和張老師這種黃昏戀到底還有多少愛情可言？我不得而知。
二1960年父親下放
1960年，當那場大饑荒走到人們的麵前，中國的老百姓才突然發現社會主義竟也埋伏著饑餓這樣一個定時炸彈。
饑餓使得保州市鋼鐵公司像一匹不堪負重的奔馬，腳步遲緩下來了。根據中央的調整方針，保州市鋼鐵公司縮編，七萬職工削減為兩萬職工，五萬職工下放。
我父親曾回憶說：“那真是一個難堪的日子，誰也不知道誰在下放之列。”
我曾問父親：“聽說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人要求回鄉嗎？說城裏三級工，比不了鄉下種溝蔥。”
父親搖頭：“那是個別的。多數人是不願回家的。許多老戰友和熟人都是在一個早上走的，連告別也來不及的。到現在也沒有一點兒消息了。”父親跟我說這番話時，目光是空空茫茫的。
父親當時在第二煉鐵廠，任黨委書記。廠裏一共一萬四千多人，要下放八千人。那天全廠開大會，宣布下放名單。
早春的風硬硬的。父親站在高高的天車上，手裏拿著話筒，宣布著這八千人的名單。其中有許多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戰士。父親念著一個個他熟識的名字，聲音不斷地哽住。全廠都靜靜的，沒有一個喧嘩的，更沒有一個鬧事的。
那天晚上，全廠在廠裏的十多個食堂裏開飯，給下放回家職工們會餐。父親讓後勤處弄了些酒來。許多人都喝醉了，哭著抱在了一起。父親的秘書劉昌達叔叔滿臉淚水找到我父親，凶凶地嚷：“李書記，為什麼不批準我下放？我已經寫過三次申請了。”劉叔叔也喝醉了。
劉昌達叔叔是1949年在北京參軍的大學生，後來隨賀二喜的部隊來到了保州市。再後來就調到我父親身邊當秘書。
父親怔怔地看著劉叔叔：“這是工作需要。工業建設也需要人的。”
劉叔叔痛苦地搖頭：“現在國家有困難，需要我們下放，我就應該走人。我是個黨員啊，我也算是個解放戰爭參加革命的同誌啊，這樣的事，我不帶頭，要讓人笑話的啊。”
父親盯住劉叔叔，點頭：“好吧，廠黨委盡快研究你的請求。”
三天之後，第二煉鐵廠就批準了劉叔叔下放的申請。但劉叔叔沒有走成。劉叔叔頭一天在車間參加勞動，運料車翻了，劉叔叔被扣在下麵，一條腿砸斷了。他成了殘廢，隻能留在廠裏了。
兩個月之後，當第二煉鐵廠的最後一批下放職工戴著大紅花，離開廠時，父親帶入到車站送行。在一片敲鑼打鼓聲中，父親流著淚和他們一一握別，互道珍重。劉叔叔跟在父親身後嚷嚷著：“李書記，應該也讓我走。”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幾天之後，我父親竟也突然被下放走了。
那天我放學回來，父親很晚了還沒回家。我餓的頂不住，就自己動手做飯，就趁機多抓了兩把麵，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
父親那一夜沒有回來，第二天一早，廠裏來了一個姓趙的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隻記得趙阿姨的臉尖尖的，眼窩深深的，挺嚴肅的。趙阿姨送我去上學。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廠食堂吃飯。我問趙阿姨我爸爸去哪了？趙阿姨說你爸爸有事，讓阿姨陪你的。幾天以後，我被趙阿姨從學校裏喊去送父親，我才知道父親被隔離審查了三天，今天下放了。
父親被人揭發在1953年有反黨言論。父親是否有反黨言論？真偽姑且不論，但是這件事重新翻出來，的確就有了背景。據說，當時的公司副書記跟我父親一向不和，抓住這個問題開始整我父親。於是，公司組織部來人就把父親找了去，要父親交待。父親氣壞了，不承認，兩下裏就吵了起來。結果，父親就被關起來，隔離審查了。當天夜裏，父親就被組織決定下放了，他被下放到黑龍江的林區。後來聽說，當時林區正從內地調撥一批人去。父親正好趕上。趕上？一個讓多少中國人到死說不明白的字眼啊。
“文革”之後我才搞清楚，這是我那可憐的母親在監獄裏交待的。她交待了父親在1953年對她講過的許多反動話。熱戀中的男女是可能講一些昏話的，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我那久經戰火考驗的父親會對母親講些什麼反黨言論。我很懷疑母親是屈打成招。但是，她這一揭發，父親的整個政治生命就真的完結了。
父親真冤，當時廠裏是以漏網右派報上去的。當時的黨委書記賀二喜不在家，他去市裏參加緊急會，對父親的處理是公司副書記決定的。賀二喜回來之後，聽到我父親下放的消息就火了，一個電話把公司的副書記叫了去。那個副書記剛剛跟賀二喜說了兩句，就被賀二喜揚手一拳打了個跟頭。賀二喜破口大罵著粗話：“我操你們的八輩祖宗，李震方跟那個娘們兒早已經沒事了，你們還相信那個娘們兒的話！”
