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唱：通倡。
（12）和：附和、回應。
【譯文】
文王問太公道：“怎樣鞏固國家呢？”
太公回答說：“請以虔誠地心先行齋戒，然後我再告訴你天地運行的規律、四季萬物生長的變化、聖人治國的道理以及民心轉變的緣由。”
於是，文王齋戒七天，北麵行弟子之禮再拜而問太公。
太公說：“天有四時運行，地有萬物孳生。天下有人民，人民由聖王來領導。春天的規律是孳生，萬物繁榮；夏天的規律是成長，萬物茂盛；秋天的規律是收獲，萬物成熟豐盈；冬天的規律是收藏，萬物潛靜。萬物成熟豐盈了就要收藏起來，收藏起來明春又播種複生，如此循環，既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聖人可以參照這個規律，作為治理天下的法則。所以天下安定的時候，聖人的功德就隱而不顯；天下大亂之際，聖人的功德就充分地發揮出來，這是必然的規律。”
太公繼續說：“聖人處於天地之間，其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大的。順應治理天下的常道而行，人民就安定。如果民心不安，便是動亂的因素。動亂一旦發生，天下就有權力之爭了。所以動亂最初總是在暗處萌生，時機成熟就會聚集成公開的力量，登高一呼，天下應和。到形勢恢複正常的時候，他既不進而爭功，也不退而讓位。以這種態度來鞏固國家，他的地位和作用，就可以天長地久，與日月爭光了。”
【心得】
“創業難，守業更難。”文王深知這個道理，所以他要向薑太公詢問鞏固國家政權的辦法。太公主要講了兩點：一是“仁聖之道”，二是“民情之機”。
所謂“仁聖之道”，就是要求君主效法天地，按照自然規律來治理國家，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繁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謂“民情之機”，就是要求君主正確對待天下動亂的現實，善於引導、撥亂反正，不必因此驚惶失措，須知人民總是希望安定的，天下最終又會恢複正常，明智的君主，任何時候都應該順應潮流，不可違背民意，自取滅亡。
太公還特別重視君主的“仁聖”風範，這就是要功成不居，隱而不顯，以無形力量征服天下，施惠人民，像天地日月一樣澤及萬物，而不需要人民來歌功頌德。太公認為，隻要君主具備了這種“仁聖”風範，“守國”也就不是一件艱難的事了。
九上賢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1）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2），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
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3），犯曆（4）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三曰，臣有結朋黨（5），蔽（6）賢智，鄣（7），王明者，傷王之權。
四曰，士有抗誌（8）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9），不重其主者，傷王之戚。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10），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六曰，強宗侵奪，淩侮貧弱者，像庶人之業。”
“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幸於外，王者慎勿使為將。
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慎勿與謀。
三曰，樸其身躬（11），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
四曰，奇其冠帶（12），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君靜處，而誹時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寵。
五曰，讒佞苟得（13），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14），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15）於人主，王者慎勿使。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
七曰，偽方異技（16），巫蠱左道（17），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18），以安萬乘之主（19），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文王曰：“善哉！”
