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2）則與之；儉宮室台榭（3）則樂之；吏清不苛擾（4）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台榭以疲（5）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6）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7）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注釋】
（1）為國之大務：治理國家的大道理。
（2）薄賦斂：少向百姓征收賦稅。薄，少。斂，征收賦稅。
（3）儉宮室台榭：少建築宮室台榭。台榭：高大頂平的建築物和建在上麵的亭子。
（4）吏清不苛擾：清廉的官吏不用苛捐雜稅滋擾百姓。
（5）疲：疲勞，此為勞民傷財。
（6）吏濁苛擾：官吏貪汙，苛雜稅擾亂百姓。
（7）馭民：治理民眾。馭，駕馭，此為治理。
【譯文】
文王問太公說：“我很想聽一聽治理國家的根本道理，怎樣才能使君主受到百姓的擁戴，人民生活得安樂幸福呢？”
太公說：“治國的根本道理，無非愛民罷了。”
文王又問：“應當怎樣愛民呢？”
太公回答說：“要多給人民好處，而不加以損害；要促進人民生產，而不加以破壞；要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要殺害無辜；要給人民實惠，而不加以掠奪；要使人民安居樂業，而不使其困苦；要讓百姓喜悅，而不要激起他們的怨怒。”
文王接著說：“希望你進一步解釋其中的道理。”
太公說：“不要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給予他們利益；不耽誤農民耕作時節，就是促進他們生產；不使刑罰加於無罪之人，就是保護了他們的生命；減輕賦稅，就是給人民造福；少建宮室台榭以節省民力，就能使人民安樂；官吏清廉，不苛刻擾民，就能使人民喜悅無怨。反之，如果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損害他們的利益；耽誤農民耕作時節，就是破壞他們生產；假使人民無罪而加以刑罰，就是殺害他們；加重人民的賦稅，就是掠奪他們的財富；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就是使他們陷於困苦；官吏貪汙苛刻擾民，就會使得百姓怨怒。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統治人民如父母愛子女、兄長愛弟妹一樣，見其饑寒則為之憂慮，見其勞苦則為之哀憐。賞罰百姓，如同賞罰自己；征收賦稅，好像奪取自己的財物。凡此種種，就是愛民的道理。”
【心得】
文王向太公請教治國的大道理，無非是想讓自己受到百姓的擁戴，使百姓安居樂業，不致怨怒造反。
薑太公回答說，治國的大道理在於“愛民”。這就告訴文王，你如果想安享太平，受到人民的擁戴，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你得先愛護人民。人民擁戴你，並不是無條件的義務，因此，你甚至要犧牲一些個人的私欲，去滿足人民的利益。
同時，薑太公認為“愛民”不是一句口號。從人民的物質利益到精神生活，都要全方位地予以關心、愛護，並且落實，既使人們生活得富裕安定，還要使人們心情舒暢。
繼薑太公之後，孟子也強調“保民而王”。
春秋戰國之際，中原列國已進入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的劇烈變化引起意識形態的變更。
統治者已經開始把人民的地位、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國家是否穩定牢固的關鍵。《左傳》在記敘史事時，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確地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希望統治者“以民為本”、“保民而王”。
《戰國策·趙策》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齊王派使者聘問趙威後，信還沒有打開，威後就問使者，齊國今年收成怎樣？百姓怎樣？最後才問齊王可好。使者對此感到非常困惑，認為威後不先問王而先問歲與民，把貴賤弄顛倒了。
趙威後卻說：“苛無歲，何以有民？苛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明確地申明，無民則無君，民為根本，與那種君貴民賤的思想恰恰相反。
趙威後並且還提出：“助王養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於民生民心的賢者，應該受到重用，否則，“何以王齊國，子王民乎”？
對此，孟子則提出“民貴君輕”的“仁政”思想，認為“人和”是製勝的根本，“城民不以封疆為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曹操在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中能夠力克群雄、統一北方，與他所采取的措施得到民眾的擁護是分不開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人民迫於戰亂，生活流離失所，曹操將流民安置起來，實行屯田，發展農業生產，使人民生活安頓下來。曹操所率軍隊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有一次，曹操率軍經過一麥田，下令“踐麥田者斬”的命令，當自己騎馬經過麥田時，由於野鳥突然飛起導致戰馬受驚，踐踏了一片麥子。曹操請求部隊執法官對自己進行懲罰，最後“割發代首”，號令三軍，以示警誡。此舉深得民心。
正是基於對民心向背的考慮，故《孫子兵書》首篇就提出了“經之以五事”，五事之首為“道”。對此，孫武解釋說：“令民與上同意也。”顯然，其意也在於使人民與統治者的意誌統一。
