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軍轟轟隆隆開到，發起攻擊。孫中山在陣地為傷員包紮；並親手發炮，竟打得很準。孫中山慨言道：“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發炮擊清軍耳！”
當天下午，廣西軍閥陸榮廷派一樵婦持函登台，表示願率600餘人投入孫中山麾下，並告以“清軍大兵來援，事急萬分，祈自重”。孫中山便決定回河內籌款籌械，命黃明堂堅守5日；一俟餉械運到，便進取龍州。當晚，孫中山、黃興等下山回安南（即越南）。
7日，清廷軍機處將失去鎮南關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交部議處”，又命他戴罪立功“即日克複”。清軍以4000人的兵力瘋狂圍攻。當夜，陸榮廷向北台猛撲。黃明堂堅持數日，浴血奮戰，斃傷清兵200餘人，但終因眾富懸殊，槍彈告罄，即於8日夜棄台，退至安南燕子大山。而孫中山從越南運送的槍彈，在文登即被法方扣留。鎮南關起義遂告失敗。
鎮南關起義遺址又稱右輔山二炮台，在友誼關（新中國成立後，鎮南關改名友誼關）右側的右輔山上，海拔590米，四麵陡壁，居高臨下，形勢雄偉。該炮台是清邊防提督蘇元春於1887—1892年修建，分鎮南、鎮中、鎮北3台，磚石砌築，內為拱頂隧洞，分上、中、下3層和前後廳、庫房、通道等。鎮中台立有修台碑記。炮台上安裝德國伯魯克大炮7門，二炮台互為犄角。
（3）孫中山南洋紀念館
孫中山等人在南洋地區的革命活動，指的是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所發生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由於當時馬來亞地區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且擁有較雄厚的財力，因此孫中山曾多次到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而當地華人也大力支持，故馬來亞地區成了當時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不過，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革命黨人在南洋的活動並不順利，相反艱難重重。而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由於在建立新的社會製度構想上差距甚大，因此當這兩派在南洋彙合時，不免引發了一番又一番唇槍舌劍的大論戰。保皇黨和革命黨都創辦自己的報紙，在報上圍繞著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的課題進行激烈的爭論。在這一場論戰中，當地華人社會的上層階級是保皇黨的支持者，他們為了自己的財產不受影響，為了維護已經取得的利益而擁護保皇黨。而中下階層如店員，小商人，文教人士，礦工，膠工，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則是革命黨的支持者。
筆戰最先是在新加坡開始。支持保皇派的報紙有《叻報》、《星報》和《天南新報》；而革命派方麵則有《中興日報》和《總彙新報》。當時《叻報》和《中興日報》與《總彙新報》的筆戰，成了南洋華文報紙的第一次筆戰。在馬來亞方麵，1906年黃金慶創立《檳城日報》，該報成了革命黨在檳城的第一份報紙。1910年12月10日，孫中山、陳新政、莊銀安等人又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光華日報》不但是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的機關報，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乃至世界華文報業史上發行曆史最久的日報。
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位於新加坡，此前曾稱“晚晴園”，是同盟會南洋支部舊址，保存了孫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時的許多重要史料。
晚晴園原由一位張姓富商修建，後供同盟會南洋支部使用。孫中山從1905年開始，數次訪問新加坡，把此地做為中國同盟會南洋支部的活動據點。1966年3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將幾度易手的晚明園整修後重新開放，供人們憑吊一代偉人孫中山。
在紀念館的正麵，擺放著孫中山的座像。館內展示著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照片。入口旁邊的小賣店裏，有中文、英文的說明書和紀念孫中山的明信片。另外，客人多時，還在二層播放錄像。
在紀念館內，園中央有噴水池，池後有一石墩，上置孫中山先生銅像，像後是孫中山居住過的一幢凸字形雙層樓房。孫中山睡過的銅床、用過的桌椅，都按原來的式樣陳列。館中的圖書館、展覽室，收藏和展覽有關新加坡曆史的資料和圖片。
（4）汪精衛跪像
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字季新，筆名精衛，原籍江西婺源，遷居廣東番禺（今屬廣州），生於廣東三水縣署(今屬佛山)。曾在廣州府秀才考試中獲得第一名，先後畢業於北洋大學、日本政法大學，辛亥革命成功後又留學法國。早期是革命誌士、辛亥元勳、國民黨元老，後淪落為大漢奸。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1910年因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判處終身監禁，“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翌年辛亥革命後出獄並受袁世凱收買，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破壞革命，擁袁竊國。充當南方議和參讚，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讓權，推舉袁為臨時大總統。後到法國留學。袁死後又投奔孫，1919年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1922年後孫籌備改組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員加入。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次年孫病危，代為起草遺囑。