【注釋】
（1）王人：為人之王，即君主。
（2）不肖：不賢，指無德無才的人。
（3）任氣遊俠：浪遊的俠客，古代指輕生重義、勇於救人急難的人，他們往往為此“以武犯禁”，有違法亂紀的一麵。
（4）犯曆：違犯。曆，犯亂。
（5）朋黨：排斥異己的黨派。
（6）蔽：遮蔽，此指排斥。
（7）鄣：障之本字。
（8）抗誌：高傲的誌氣。抗，高的意思。
（9）外交諸侯：結交外國的諸侯，即裏通外國的意思。
（10）有司：有關的主管部門或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所以稱官吏為有司。
（11）身躬：自身。
（12）冠帶：帽子和腰帶。
（13）讒佞苟得：讒，說別人的壞話。佞，奸巧諂諛。苟得，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取好處。
（14）祿秩：祿是古代官吏的俸給，秩是其職位和品級。
（15）說：同悅，取悅。
（16）偽方異技：指各種虛假騙人的方術技藝。方，指方術。技，方技，即方術，指醫卜星相與養生煉丹之類的技術。
（17）巫蠱左道：巫，巫師。蠱，一種迷惑、毒害人的蟲子。巫蠱，指巫師用符咒等法術吉人。左道即邪門歪道。
（18）調和陰陽：這裏指妥善處理各種矛盾。陰陽，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範疇，指自然界正反對立的兩麵，如天地、日月、晝夜、動靜、寒熱等。
（19）萬乘之主：指國君。乘，車輛。
【譯文】
文王問太公：“對於國君，什麼樣的人應該尊崇，什麼樣的人應該貶抑，什麼樣的人應該任用，什麼樣的人應該革去，什麼樣的事應該禁絕，什麼樣的事應該製止呢？”
太公說：“作為君主，才德兼備的人應當尊崇，無才無德的人應當貶抑，誠實忠信的人應當任用，狡詐虛偽的人應當除去，違法亂紀的暴行應當禁絕，奢侈浪費的風氣應當製止。所以國君用人，應當注意六種壞事和七種壞人。”
文王說：“我想聽聽其中的道理。”
太公說：“所謂六種壞事是：
第一，大臣中有大修宮室、亭池、台榭，盡情遊玩觀賞、歌舞行樂的，就會敗壞君王的聖德。
第二，百姓有不務農桑正業、意氣用事、遊俠鬥武、違反禁令，不服官吏管治的，就會敗壞君主的教化。
第三，群臣中若有結黨為朋、排斥賢能、蒙蔽君主耳目的，就會損害君王的權威。
第四，士人中若有故意堅持己見以標榜氣節高尚，借此形成一股氣勢，對外結交諸侯，不尊重君主的，就會損害君主的威嚴。
第五，大臣有輕視爵位、冒犯上級，恥於為君主冒險犯難的，就會損害功臣的勳績。
第六，強宗大族中，有爭相掠奪、欺壓貧弱的，就會損害人民的生計。”
“所謂七種壞人是：
第一，沒有智略權謀，為了獲取重賞、升官，強力逞勇，輕率出戰，企圖僥幸立功於疆場的，對這種人，君主切勿任他為將帥。
第二，徒有虛名而無實學，陽奉陰違，言行不一，掩人之善，揚人之惡，到處投機取巧，對這種人，君主切勿與他共謀大事。
第三，外表樸素，衣著粗劣，口說無為之道，而實則沽名釣譽；口說無欲之德，而實則唯利是圖，這種虛偽的人，人君切勿與他接近。
第四，奇裝異服，巧言善辯，空談高論，以此誇耀；窮居陋巷僻靜之地，以誹謗時俗為能事，此為奸詐之人，人君切勿加以寵信。
第五，諂媚逢迎，隻圖苟且升官；魯莽亡命，冒死以貪俸祿；不顧大局，見利妄動，高談闊論，取悅人主，此種人，人君切勿加以任用。
第六，大事營造雕梁畫棟，裝飾豪華的居室建築，以至耽誤了農事者，人君必須加以禁止。
第七，用騙人的方術，詭奇的技藝等旁門左道，咒語妖言，迷惑善良的人民者，人君必須加以禁止。”
“所以，人民如果不盡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就不算吾國的人民；士人不講誠實信用，就不算吾國之士；大臣不能忠誠規諫君主的過錯，就不算吾國之臣；官吏不能公正廉潔愛護人民，就不能算吾國之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不能調和天地和人事間的變化關係以確保君權的穩固，不能規正群臣的綱紀、核定名實、嚴明賞罰，使萬民安居樂業，就不算吾國之相。所謂帝王之道，就像神龍昂首，高瞻遠矚，洞察一切，對外顯示莊嚴肅穆的儀表，內則涵隱不露的衷情。使人覺得他像天之高，高不可及；如淵之深，深不可測。因此，君主對應該發怒的事情不發怒，奸臣就會興風作浪；應該殺人的時候不殺人，奸雄就會乘機叛亂；軍事處於有利態勢時而不行動，敵國就會強大起來。”
文王聽罷，說道：“你講得好極了！”
【心得】
本篇講用人的原則，總綱是“上賢”，即尊重賢人。
“賢”是一個倫理道德的概念，比較抽象，是道學家、理學家研究的學問。而政治家、軍事家必須把它具體化，方法是從正反兩個方麵入手。從正麵說，是“取誠信”；從反麵說是“下不肖”，“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特別要防止“六賊”、“七害”。這也就是說把“不賢”（“不肖”）去掉，就是“賢”了。這裏有“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哲學。