中國曆史上，商滅夏、周滅商，都是在民眾怨聲載道之時。平王東遷之後的東周時期，大國爭霸，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吳王夫差、越王勾踐都相繼成為地區或中原霸主，他們之所以能成為霸王，關鍵在於他們在圖謀霸業的準備時期，無不設法取得民眾的信任。
劉邦所創立的大漢王朝，成為封建社會前期曆史發展的高峰。不僅秦王朝所不及，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難與之匹敵。從曆史因素來看，劉邦致力於“伐無道，誅暴秦”的時代使命，並以秦朝覆亡為借鑒，采取了讓民修養生息、恢複發展生產的政策，對後世許多封建王朝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唐朝初期的強盛，也與太宗采取的選用廉吏、懲治貪官、減輕祿削、注意民眾、休養生息、推行均田製等措施有直接關係。
縱觀曆史，我們不能不說：“愛民”、“保民”是曆史上形成的統治謀略中的瑰寶。“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乃曆代明智的帝王將相所普遍接受認同的觀念。
吳起在向魏文侯進諫治國之策時，也提出要“先教百姓而親萬民”的謀略思想，主張以新興封建階級的“道、義、禮、仁”去引導、治理和安撫民眾。在吳起看來，“四德”修好，國家就能興盛、強大；廢棄四德，國家就會走向衰敗、滅亡。“四德”修好，可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就可以進行兼並戰爭，爭奪霸權。要取得戰爭勝利，首先要“親萬民”，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發展生產，保持國家安定。
薑太公說得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賢德之君，應該“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治國之要務，隻有愛民而已。
君主製的實踐者實際上是官吏。官吏在社會的運行機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薑太公特別提到官吏的清廉與腐敗問題，指出他們的行為與百姓的苦樂貧富息息相關。在古代社會，由於官僚製度本身有著不可克服的弊病，常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這個思想和《水滸傳》作者的立場，相去不遠，應該加以肯定。
四大禮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
太公曰：“為上唯臨（1），為下唯沉（2），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唯周（3），為下唯定（4）。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5）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誌（6），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聽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擔。許之則失守（7），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8），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9）之德，正靜其極（10）。”
文王曰：“主明如何？”
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11），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12）並進，則明不蔽矣。”
【注釋】
（1）臨：居高臨下。這裏是洞察下情的意思。
（2）沉：深沉，隱伏。這裏是謙卑恭馴的意思。
（3）周：周遍。
（4）定：安定。
（5）大禮：隆重莊嚴的禮儀。
（6）平誌：據《武經七書直解》：“平誌，不私曲也。”即無私衷。
（7）守：自己心裏的主見。
（8）高山仰止：見《詩·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仰慕、效法的意思。
（9）神明：據《武經七書錄解》：“應酬萬變者神也，辨別眾理者明也。”即英明正確之意。
（10）極：準則。
（11）聰：聽覺靈敏。
（12）輻輳：比喻人或物聚集在一起。輻，車輪上的輻條。輳，許多輻條集中於轂（車輪中心的圓木）。
【譯文】
文王問太公：“君臣之間的禮法有哪些內容？”
太公回答說：“作君主的，最重要的是要能體察下情；作臣子的，重要的是要能謙恭馴服。體察下情但不要疏遠臣民；謙恭馴服但不要有所隱瞞。當君主的，要普施恩德；作為臣下的，要處事安定。普施恩德，要像上天那樣覆蓋萬物；處事安定，要像大地那樣載物沉穩。君主效法天，臣下效法地，君臣之間的大禮就形成了。”
文王問：“君主應該怎樣臨朝執政呢？”
太公回答說：“人君臨朝處事，要大度從容、氣質安詳、溫和涵蘊、有理有節。與臣下議事，要善於聽取合理的意見，不固執己見，虛心靜氣，公平待物。”
文王又問：“君主應該怎樣傾聽臣下的意見呢？”
太公回答說：“人君聽人之言，不可輕率接受，也不可簡單拒絕。輕率接受，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見；簡單拒絕，就容易閉塞言路。人君的氣度，應像高山一樣，使人景仰，而不可及；應像深淵一樣，使人俯視，而莫測其深。要有英明睿智的德行，公正寧靜的風範。”
文王又問：“君主怎樣才能明察一切呢？”
