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 拯救中國的，正是中國人所特有的骨氣和誌氣
1968年8月，蘇軍閃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讓全世界為之震驚，也給社會主義陣營中“不聽話”的國家敲響了警鍾。國際上甚至有人認為，莫斯科這是殺雞給北京看。
1968年前後，蘇聯就在中蒙邊境地區部署完畢帶有核彈頭的中遠程導彈，其目的，是為了有朝一日摧毀中國的導彈試驗基地、核試驗基地，以及其他一些戰略設施。
1969年3月2日，中蘇珍寶島之戰爆發，兩國的邊防部隊進入了實戰狀態。兩國關係也進入到最危險的時刻。
1969年6月5日，蘇聯組織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75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聚集到莫斯科。蘇共的主要意圖是驅逐中國共產黨，宣布中國為社會主義大家庭及各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但這一意圖遭到許多代表團的反對，蘇共的意圖沒有得逞。
但是這個階段，種種跡象表明，蘇聯正迫不及待地加緊行動，準備對中國發動一場規模難以預料的核大戰。
一天，周恩來趕到中南海遊泳池，與毛澤東一塊分析國際形勢，毛澤東認為，蘇聯是蓄謀已久，亡我之心不死。他說：“以前我們打筆墨官司，打得不亦樂乎，我們不怕。現在又要兵戎相見，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天塌不下來！它不是非常想進來嗎？可以，我放它一馬，但是，要想再出去，可就沒那麼容易嘍！”
周恩來說，前一段，蘇聯國防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和美國國防部部長萊爾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在五角大樓進行了會談。根據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的分析，蘇聯很可能意圖和美國聯手對付我們。
毛澤東認為，美國人不會那麼傻，它會上勃列日涅夫這個當？他問：“老帥們還有什麼意見？”
周恩來回答：“四位老帥還認為，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又大於中蘇矛盾，為此，他們建議中央，盡快恢複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緩和中美關係，打開我國外交戰略的新局麵。”
毛澤東久久地沉思著，良久才道：“老帥們的意見，可以試試。但是，別忘了和越南等幾位老朋友先打打招呼，畢竟人家還在美國製造的水深火熱之中嘛。”
1969年7月23日，周恩來接到一份報告，說是廣東方麵抓獲了兩名乘遊艇進入中國領海的美國人，把他們當成中央情報局派出的間諜，關了起來。後經查實，那兩人是到香港旅遊度假，不小心誤入中國領海的。現仍在關押中。
周恩來指示：“立即放人。”
美國國務院對這件事很快作出了反應，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製。
在這個特殊時刻，中美兩個敵對了近30年的國家，彼此拋出了橄欖枝。
1969年8月20日晚，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來的電話後，緊急約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兩人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見了麵，多勃雷寧傳達了國內的意見：“中國對蘇聯的戰爭挑釁，已經到了我們無法容忍的地步，麵對‘黃禍’入侵，蘇聯準備對中國戰略目標做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以便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奉命征求貴國對這一行動的意見。”
基辛格驚駭地望著多勃雷寧，不顧資深外交官的風度，一下子站了起來：“核打擊？……”
多勃雷寧鄭重地點點頭。
基辛格愣怔片刻，複又坐下：“難以置信，真是難以置信……不是開玩笑吧？這個計劃太可怕了，大使閣下。”
多勃雷寧也是神色緊張而不安地說：“國務卿閣下，請聽我講完。我們保證隻攻擊軍事目標，決不傷及無辜生命。核當量的施放肯定會控製在一定限度之內，不會造成環球大氣汙染，也不會破壞生態平衡。希望美國能予以理解，我們認為，這是符合我們兩國共同的戰略利益的……”
基辛格麵色有些驚恐地坐在那裏，久久不發一言。
告別時，基辛格說：“我本人現在對此無可奉告。但是請大使相信，我會立即報告總統。”
基辛格匆匆離去。多勃雷寧望著基辛格的背影，掏出手帕擦汗。
基辛格立即向尼克鬆總統報告了蘇聯準備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的計劃，白宮在緊急磋商後，出於對美國世界戰略利益的長遠考慮，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
尼克鬆原本是一個老牌的反共分子，他入主白宮不久，就發生了蘇軍入侵捷克事件。他訪問歐洲，在巴黎，戴高樂毫不客氣地給他上了一課。戴高樂說：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白，最大的敵人並不是紅色中國，而是蘇聯。尼克鬆雖然是一個堅定的反共老手，他上任後迫於國內壓力想早點結束越南戰爭，這時他終於明白，戴高樂的話是對的。他對戴高樂說：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很多問題，不同紅色中國打交道是行不通的。
戴高樂當時還說過：中國一旦被懷有野心的蘇聯打敗，發生另外一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麼，西方的災難也就臨頭了。
捷克事件後，西方擔心的就是中國成為下一個捷克，因為盡管中國對蘇態度強硬，但雙方的勝敗優劣是非常明顯的。尼克鬆和戴高樂都清楚，正由於有一個強大的不服軟的中國與蘇聯抗衡，美國和西方才從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接下來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基辛格與多勃雷寧交談之後，尼克鬆召開了國家安全緊急會議，研究這個突發的事情。會議決定，除了予以明確的回絕蘇聯外，還得想辦法把蘇聯的企圖告之中國，以避免巨大災難的來臨。