廣東政府改組，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927年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後曆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外交部長等職。因對蔣介石獨裁大權不滿，1928年底與陳公博、顧孟餘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誌會”，為國民黨“改組派”首領。1930年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潛逃香港。1931年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對日本妥協。1935年被行刺受重傷。1936年西安事變後，準備乘機取代蔣出掌政權。蔣回南京後，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次年逃出重慶至越南河內，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底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翌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任偽國民政府主席，為“親日派”首領。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腫”病死，葬於南京郊外梅花山。抗戰勝利後，其墓被蔣介石派何應欽鏟除，棺木和屍體焚化。
汪逆跪像是為紀念抗戰陣亡的將士而塑的大賣國賊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的跪像。浙江、河南等地均發現汪逆跪像。但最著名的，還是重慶市郊區古鎮磁器口的汪陳跪像，於1940年10月製成，由著名雕塑家王臨乙設計。汪精衛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衛”；陳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陳逆璧君”。同時刻有一塊《汪逆夫婦跪像誌》碑，高1.27米、寬0.27米、厚0.05米，碑文為：
“相彼夫婦，漢奸之尤；民眾公敵，舉國同仇。男名精衛，汪家敗類；婦曰璧君，陳門妖魅。認賊作夫，賣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諸道途。人人唾罵，萬類見羞；臭聞當世，汙流千秋。”
古鎮磁器口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嘉陵江畔，距繁華的主城區僅3公裏，1998年被國務院確定為重慶市重點保護傳統街。
（5）鄒容墓
鄒容（1885—1905），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學日本時改名為容，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漁洞人。民族英雄，民主革命家，民主革命烈士，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寫下篇章的重慶人。家為巨商，少入私塾。戊戌變法時正就讀於重慶經學書院，接受新思想。1902年赴日本東京同文書院留學，投身民主革命，是與秋瑾齊名的著名革命演說家。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1903年夏回國，加入上海愛國學社，以“革命軍中馬前卒”寫成《革命軍》一書，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朝廷，旗幟鮮明、通俗易懂地回答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特別是提出建立“中華共和國”的25條政綱，係統闡發孫中山“建立民國”的設想。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經曆孫中山提出——鄒容發展——同盟會政綱確立的發展軌跡，這是鄒容對資產階級革命的曆史重大貢獻。同年，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譽之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堪稱中國近代的《人權宣言》）因“蘇報（1896年創刊於上海）案”被捕，鄒容慷慨入獄。1905年4月3日死於上海提藍橋公共租界獄中。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孫追贈其為“陸軍大將軍”榮銜，崇祀宗烈祠。
1905年鄒容卒於獄中，年僅20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遺體，安葬在上海華涇鄉野。鄒容墓現位於龍華鄉華涇路。1924年春，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釗、於右任、張繼等20餘人專程前往公祭，並推劉三和李根源主持修墓立碑事宜。當時墓地坪高出農田，圍以鐵欄杆，墓麵南為圓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徑2.48米，墓前尖頂青石刻書“鄒容之墓”。過神道石階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書“贈大將軍巴縣鄒容”。墓後為章太炎撰文、於右任書的青石墓表。碑後複有造型美觀的高大石屏，氣勢雄偉，東西兩邊各立一座石亭，後於“文革”中被毀。198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重修鄒容墓，1984年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區總占地1畝餘，墓台座北朝南，麵向大道，四周環有長青鬆柏，莊嚴肅穆，兩邊是正方形綠化區，廣植花草，開放式空間可一次性容納500餘名參觀者。
6、仿行立憲和皇族內閣
早在1901年時，慈禧太後曾下詔變法，提成“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開始實行“新政”，在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等方麵進行改革，希圖挽救瀕臨滅亡的滿清王朝。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預備立憲的推行。