太公回答說：“眼睛貴在明辨事物，耳朵貴在聽辨聲音，心智貴在能思考問題。作為君主，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眼睛來觀察事物，就能無所不見。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耳朵去探聽消息，就能無所不聞；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智慧去思考問題，就能無所不明。天下的情況，如果都能像車輪的輻條輳向車轂那樣由四麵八方彙集到君主，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不受任何蒙蔽了。”
【心得】
文王向太公問了四個問題，分別是“君臣之禮”和君主如何“主位”、“主聽”及“主明”。太公一一作了回答，指出君臣之禮，要效法天地的廣大厚重，不可偏私輕率；而“主位”、“主聽”及“主明”，即說明君主臨朝執政，從根本上說，需要一種寬宏的氣度和超人的智慧。這實質上是要求君主具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和道德風範。也就是說，君主不單隻是一個集權的象征或傀儡，他必須德才兼備，一方麵堪為普天之下人民的心靈耳目，一方麵又具備崇高的理想人格，所謂“內聖外王”，才能洞悉一切，不虛此位，造福國家，造福百姓。否則，他就是一個昏聵的君主，無法興盛國家，恩澤百姓。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薑太公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這就是說，一個明智的君主，應該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人民的態度來對待一切，處處為人民的利益著想。其實豈止君王，任何一個人，隻要他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不就擁有了最高的智慧嗎？
五明傳
【原文】
文王寢疾（1），召太公望，太子發（2）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3）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
太公曰：“王何所問？”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4），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注釋】
（1）寢疾：臥病。
（2）太子發：文王之子，名發。文王死，發繼位，稱武王。武王承父遺誌，滅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
（3）社稷：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的土神、穀神。後來用以當作國家的代稱。
（4）敬：不怠惰、不苟且。
【譯文】
文王臥病在床，召見太公望，太子發也在床邊。文王歎息道：“唉！上天將要遺棄我了，周國的社稷，將要由你（指太子發）來治理了。現在我想請我們的老師講講至理名言，以便明確地傳給後代子孫。”
太公問道：“你想問什麼呢？”
文王說：“我想問問先聖治國的大道理，之所以被廢棄，之所以能興起，其原因可以講給我聽聽嗎？”
太公說：“見到善事卻懈怠懶惰不為，時機到來而遲疑不決，明知不對卻泰然處之，這三種情況，就是國君治國之道廢棄的原因。對己能謙和寧靜，待人能恭敬有禮，接物能剛柔得當，行動方麵既能忍耐又很果斷，具備這四種優點，國君治國之道就能興旺。所以義理勝於私欲，國家必然昌盛；私欲勝於義理，國家必然衰敗；動謹勝於怠惰，國家必然吉祥；怠惰勝於勤謹，國家必然滅亡。”
【心得】
文王病重，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特地把太公召來，要他講講延續國脈的建言，以此傳給後代子孫；並要太子發（武王）在旁邊聆聽。文章從“起”（興）“止”（亡）正反兩個方麵來對比立論，闡明義、欲、敬、怠與國家盛衰興亡的關係，最後歸結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太公提倡“義”與“敬”，反對“欲”與“怠”。什麼是“義”？韓愈說：“行而宜之，謂‘義’。”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處事合乎道理，對人民有益。有些人不然，行事單憑自己好惡，隻追求個人私利，這種“欲”就是不義。所以“義”這個概念，包含了兩個方麵的意思，一是“道”，一是“行”，兩者合起來就是“義”。空談“道”，而沒有行動，不是“義”；有行動，但不合乎“道”，也不是“義”。《水遊傳》上的梁山好漢們把“行道”看做“義”，就是這個道理。
什麼是“敬”，“敬”就是辦事恭謹虔誠，勤懇盡力。這是對“行道”的具體要求。既然“義”就是“道”的所在，那麼“行道”就應該有一種敬業的精神，全心全意把事情辦好，決不能有任何一點怠惰疏乎。
總之，薑太公把“義”和“敬”看作是國家興盛的兩個基本前提，實際上是從國家和人民的角度提倡一種理性的精神和實踐的態度；反對“欲”與“怠”，這些話主要是講給年輕的太子發聽的，但其中無不包含著曆史經驗的真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年輕人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特點，那就是：理性的思想不夠成熟，而感性的欲望易於衝動。所以，年輕人要學會克製自我。當然，在人際關係中提倡克製決不是主張“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那就把你右臉也伸過去”。而在人際關係中關於克製，是為了求得和諧，建立做朋友的友好氣氛。古往今來，凡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們，大多是擁有克製力的人。克製，是理性的自控，不是壓抑，不是屈服，不是奴顏卑膝，不是獻殷勤，不是無原則遷就，也不是不要鬥爭，不要真理。