但是，一個賀二喜是推不翻既成的組織決定的。父親還是被下放處理了。賀二喜親自去車站送了我父親。送父親走的還有拄著拐的劉叔叔，還有另外幾個我不認識的叔叔阿姨。那天，我是第一次見到賀二喜，隻知道這個絡腮胡子，臉上有刀疤的伯伯是父親的戰友，是個曾經騎馬打仗的大官，卻不知道他還是父親的情敵。賀二喜看看我父親，又凶凶地盯著我說：“跟你爸說幾句吧，他要走了。說吧。”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當時我還不知道下放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就跟爸爸平常出差開會一樣，過幾天爸爸就回來了。我怔怔地看著爸爸，爸爸摸著我的頭笑著說：“那地方太冷了，你就留在這裏吧，過幾天你老家的媽媽就來接你了。我走了，你要聽話，聽賀伯伯的話。”
父親又跟賀二喜握握手，兩個人好長時間沒有鬆手。似乎有什麼話還沒有說完，但是他們什麼也沒有說。我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多麼坦蕩的一握啊。
後來車鈴響了，父親就上車走了。我當時突然感覺不對了，猛然追著火車奔跑起來，我在風中放聲哭了，我已經意識到可能很長時間不能看到爸爸了。
賀二喜追上來一把摟住我，我看到他那疤臉上有大顆大顆的淚蛋子滾下來。我至今一直很被父輩們之間這種戰友的情誼所感動。我絲毫不懷疑這其間的真誠。
劉叔叔突然長嚎一聲：“李書記，您多多保重啊”他喊完，似乎用盡了一生的力氣，便蹲在一邊，無聲地哭了。
父親的悲劇，除去那場社會悲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當然也不能不說我母親古玉雪給他帶來的厄運。母親被捕六年後對我父親的揭發，便使我父親的檔案裏被注明了“特嫌。控製使用。”這些，父親是不知道的。一直到1978年為父親平反時，才撤出了這個結論。我當時看著那幾張泛著黃色的紙頁，心裏悲哀極了。父親是背著這個結論走進老年的。
三大伯李震傑
父親下放去了黑龍江，我被賀二喜伯伯接去住了半個多月，之後，父親的妻子袁桂蘭就來保州市接我。跟她一塊來的還有一個20歲的大姐，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我的親姐姐，李華。她是我父親和袁桂蘭1940年生下的孩子。當時李華剛剛考上省機電學院，順路跟袁桂蘭一塊來看我。
我這是第一次見到袁桂蘭。她是一個非常爽朗的農村婦女，一說話先笑。她梳著短發，一雙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臉貼著我的臉，任淚水流著，流到了我的嘴裏，鹹鹹的。賀二喜讓我喊袁桂蘭娘。我喊不出。賀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蘭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蘭就從懷裏掏出一塊帶著她的體溫的菜饃讓我吃。我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蘭就問我：“想不想跟我到鄉下去？”
我懵懵地點頭，又看著李華姐姐。李華姐姐看著我笑。長大後，當我看到過一些同父異母或者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像烏眼雞一般地你爭我鬥之後，我才想起李華姐姐這笑容是多麼的燦爛。
賀二喜對袁桂蘭說：“我對不起你啊，我沒把老李看管好，他不該的啊。”
袁桂蘭沒說話，眼裏有了閃閃發亮的東西。
賀二喜說：“這孩子你要不想帶，就交給我來養好了。”
袁桂蘭笑了笑說：“我喜歡這孩子，這孩子長得挺像她爹的。”
賀二喜也笑道：“我也很喜歡這孩子。你要不想帶他，我就真留下他了。”
第二天，賀二喜送我和袁娘去了長途汽車站。李華姐姐就在車站跟我分了手，她去了學校。分手時，李華姐姐送給我一袋食品餅幹。我不曾想到這竟是我和李華姐姐的永訣。李華姐姐1964年從省機電學院畢業，留校執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她被當作修正主義的苗子揪鬥。1968年7月，她被下放到省“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69年3月裏的一天，她挑水抗旱時在井台上學習《毛主席語錄》，不小心語錄本落進井裏。她跳進井中去打撈那本語錄，不幸溺水而亡。時年39歲。