晚清的立憲運動，也可以說是康、梁維新變法的後果之一。維新變法失敗之後，慈禧太後雖然廢除了一切新政，然而八國聯軍之役使得清廷遭到空前的打擊，且排滿革命風起雲湧，各省督撫和紳商亦對滿清貴族專政漸生不滿，君主立憲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為平息反清情緒，鞏固其統治地位，慈禧不得不采用維新派的某些主張，派載澤等5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為君主立憲作準備。
1904年春，駐法公使孫寶琦首先上折，請求朝廷“仿英德日本之製，定為立憲政體之國”。隨後，端方、張之洞、岑春煊、林紹年、周馥、袁世凱等人也紛紛以立憲入奏。1905年7月16日，清廷即采納袁世凱、張之洞的建議，詔命載澤、端方、戴鴻慈等5人為考政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年底啟程出國。
1906年7月，考政大臣以日本為模式奏請仿行憲政，一度頗為清廷重視。端方因與李蓮英“契合”，居然得以隨時進見且可長談。端方、戴鴻慈就上了一道《請改全國官製以為立憲預備折》，提出仿行立憲政體，撤消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
此年9月2日，也就是宣布“仿行憲政”的第二天，清政府發出改革官製的“上諭”，委派載澤、載灃、鐵良、榮慶、袁世凱等14名滿漢大臣負責編纂，孫家鼐、瞿鴻機等總司核定。由於官製改革，尤其是撤消軍機處和成立責任內閣，不僅觸及了那些與舊的政治體製生死相依的軍機大臣、大學士、禦史以及大批冗官冗員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打破了幾千年來皇帝無限專製的法定條規，因此不能不引起守舊派的激烈反對。
站在立憲派一方的，是握有實權的慶親王奕劻和直隸總督袁世凱。另外全國7個總督中，讚成立憲的有兩江總督端方、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周馥、雲貴總督岑春煊、四川總督錫良、閩浙總督丁振鐸6人；而反對立憲的，僅有陝甘總督升允。
反對立憲者氣急敗壞。為防“患”於未然，深得太後寵信的鐵良公開出麵幹預。那拉氏命廷臣會議，守舊派代表紛紛發難。有的幹脆提出，中國國民程度不高，連日本憲政也不宜仿行。鬥爭結果，統治集團內部立憲派遭到失敗，不僅軍機處依舊，責任內閣並未成立，而且袁世凱被迫開去8項兼差和四鎮北洋新軍；載澤、善耆也分別被置於武備院和親人府的“閑置地位”。
就在《欽定憲法大綱》剛宣布不久，清廷政局即發生重大變動，光緒、慈禧先後駕崩，載灃以宣統生父總理朝政，袁世凱、端方等接連遭罷黜，1909年10月張之洞也以憂病死，統治集團內部立憲派勢力大為削弱，再也無法影響清廷決策。從此，清末預備立憲走上了窮途末路。
1910年（宣統二年）9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又提出要求頒布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為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1911年（宣統三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下，隻得頒布《新訂內閣官製》，實行所謂的“責任內閣製”。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成立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10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詢、紹昌、博倫、盛宣懷、壽卷等分任各部大臣。13人中，漢族官僚僅4人，而滿洲貴族9人，且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7人。
這是一個以皇族為中心組成的內閣，人們稱之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隻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製革命，苟延殘喘，垂死掙紮。
立憲派本有兩個要求：一是速開國會；一是責任內閣。但速開國會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內閣更讓那些立憲派們徹底的失望了。因為，在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上，清廷在不經意之間犯下了一個巨的大錯誤。這等於是證明了革命黨人反清排滿和實行種族革命主張的正確性，也等於是在給革命黨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舉。
雖然，這些皇族閣員大都是響當當的政治改革派，並非全是頑固保守、庸碌無能之輩（如總理大臣奕劻雖然是個貪官，卻是公認的改革者，公開主張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是最熱心的憲政實踐者，也是滿族權貴當中最有學識的成員，政治傾向相當開明，甚至暗中與梁啟超等“逆黨”往來不絕），這個內閣算不上是一個“反動”內閣；但是，與畸形的內閣人事搭配相比，閣員們身上的優點已變得無足輕重、毫無意義。
人們普遍認為，大清朝廷仍將國家權力視為一家一姓之私產；他們不僅不信任漢人，甚至也不信任無血緣關係的滿人，而隻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姓“愛新覺羅”的宗室親貴。他們死也不會放權。其公然蔑視皇室不入閣這一源於英國憲製的慣例，等於坐實了革命派對它的嚴厲指控：滿清王朝分明就是騎在漢族頭上的“韃虜”，是一個反華排漢的異族壓迫政權；若要去除此壓迫，舍革命而無二途。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滿，認為清政府實無誠意推行憲政，乃逐漸同情、傾向革命。
與朝廷立憲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漢族大員對新內閣的反感，同樣是致命的。“皇族內閣“剝奪了地方督撫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對的權利，改將各省交由內閣統轄，而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實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們就不難理解，當革命匆匆來臨時，以往曾維護皇室、反對革命的立憲人士和地方官僚，為何竟大都抱持幸災樂禍、樂觀其成的態度。這就命中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滿清王朝的滅亡。
有關景點