六六守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1）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與（2）也。人君有六守（3）、三寶（4）。”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5）；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問三寶？”
太公曰：“大農、人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6）其鄉（7），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8）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注釋】
（1）君國主民：為國之君，作民之主，即指君主。
（2）與：給與，托付。
（3）六守：挑選任用人才的六項標準。守，遵守的準則。
（4）三寶：指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三件大事：農、工、商。寶，貴重的東西。
（5）無轉：堅定不移。
（6）一：聚集。
（7）鄉：行政區域單位。相傳周製以1．25萬家為鄉。
（8）都：城邑。古時有宗廟的城邑叫都，君主居住的城邑叫國。
【譯文】
文王問太公道：“君主治理國家、統治人民，為什麼會失掉他的國家和人民呢？”
太公回答說：“那是因為用人不慎的結果。人君應當以六個德性標準來選拔人才，並以三個謀略來管理國家。”
文王問：“什麼是六個德性標準呢？”
太公說：一是仁愛，二是正義，三是忠實，四是誠信，五是勇敢，六是智謀。這些就是六個德性標準。”
文王又問：“怎樣慎選符合六個德性標準的人才呢？”
太公回答說：“使他富有，觀察他是否不逾越禮法；封他以高官，觀察他是否不驕傲淩人；委他以重任，觀察他是否能堅定不移去完成；讓他去處理問題，觀察他是否有所隱瞞；讓他處於危難的境地，觀察他是否臨危不懼；讓他處理突發事件，觀察他是否善於應變。富有而不越禮，即是仁愛；尊貴而不驕傲，即是正義；賦予重任而能堅定不移地去完成，即是忠實；處理問題而不欺下瞞上，即是誠信；臨危不懼即是勇敢；應變不窮即是智謀。人君不能把控製三件寶器的權力交給別人，若是給了別人，君主就喪失了他的權威。”
文王問：“什麼是三件寶器呢？”
太公回答說：“三件寶器就是：農業、手工業、商業。把農民組織起來，聚居一鄉，互助合作，那麼糧食自然充足。把工匠們組織起來，眾居一鎮，交流技術，器用自然豐富。把商人組織起來，聚居一市，互通有無，貨物自然充盈。重視農業、手工業、商業，使三種行業各得其所、各安其業，人民自然就心無他慮了。不要擾亂他們的領域，不要拆散他們的家族；作臣子的不能富於君主，城邑不能大於國都。長久選用具有六個德性的賢才管理國家，國君的事業就會興旺；三種經濟製度完備，國家就會長治久安。
【心得】
曆史上不乏亡國之君。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君主，為什麼會失掉曾經擁有的權力，而被人民所拋棄，被他人所取代呢？
薑太公對此頗有研究。他認為君主權力的使用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選賢用能；二是發展經濟。為此，他具體提出了“六守”的用人標準和“三寶”的經濟謀略。其主要精神，就是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的問題。這不僅是治理農、工、商，也是治理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兩個根本問題。
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是兩個相關的問題。所謂人才，就是具備出色的管理方法和能力的人。不懂方法，談不上人才；沒有人才，也談不上方法，但是管理人才與管理方法比起來，前者是更根本的東西，因為方法也是由人創造和掌握的。方法離開了人，就失去了生命，成了死的東西。
選賢任能是領導者將其工作職權分別授予被選拔的下屬，使其各盡其能、發揮其長、共謀事業的一種統禦策略。關於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如《呂氏春秋·知度篇》所指出的：“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同書《分職篇》還進一步闡述道：“夫君也者，處虛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者也；能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
漢高祖劉邦可以說是善於選賢任能的典範。
首先，他善於處虛服而無智，並且熟知百官之要。每當有人才投效於其門下時，他皆以誠相見，虛心求教，好像自己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似的。在接待和求教的過程中，他仔細觀察來者的人品，了解其秉性、特長並且熟知其要。
其次，在使用人才方麵，他擇長而授任，善使眾能，如：運籌帷幄用張良，出奇製勝用陳平，率軍作戰用韓信，撫民治國用蕭何，安定社會用周勃，甚至連樊噲也能發揮其匹夫之勇，使鴻門宴化險為夷。再次，他擇將而授權，能使眾為。劉邦善擇將是眾所周知的。他擇將的訣竅除上述擇長授任外，還在於授權。百官既定名分後，各授予相應職權，以保障他們行使職能。其執行治軍的方略，讓他們根據實際情況謀劃，絕不從中阻止。
如：對留任後方的蕭何，事無巨細全由丞相作主；對指揮作戰的韓信，進退決策皆聽將軍裁定。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從實際工作中審核百官的才能和考核政績；二是使文武百官有獨立發揮才能的機會，以達到君王“事省而國治”的目的。
七守土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