我跟著袁桂蘭上了長途汽車，賀二喜就在車下朝我們揮手。我看到他那刀疤臉上淌下了兩行淚。汽車開動，我就看到他漸漸遠了。我再也沒有看到過賀二喜伯伯。他1964年因突發心肌梗死病故，沒有經曆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這也算萬幸。賀二喜，山東濟南人。1931年參加革命。去世前，曾任保州市委副書記。
我隨袁桂蘭回到了我父親李震方的家鄉：林山縣野民嶺西嶺公社李家寨生產隊。我跟袁桂蘭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時間，我有了母愛。至今我也認為袁桂蘭是我的母親。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我始終不能理解上蒼為什麼要在她和我父親之間安排一場悲劇的結局。
到了李家寨之後，我開始管袁桂蘭叫袁娘。袁娘是李家寨的黨支部書記，兼婦女主任。我和袁娘住在一起。大娘有時也回來住，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名叫劉燕芬。她在縣裏當宣傳部長。大娘那年在野民嶺區搞社教，常常回家來住。大伯那時已經當了地委書記，很忙，不常回來。
大伯李震傑是野民嶺很了不起的人物，1958年至1962年當過保州地區的地委書記。
李家寨的人認為，我大伯最輝煌的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過影。那張照片我見過。大伯死後，保州地委組織部的人把照片連同底片一並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保州日報》上刊出過這張照片，但是被做了技術處理，上麵隻有毛主席，大伯不見了。1986年，紀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這張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伯的形象。
這張照片是新華社的記者拍攝的，毛主席站在麥田裏，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襯衣，慈祥地笑著，是全國人民都熟悉的那種偉人的慈祥，白襯衣的肘彎處，有兩塊補丁，很打眼。褲腿高高地挽過膝蓋。大伯站在毛主席的右側，穿得很整齊，是那種當時十分流行的中山裝，褲腿有筆直的褲線。他頭發剛剛理過，很整齊，發型很土氣，沒有留鬢角，樣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個扣在頭上的黑鍋蓋。大伯張嘴笑著，笑得很傻氣，是那種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躍進，毛主席來林山縣視察，在地頭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時任中共林山縣縣委書記。
大娘回憶說，當時地委通知，隻說是中央首長要來視察，可誰也沒想到毛主席會來。大伯兩天兩夜沒睡覺，白天下地參加勞動，晚上在辦公室裏點燈背材料，準備彙報。直熬得兩眼通紅。那天的上午，大伯正在麥田裏澆地，弄得渾身泥泥水水，很狼狽。保州地區行署專員於默然風風火火地坐著一輛吉普車趕到地頭，扯著嗓子吼大伯。大伯挑著水桶跑出麥田，這才知道是毛主席要來林山縣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連丟在地頭的鞋也沒來得及穿，就赤著一雙泥腳上了於默然的車，跟著去了。誰也不曾想到，大伯這一雙泥腳後來就有了名堂。
那天，所有地委的幹部和省委領導都在林山縣的路邊靜候著。初夏的風暖暖地吹著，人們卻都覺得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燥熱。這時，不知是誰喊了一聲：“來了啊。”
人們就看到遠遠地有幾輛吉普汽車沿著鄉間的土道開了過來。車停穩，先是幾個工作人員下來，然後就有一個高大的男人走下來，有人驚呼一聲：“毛主席！”
省委的領導和地委的主要領導迎上去。毛主席和他們握了手，卻不和他們說話，他用濃重的湘音問道：“本方土地可在？”
省委書記就看地委書記，地委書記就低聲喊：“李震傑，李震傑快過來。”
大伯就忙從人群外麵慌慌地應一聲：“我在哩。”
眾人就閃開一條道，大伯就激動萬分地走過來。行署專員於默然這才發現大伯一身泥水，褲子挽過了膝蓋，還沒穿鞋，腳上都是泥。於默然就低聲埋怨：“震傑同誌，你怎麼搞的嘛？”