作為統治者，要想取信於人，就要做到開誠布公。一個領導者，必須具有統禦能力，能駕馭眾人。使別人相信、誠服，樂於服從指揮，這就必須要領導開誠布公，言行一致，以誠待人，使下級感到領導公平、厚道，可親可敬；如果領導表裏不一，口是心非，下級就會離心。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曾用“開誠布公”這一工作態度和方法成功地團結了一大批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創造了條件。
1949年初，為了孤立國民黨反動派，廣泛地團結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和社會賢達，我黨把他們請為座上賓，“開誠布公”地與其共商建國大事。當時，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對我黨的領導地位持懷疑態度，還有人提倡“共同領導”；也有的人不願意來解放區，更有的反對我軍渡長江，統一全中國並勸阻我黨劃江而治，同英美妥協。我黨並沒有計較這些，而是耐心說服與等待。周總理曾指示全黨：“我們要善於與黨外人士相處，態度應該是謙虛的、誠懇的，坦白的。”董必武同誌也曾經多次強調：“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有關新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府機關、軍事製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重大國事，都尊重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反複商量討論，不但在會前協商、醞釀，而且還要拿到會上共同討論決定。諸多民主黨派人士，被共產黨開誠布公、虛懷若穀，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的工作態度和革命精神所感動，積極參予了新中國的籌建。
不過，要樹立一種正當而良好習俗，僅僅講正麵道理，容易流於空泛，不切實際，因為真善美的東西，總是與醜、惡同時並存，也因與醜、惡同時並存才能突顯真善美的價值。“賢”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哲人對真善美的一種稱謂，它在與種種“不肖”的較量中得到具體展示的。
所以在薑太公看來，“賢”並不是一種純粹自我完善的道德修養，而是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起碼能夠“忠諫”、“愛人”，甚至達到堪稱宰相的高度：“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
賢而能，能而賢；既能破，又能立，就是總理國家的人才了，應當受到絕對的尊崇。
十舉賢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
文王曰：“其失（1）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2）之所譽（3），而不得真賢也。”
文王曰：“何如？”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4）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5）而蔽賢（6），忠臣死於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文王曰：“舉賢奈何？”
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7），按名督（8）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注釋】
（1）失：過失、錯誤。
（2）世俗：一般人的平庸見解。
（3）譽：稱讚。
（4）黨：黨羽，指邪惡勢力的附和者。
（5）群邪比周：與壞人結黨營私、互互勾結。比周，結黨營私。
（6）蔽賢：遮蔽賢才。
（7）舉人：推薦、選拔人才。
（8）督：監督、考察。
【譯文】
文王問太公說：“君主致力於選用賢能，卻得不到賢才輔佐之效，社會越來越亂，以致國家陷於危亡，這是什麼原因呢？”
太公回答說：“選舉賢才卻不能放心任用，這隻有舉賢的虛名，而沒有用賢之實質。”
文王又問：“造成這種過失的原因是什麼呢？”
太公說：“造成這種過失的原因在於人君喜歡任用世俗稱讚的人，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賢才。”
文王問：“為什麼這樣說呢？”