用什麼方式告之中國？有兩個途徑，一是由媒體披露，二是由美國駐波蘭大使通報給中國駐波蘭大使。
以上內幕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步披露出來。後來叛逃到西方的前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認為，沒有發生核襲擊，原因在於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做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於中國有了充分準備。
但美國人認為，中國充分的準備，與美國的提醒，不無關係。
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約翰·紐豪斯撰寫的《核時代的戰爭與和平》和美國前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所著的《權利的終結》中，也都曾披露這樣的細節。由此看來，蘇聯果真要準備對中國下手。如今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在當時，其緊張氣氛是足以令人窒息的。
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刊登一則消息，標題用醒目大字排出：“蘇聯欲對紅色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內容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酒泉導彈基地、羅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長春等重要戰略目標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
周恩來認為，無風不起浪，這則消息不會是空穴來風。陳毅等四位老帥判斷，如果蘇聯動手，它發動核襲擊的時間很可能在國慶節之際，老帥們傾向於取消往年形成慣例的群眾集會，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亮相，風險太大——蘇聯核導彈一旦飛來，用於防備的有效時間不會超過5分鍾。
聽到這些議論，毛澤東淡淡一笑：“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蘇聯要扔原子彈，那位尼克鬆總統很緊張呀，我可不緊張。國慶節不搞集會，就是讓人家笑我們有點怕嘛。我還是要上天安門。”
周恩來說：“主席，還是防著點為好。”
毛澤東沉思一陣：“他們讓我們緊張，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它兩顆？嚇唬一下他們嘛。”
周恩來報告說，我們原本就計劃最近要搞兩次核試驗。毛澤東指示，照常進行，不要早，也不要晚，過節前幾天就挺合適，但是不要發公報，一來避免刺激他們，二來讓他們摸不清底細。
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參加完胡誌明葬禮，回國途中在北京首都機場降落，與周恩來會見。周恩來警告說：“如果你們用先發製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到底！”
1969年9月23日，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區，隨著一聲沉悶的轟鳴，大山劇烈震顫，煙塵騰空而起。中國成功進行了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試驗。
1969年9月29日，在核試驗基地的空投試驗場，一架強5型飛機成功空投一枚氫彈，爆炸的火光和蘑菇雲衝天而起……
中國接連進行兩次核試驗之後，一反常態，像什麼事沒有發生一樣，一直保持沉默，西方種種五花八門的猜測接踵而來。美聯社評論說：“中共最近秘密進行兩次核試驗，其相隔時間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們在這一時刻進行核試驗，並非為了得到某種成果，而很可能是臨戰前的一種演習和檢測……”
1969年10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等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興致勃勃地檢閱了遊行隊伍。與此同時，遠在戈壁灘深處的導彈試驗基地也舉行了熱烈的慶祝活動。
一場核戰爭的陰影，悄悄散去了。
1972年，莫斯科宣稱，它曾4次使中國免遭美國的核打擊；1973年春，美國官員暗示，美國同中國的接觸，使中國擺脫了蘇聯核武器“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對此，中國人十分清楚，使中國麵臨嚴重威脅的，正是這兩個以救星麵目出現的國家，而拯救中國的，正是中國人所特有的骨氣和誌氣。
128 影響了火箭試驗，那就是對毛主席不忠
北京東方紅科學儀器廠衛星總裝廠房。廠房明亮了許多，門口有警衛戰士持槍警戒。
工作台上，東方紅一號衛星，已經基本組裝完畢。醒目的是，衛星上的很多儀器上，嵌上了毛主席像章。錢學森、孫家棟想製止，提出衛星不能超重，凡是和播放《東方紅》樂曲有矛盾的，都要給廣播讓路。但是，各個科室都互不相讓，你裝上了，我也要裝，聲言，誰要是反對，誰就是對毛主席老人家不忠。沒有辦法，錢學森決定帶孫家棟找總理，請總理說句話。
在人民大會堂，錢學森把孫家棟介紹給周恩來。周恩來打量著孫家棟：“喲，這麼年輕的衛星專家，還是小夥子嘛。”
周恩來主動伸出手來，有些緊張的孫家棟急忙伸出雙手，握住周恩來的手。
錢學森報告說，衛星初樣基本告成，那顆檢驗星，已經完成了全部環境模擬試驗，星上各係統顯示基本正常。下一步，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完成發射星的總裝工作。
周恩來欣慰地說：“好啊！”
孫家棟左右為難地說：“總理，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裏埋藏很久了，難以啟齒，我不知是否該講出來。”
周恩來說：“難以啟齒？既然是問題，就要講出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