大伯尷尬地站在了那裏。
毛主席笑道：“縣太爺，毛澤東今日要打擾了。”說著，就伸出手跟大伯握。
大伯兩隻手上都是泥，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被毛主席握住了。
大伯口吃起來：“主席，我這手髒啊。”
毛主席笑：“那你就是一個贓官嘍。你刮地皮了嗎？”
大伯一時怔住。
毛主席說：“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啊。開句玩笑。”
大家都笑了，大伯也跟著笑了，他鬆了一口氣。
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問：“你是剛剛下田了？”
大伯點頭：“是的。”
毛主席問：“你的鞋子呢？”
大伯不好意思地說：“報告主席，剛才亂跑，忘到田邊了。”
毛主席就笑著朝田裏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後邊。
毛主席就問：“你這個泥腿子縣太爺，可知道貴縣出過什麼大人物啊？天寶八年，李太白曾路過此地，對貴縣印象不佳啊。”
大伯被問得啞口無言。毛主席就對大伯講了一段李白的故事，然後又對大伯說：“你要當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就應該讀讀中國曆史，否則你就當不好中國共產黨的幹部。”
後來，大伯讓人給他買來內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間寬大的書房裏，還買來《紅樓夢》什麼的。大伯死後，這些書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過，書皮都已經泛黃，裏邊卻都是新新的，書的主人肯定沒有看過。一屋子的書就那樣神氣活現地立在那裏。我不解，大伯沒有看這些書，卻為什麼要買這些書？為了裝裝樣子，還是他根本就不喜歡看這些書？他一生追隨偉人，卻無法效仿偉人。
大娘曾苦笑著對我說：“別看你大伯念過林山縣師範學堂，可他就不是讀書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覺的時候，地區行署專員於默然讓大伯趕快去理了發，並讓大伯到商店買了一件藍呢子的中山裝。毛主席一覺醒來，看到換了裝束的大伯，就笑著搖頭：“不好，不好，不像一個泥腿子了啊。”
大伯當時尷尬極了，就穿著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了麥田，後來，大伯跟毛主席在麥田裏合了那張影。
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區的領導在林山縣委的小禮堂開會，毛主席講了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講了要超英趕美。講到快天亮的時候，大家都餓了，毛主席就讓大伯請大家吃飯，毛主席對大伯笑道：“縣太爺，肚子要鬧革命嘍，我出錢，你請大家的客。”
大伯笑著就要去安排飯。毛主席又笑著喊住大伯：“我出門匆忙，沒有好多錢，就請大家每人吃一碗麵條。”
大伯愣住了。
毛主席又笑道：“我是管了不管飽，就這樣。”
結果大家都沒有吃飽。吃罷飯，大家空著半個肚子繼續開會，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散會。散會時大伯悄悄問毛主席：為什麼不讓大家吃飽？
毛主席笑著反問：“你說呢？”
大伯搖頭：“我搞不懂。”
毛主席淡淡道：“我就是要讓大家餓餓飯的。你們都是一方諸侯，各有地盤，自然不會餓飯，餓一餓飯，嚐一嚐挨餓的滋味，就會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啊。”
大伯聽得怔怔的。
毛主席走後，大伯就把那件中山裝鎖了起來，到死也沒有穿過，而且再也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大伯常常說：“知道嗎，毛主席的襯衣打著補丁，我可是親眼看到的啊！”大娘說，大伯每每講起這件事，眼睛總是濕濕的。
毛主席視察了林山縣之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揚了大伯，說大伯是一個“泥腿子縣太爺”。大伯由此大紅大紫起來，同年6月，他被調到保州地委當了書記。
這一次的偶然使大伯得意，而又為他後來的失意悄悄鋪展了道路。燦爛至極，歸於平淡。這似乎應該是一個哲學命題。