太公說：“人君常常把世俗所稱讚的人當作賢才，而將被世俗所詆毀的人當作不肖。因此，能多結黨朋的人就被選用，而少結黨朋的人就被黜退。若是這樣，奸邪的人就會結黨營私而排斥賢才；忠臣即使無罪，也被讒毀置於死地；奸臣雖然無德，卻因虛假的聲譽而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愈加混亂，國家也不免陷於危亡了。”
文王又問：“怎樣舉用賢才呢？”
太公說：“將相分工負責，根據各級官吏應該具備的條件選拔賢才，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考核。考核他們的才學與賢能，必須名副其實，使其才德與官位相稱。這樣就可以收到舉用賢才的實效了。”
【心得】
官場中曆來一直有這種現象，舉賢往往流於形式，沒有收到用賢的實效。薑太公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個問題的要害。
奸佞之徒常會結黨營私、互相吹捧；而對真正的賢才，則惡意中傷，肆意排擠，甚至橫加迫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如果君王不察，很容易就誤用了這種小人，他們一旦得勢，便會更加囂張，結成黨羽，擾亂朝政，而真正的賢才卻被障蔽、被罷黜，甚至遭到被殺害的命運。
南宋時期，秦檜得到宋高宗的信任，官至宰相。1140年，秦檜慫恿宋高宗解除主戰將領的軍權，並誣構謀反罪狀，殺害嶽飛，促成了紹興和議。秦檜任相期間，獨攬朝政，排除異己，大興文字獄，極力貶斥主張抗金的官員，壓製抗金輿論，篡改官史，獎勵歌頌和議的詩文。他還推行經界法，丈量土地，重定稅額，又密令各地暗增民稅十分之七八，使很多貧苦農民家破人亡。這實際上是以舉賢之名，用奸之實的鬧劇，世風怎能不越來越混亂，國家怎能不越來越瀕臨危亡呢！
所以，薑太公主張舉賢必須進行嚴格的考核，用“按名督實”的標準來杜絕一切官場的虛偽狡詐，使一切奸佞之徒失去進身的機會和鑽營的縫隙，而給真正的賢才開辟出一個大顯身手的廣闊天地。
十一賞罰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1）存勸（2），罰所以示懲（3）。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4），用罰者貴必（5）。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6）矣。夫誠，暢（7）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注釋】
（1）所以：用來。
（2）勸：鼓勵、勸勉。
（3）示懲：表示懲罰的道理。
（4）凡用賞者貴信：凡用獎賞的手段，最重要的是要兌現。信，信用。
（5）用罰者貴必：凡用懲罰的手段，就要堅決執行。必，堅決實行。
（6）莫不陰化：沒有不替移默化的。陰化、暗中感化。
（7）暢：感動。
【譯文】
文王問太公說：“獎賞是為了鼓勵好人好事，懲罰是為了警戒壞人壞事。我希望獎賞一人來鼓勵一百個人，懲罰一人來警戒一百個人，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太公回答說：“凡是獎賞，貴在守信；凡是懲罰，貴在堅決實行。如果能對你所見所聞的事都做到賞必信、罰必果，那麼你所未看到未聽到的人，沒有不潛移默化了。真誠，暢達於天地、上達於神明，何況對於人呢？”
【心得】
周文王深知，賞罰的目的，如果僅僅在於針對當事人本身，就失去了積極的社會意義。也就是說賞罰應當具有賞一勸百，罰一警眾的作用，應當有利於推動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文王並不十分明白。薑太公對此作了深透扼要的闡述。他認為，關鍵在於施行賞罰的君主是否具有“賞信罰必”的“誠心”。所謂誠心，就是出以公心而毫無偏私。不管誰做了好事，都不要埋沒，都要論功行賞，給予鼓勵；不管誰做了壞事，都不要袒護，都要量刑懲處，以為後戒。這樣一來，想做好事的人，就會更加踴躍；想做壞事的人，就會望而生畏，而整個社會人心向善的風氣就會因此而形成了。
薑太公之後，《孫子兵書》開篇就在“五事”、“七計”中提出“賞罰孰明”的問題，可見孫武對此問題的高度重視。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晉文公問狐偃說，給予士卒和百姓很多好處，如緩刑罰、補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軍隊勇於作戰。對此，狐偃明確地說：“不足為戰”。晉文公又問：“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偃回答說：“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即該賞者一定要賞，該罰者一定要罰。