太公曰：“無疏其親（1），無怠其眾，撫其左右，禦其四旁。無借人國柄（2），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3），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4），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5），賊人將來。涓涓（6）不塞，將為江河；熒熒（7）不救，炎炎奈何；兩葉（8）不去，將用斧柯（9）。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無借人利器（10），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正也（11）。”
文王曰：“何謂仁義？”
太公曰：“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12）。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13）。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注釋】
（1）親：宗親，即宗室親族。
（2）國柄：國家的權柄。
（3）無掘壑而附丘：全句意思是不要損下益上。壑，深溝。附，增加。丘，土山。
（4）彗：通（日慧），曝曬。
（5）執斧不伐：執法不力。
（6）涓涓：水流細小。
（7）熒熒：火光微弱的樣子。
（8）兩葉：這裏指樹木萌芽時的兩片嫩葉。
（9）斧柯：指斧頭。柯，斧柄。
（10）利器：古以利器指國柄，即統禦國家的權力。
（11）不終其正：指非正常死亡。
（12）紀：綱紀。
（13）因其明，順其常：因其人心之明，順其天道之常。
【譯文】
文王問太公：“應該怎樣守衛國土呢？”
太公回答說：“不能疏遠九族宗親，不能怠慢天下民眾。安撫近鄰，控製四方。治國的大權不可交給旁人。大權旁落，君主就會失去權柄。在用人上，不可損下而益上，在治理國家上，不可舍本而逐末。日正當中，要趕緊曬物；拿起刀子，就要動手宰割；持有利斧，就應當及時砍伐。日正當中而不曬物，就是失掉時機；拿刀不宰割，就是喪失良機；持斧不伐，樹木就會被賊人偷砍。細小的水流，如果不加堵塞，就會泛濫成河；微弱的火花，如果不加撲滅，就會燃起熊熊的烈焰，該怎麼辦？剛剛萌芽的嫩葉，如果不加摘除，就會長成必須用斧頭砍伐的大樹。所以國君必須致力於富國之道。國不富就無法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就無法團結宗親。宗親疏遠則有害國家的統一，失去民心則必然導致國家的敗亡。權力是國家的利器，不可托與他人。將國家的利器托與他人，自己就會被他人所害而身死國亡。”
文王又問：“什麼是仁義呢？”
太公回答說：“所謂仁義，就是尊重民意，團結宗親。尊重民意則上下和睦，團結宗親則族人歡喜，這是施行仁義的準則。不要讓人侵奪你的權威。處理政務要根據民心，順乎天理。對於順從你的人，要任用他並給他恩德；對於反對你的人，要用武力去消滅他。遵循上述原則而不疑惑，人民就會歸順並服從君主的統治了。”
【心得】
這篇文章主要是談論守衛江山國土的謀略。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純粹的軍事問題，也不僅僅是派兵防守而已。基本方針是團結宗族，尊重民心，安撫鄰國，控製四方；具體的方法是集中權柄，治本舍末，抓住機遇，富國利民；而根本的精神則是仁義，最高的境界則是“天下和服”。
宗族是封建宗法製度的上層基礎，它們是分封各國的諸侯；百姓則是這個製度的下層基礎。周王朝的中央權力就建築在這兩大基礎之上；其統治地位的穩定就是整個社會和王朝的穩定。如果宗族不和，百姓離心，中央的權力就會失去控製，國土就會分裂，國家就處於危亡的邊緣了。
那麼怎樣才能使宗族團結，百姓和服呢？薑太公認為要具備以下兩方麵的條件，一是“富”，二是“仁”。他要求國君一方麵要“從事於富”，一方麵要“從事於仁義”，兩者相比較，“富”是根本的東西，所謂“不富無以為仁”。實際上，薑太公是提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重，而“物質文明”則又是根本的基礎。
八守國
【原文】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
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1），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2）之情。”
王即齋七日，北麵（3）再拜而問之。
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4）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尋（5）。盈則藏，藏則複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6）之，以為天地經紀（7）。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8）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9），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10）。為之先唱（11），天下和（12）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注釋】
（1）經：常道，指規律。
（2）機：事物變化的根由。
（3）北麵：古代臣見君、卑幼見尊長，學生見師時皆須北麵而立。
（4）牧：放牧，舊時比喻官吏管理百姓。
（5）尋：探求，生長。這裏是再生的意思。
（6）配：相配。即參照遵循之意。
（7）經紀：綱紀。
（8）寶：指國君的地位和作用。
（9）因其常理而視之：按照常理教育人民。常，常理、常道。視，效法。
（10）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隱密地發展力量，抓住時機，正大光明地進行討伐。發，發展。陰，秘密。會，際會、機遇。陽，光明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