大伯當了地委書記之後，開始批判行署專員於默然右傾。大伯不再讓於默然管農業，他親自抓農業，開始拚命地放衛星了。聽大娘講，1958年，大伯整整一年沒有回家，各縣跑，親自指揮上山伐木開山造田，大煉鋼鐵，有時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著一根棍子在山上轉，像一頭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聞單位的記者就蜂擁而來，采訪這位泥腿子書記。於是，中央省地區的報紙上，常常有大伯的名字和新聞照片出現。
然而，生活卻無情地嘲諷了大伯。1960年至1961年，保州地區在全國餓死人的數量是名列前茅的。林山縣的死亡率占全地區的榜首。1962年，中央開會，省委書記去了，回來後，省委開會傳達中央會議精神。1962年11月，省委決議撤銷了大伯保州地委書記的職務。省委書記對大伯說：“主席要我替他問候你，他說要找你算賬哩。毛主席問，李震傑領導的那個地區怎麼會餓死那麼多人啊？”
大伯臉色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回來後不久，就住了醫院。1963年春天，大伯就死了。一個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樹葉，剛剛還是綠綠的，一陣風過後，卻說黃就黃，說落就落了。
我常常想，大伯應該是抑鬱而死的，他的生命在最後幾個月裏，墜入了難挨的寂寞和淒涼。大伯臨死前，對大娘說：“不要給我穿鞋，主席說我是泥腿子縣太爺，就讓我光著腳走吧。”所以，大伯是光著腳裝進棺材的。
大伯是一個悲劇。他對於保州地區1958年瘋狂地大煉鋼鐵和農業大放衛星，都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我常常想，曆史的功過有時之所以難分清，就是因為每個領導者或者被領導者都不是絕對自由的。有的是自己想抵製，卻迫於領導的命令或者群眾的壓力而去努力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卻迫於領導和上級組織的幹預和群眾的抵製而不能推行。自己所做的並不是自己想去做的。
我這樣說，決不是為了替大伯開脫什麼。
曆史常常是這樣。
大伯的兒子女兒都在農村，至到大伯死，也沒能把戶口轉到城裏。大伯生前曾說：“都想進城，誰來種地啊？我是領導，就要帶頭讓孩子在農村紮根。”大娘於1982年離休，離休前是保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離休後，她把戶口遷回了老家，地區老幹部局按政策給了她一筆安家費，可大娘沒要這筆錢，把這筆錢捐給了保州地區養老院。大娘劉燕芬1986年去世。終年71歲。
歲月匆匆，大伯的兩個兒子早已經都當了爺爺，但他們始終在農村務農。大伯的三個孫子這幾年常常進城跑買賣，到我家裏來過幾回。有一次他們喝多了酒，就罵他們的爺爺：“那老爺子太死心眼，當了那麼大的官，還把一家子都丟到農村了。”我聽了，心裏十分感慨，如果大伯地下有知，他該作何感想呢？
前幾年，林山縣裏賣過一次戶口，一萬塊錢一個，大伯的三個孫子都買了戶口，都搬到林山縣城裏去了。隻是大伯的兩個兒子都沒有進縣城。聽說孫子們還和我那倆個堂哥吵了一架。我想，大伯讓他的子孫後代紮根農村鬧革命的夙願，至此應該說灰飛煙滅了。
四1960年李家寨的災荒
1960年夏天，我被袁娘接到李家寨。那天，是一個萬裏無雲的日子，太陽像一個大火球緩緩地在天上滾動著。我跟著袁娘在林山縣城西邊的一個車站下了長途汽車，又步行了十餘裏山路，才到了李家寨。還沒有進村，我就看到了李家寨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黃泥牆，遠遠地就像一群黃牛呆呆地臥在那裏曬太陽。太陽光烈烈地潑下來，黃牛們便周身閃著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牆上的黃泥中伴有麥秸，麥秸們在陽光下黃燦燦的。一個穿著舊藍色幹部製服的中年漢子站在村口迎住我們。
袁娘叫了一聲：“三哥。”又對我說：“這是你三伯。”
我就怯生生地叫了那漢子一聲：“三伯。”
三伯哈哈笑了，我發現三伯長得很像我父親。三伯很親熱地拉著我的手往村裏走。我後來才知道，三伯李震聲是被罷了官，回鄉養病的。三伯走了幾步回頭對袁娘笑道：“弟妹，天太熱了，到村前的井上喝口水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