後來，晉文公依狐偃之言，執法嚴明，在戰場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信，即言而有信。賞信罰必，是古今兵家極端重視的統禦謀略之一。“若法令不行，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吳子兵書·治兵第三》）吳子也把“信賞必罰”看作對敵作戰、欲求製勝的首要條件之一：“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軍能達此，勝之主也。”（《吳子兵書·治兵第三》）以上種種即是在強調：該賞的堅決賞，該罰的必須罰。
已經製定並公布了的軍法軍令，該執行的就必須貫徹執行，絕不能法而不信，令而不行。如果有一次不嚴行賞罰，失信於全軍，則一切軍法軍令都難於繼續執行。
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敗後，不僅揮淚處斬了失守街亭的馬謖，重賞有功的王平，而且還引咎自責，上疏劉禪自貶三等，這是“信賞必罰”的典型例證，也是蜀軍戰鬥力的重要源泉。
陳壽在《三國誌》中說得好，諸葛亮對“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所以，諸葛亮死後，連曾受過他懲治的人也都為之悲痛涕零。
十二兵道
【原文】
武王（1）問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2），一者能獨往獨來（3）。黃帝（4）曰：‘一者，階於道（5），幾於神（6）。用之在於機（7），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8）。’”
“今商王（9）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10），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
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11）。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12），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
太公曰：“兵勝之術（13），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
【注釋】
（1）武王：文王之子，姓姬，名發。他繼承父誌，起兵伐紂滅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2）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凡用兵之道，沒有比集中統一更為重要的了。一，統一。
（3）獨往獨來：不受牽製，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動。此指無敵。
（4）黃帝：傳說中中國古代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號軒轅氏。他曾得到各部落的擁戴，敗炎帝、殺蚩尤，成為部落聯盟的領袖。
（5）一者，階於道：統一的原則，貫通於自然規律。階，一切事物凡漸而成其事者都叫做階，此作動詞，接近、進入之意。
（6）幾於神：差不多算是異乎尋常。幾，接近，差不多。神，非凡，奇異莫測。
（7）用之在於機：統一原則的運用在於機變。機，機變、計謀。
（8）不得已而用之：隻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加以運用。
（9）商王：商紂王，商朝最後一位君主。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伐紂，在牧野戰敗紂軍，紂王自焚而死。
（10）各設固備：敵我雙方都設置了牢固的防守工事。固備，堅固的守備工事。
（11）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外麵假裝混亂，內部要完整；表麵顯示糧食缺乏，而實際供應充足，士卒本為精銳之師，而故意表現出笨拙的樣子。內整，內部完整。
（12）陰其謀，密其機：隱藏自己的企圖，深藏自己的計謀。
（13）兵勝之術：戰爭取勝的方法。術，方法。
【譯文】
武王向太公問道：“用兵的規則是什麼呢？”
太公回答說：“用兵的規則，沒有比統一意誌更重要的了。統一意誌，就能做到自由靈活、縱橫馳騁。黃帝曾說：‘軍隊意誌統一，就符合用兵的規則，幾乎可達用兵如神的境界了。’這個規律的運用，在於掌握戰機，造成有利的形勢，而成功與否則在於君主運籌帷幄之中。所以古代聖王常稱兵為凶器，非到迫不得已時才用它。”太公繼續說：“現在商紂王隻知道國家還存在，卻不知道它已經瀕臨危亡；隻知道縱情享樂，卻不知道自己禍殃在即。國家目前還存在，並不意味著永遠存在，是否永遠存在，應看他能否做到居安思危，使其不亡；自己眼前的快樂並不意味著永遠的快樂，是否永遠快樂，亦在於看他是否能做到樂不忘憂，使其無殃。現在你已經考慮到存亡的根本大事，還擔心什麼枝節的問題呢！”
武王又問：“兩軍相遇，敵人不來攻打我，我也不能去攻打敵人，雙方各設置堅固的守備，誰也不敢率先發動攻擊。如果我想偷襲敵方，又沒有有利的時機，應該怎麼辦呢？”
太公回答說：“要使我軍外麵假裝混亂，而內部組織卻十分嚴整；表麵假裝糧草短缺，而實際上糧草供應充足。表麵看來軍隊笨拙而遲鈍，實際則皆是精銳之師。命令部隊忽離忽合，士卒忽眾忽散，仿佛號令不整、軍紀不嚴。隱匿計謀、隱蔽企圖，高築工事、埋伏精兵，保持寂靜無聲，使敵人不知道我軍的配備和意圖，以便聲東擊西。”
武王說：“倘若敵人已經知道我軍的實情，了解我方的計謀，又該怎麼辦呢？”
太公回答說：“用兵製勝之術，在於周密地察明敵方的軍情，抓住有利的時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予以出其不意的打擊。”
【心得】
此篇闡述用兵的根本規律和出奇製勝的戰術。
太公認為，用兵的根本規律，是統一意誌、集中力量。隻有意誌統一、力量集中，才能充分發揮君主的統帥作用，使全軍的行動自由靈活、縱橫馳騁，符合戰爭的規律，達到用兵如神的境界。所以在薑太公看來，戰爭既是殺人的凶器，又是智慧的藝術。
對於如何主動出擊敵人、攻堅取勝，太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兵不厭詐，以種種假象迷惑敵方，造成敵方的錯覺，使其作出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決策、錯誤的行動，這一係列錯誤的連鎖反應，必定會將敵軍引向錯誤的深淵，我軍若能乘機出擊，必定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然而，造成敵人的錯誤，並不等於敵人就自動敗退了，最終打敗敵人還得靠自己親自動手。所以，打敗敵人的前提不能建立在敵人犯錯誤的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自身正確的判斷和決策的基礎上。所以太公認為，如果我方的偽詐被敵人識破了，也可以打敗敵人，那就是周密地明察敵情，抓住有利的時機，給予出其不意的打擊。
《孫子兵書·計篇》雲：“兵者，詭道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顯然，這裏所論述的與薑太公所言“兵不厭詐”的謀略思想是一致的。運用此一謀略，關鍵在於用兵作戰變化莫測；抓住敵軍的思維空隙，如果行動全在敵軍意料之中，也就無法做到出其不意了。出敵不意之法，多出於常規、常法、常識之外。
李愬雪夜襲蔡州，乃是正確選擇了敵軍不易察覺的時候。
韓信暗渡陳倉，乃是正確選擇了敵軍想不到的路線。
《孫子兵書·勢篇》又雲：“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杜佑注：“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百戰奇法·奇戰》也雲：“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孫臏兵書·奇正篇》雲：“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為奇。”又雲：“發而為正，其未發者為奇也。”“正”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奇”則是指特殊的、變化的。
與薑太公“擊其不意”的謀略思想相似，孫武也認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相生”、“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孫武認為一個高明的將領，當隨情況變化而變換奇正戰法，猶如天地一樣變化無窮，江河一樣奔流不竭，應善出奇兵，打敗敵人。他強調“示形”、“動敵”，認為這是出奇製勝的重要手段。
“奇正”戰術的運用，大體包含以下內容：在作戰部署上，擔任守備任務者為正，集中機動者為奇；擔任牽製者為正，擔任突襲者為奇。在戰術運用上，正麵攻擊者為正，迂回側擊者為奇；明攻為正，暗襲為奇。在作戰方式上，一般戰法為正，特殊戰法為奇；常法為正，變法為奇……戰爭史上，“擊其不意”、“出奇製勝”這個謀略被廣泛采用，精采戰例更是數不勝數。
公元前718年，鄭國進攻衛國，燕國出兵救援，與鄭國的軍隊交戰於北製（今河南滎陽縣境）。鄭國以三軍部署在燕軍正麵，另派遣一部分兵力偷襲燕軍側後，燕軍隻注意了正麵防備，不料背後卻遭到了鄭軍的突然襲擊，結果大敗。
此外，薑太公所謂的“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的論述，是講軍隊和戰爭的政治意義，與國家存亡密切相關。在薑太公看來，一方麵“兵為凶器”，是殺人的工具；一方麵又“兵者利器”，是保衛國家的支柱。他特別提到“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這種思想是極為深刻的，對我們當今民族、國家和個人的生存與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