（1）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址
清朝末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總署”、“譯署”，係清政府為辦理洋務及外交事務而特設的中央機構。這既是清末洋務運動的大本營，也是立憲運動的總部。
其舊址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單附近東堂子胡同49號。原是清大學士賽尚阿的私宅，1854年改為鐵錢局公所，1861年又改為總理事務衙門。同治年間，院內東部作為“同文館”，稱“東所”，挑選八旗子弟在此學習外語，充當翻譯，是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1875年，其西部院作為出使各國大臣留住，也是每年各部院大臣接見各國使臣的地方，稱“西所”。1901年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民國初年又改稱“外交部”。同文館改為“同文學會”。2003年成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2）慶親王府
慶親王奕劻（1838—1917），滿族，愛新覺羅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孫，中國清末著名大臣，洋務派與立憲派代表人物之一。
慶親王府原是乾隆帝時期權臣、大貪官和珅的舊宅。1884年（光緒十年）奕劻晉封慶郡王後，按王府規製改建之，始稱慶王府，與奕的恭王府（為和珅舊宅主體）僅一牆之隔。現址起鬆樹街，西至德勝門內大街，南起定阜街，北至延年胡同。東邊毗鄰什刹海，西邊為護國寺，並與梅蘭芳故居很近。
慶王府建築分為東、中、西3部分，5個並排院落。中部是主要殿堂，其中大部分已被拆除建成了樓房，隻剩一座後寢孤立著。東部亦被改建得麵目全非。保存基本完整的西部，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區，有3組並排的院落，各有大門出入。錯落的屋宇、曲折的回廊，都呈現出華麗的精致麵貌。原廳堂各有名稱，並懸掛匾額。最後是一座二層樓，俗稱梳妝樓或公主繡樓，雕鏤彩繪細膩精致，形式設計新穎獨特。
在小宮門北的第三進院落中，有麵闊5間的正房（帶有一房之深的廊子，4根朱紅大柱挺立其間，灰色筒瓦雙脊頂），此房是奕劻曾居住的“宜奮堂”。其書房右為“約齋”，客廳叫“契蘭齋”。其他還有“靜觀堂”、“承蔭堂”、“樂有餘堂”（其長子載振的住室）、“愛日堂”等。
1949年以後，京津衛戍區司令部曾設於此，現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
（3）徐世昌故居
徐世昌，1855年（清鹹豐五年)生，字卜五，天津人，是北洋軍閥代表人物之一。與袁世凱是多年的好友。清末曾兩次出任軍機大臣。辛亥革命以後，於1918年出任北洋政府大總統。1922年被曹錕逼迫下台，隱居津門。
徐世昌在天津市原置有多處房產，其故居座落在英租界牛津道（今和平區新華南路255號）。整座住宅共有9所樓房，共計181間，建築麵積4347平方米。這9座樓房雖然建在一塊宅基上，但自成體係；徐氏自住一所，其餘為眷屬分住。
徐氏自住的是一個獨立大院，占地6.35市畝，共有樓房26間、平房4間，建築麵積1085平方米。這是一所西式3層樓，混合結構，紅磚瓦頂。樓門前4級台階、平台，紅缸磚砌麵，一樓有客廳、休息室、更衣室、餐廳、洗澡間等；二樓為臥室、書房、辦公室、內客廳；三樓為頂子間。
該故居現為天津市教委使用，被列為天津市尚未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
7、廣州黃花崗起義
自1906年起，中國同盟會聯合地方會黨，先後發動了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安慶起義、鎮南關起義、河口起義等。但這些起義均因準備不足，單純冒險，結果都歸於失敗。
1910年2月，同盟會員倪映典、趙聲等人率廣州新軍3000人起義（即庚戌新軍起義），又遭失敗。連續的失敗，使少數革命黨人對前途失去信心，轉而走上暗殺道路。隻有孫中山等人在失敗麵前不氣餒，對革命成功充滿信心。他們決心在廣州發動一次更大的起義，以此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此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南洋馬來亞檳榔嶼召開秘密會議，商量卷土重來的計劃。參加會議的，有同盟會的重要骨幹黃興、趙聲、胡漢民、鄧澤如等人。會議決定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廣州起義，與清廷決一死戰。他們計劃以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500（後增至800）組成“選鋒”（敢死隊），首先占領廣州；然後由黃興率領一軍入湖南，趙聲率領一軍出江西，譚人鳳、焦達峰在長江流域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南京，舉行北伐，直搗北京。
同盟會接受曆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在起義發動前進行了認真細致的準備，籌款購械、組織聯絡都有專人負責。革命黨決心把這次起義組織好。
為了更好地領導起義，1911年1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以黃興、趙聲為正、副部長，下設調度處、儲備課、交通課、秘書課、編輯課、出納課、總務課、調查課，具體領導這次起義；並陸續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作為辦事和儲藏軍械的地點。
統籌部成立以後，各課分別派人進入廣州開始活動。4月8日，省城內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體聯絡就緒。統籌部決定發難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進攻，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預備臨時放火，擾亂清軍軍心。
但是，就在統籌部開會這一天，發生了同盟會員溫生才刺殺署理廣州將軍孚琦事件，廣州開始全城戒嚴。加上美洲的款項和由日本購買的軍械也未到達，因此，發難日期不得不推遲。
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兩廣總督衙門附近的小東營5號設立起義指揮部。當時，廣州革命黨人已決定於4月26日（農曆三月二十八日）舉義。因日本、安南方麵的槍械稍遲方能運到，而準備響應起義的新軍第二標又有5月3日（農曆四月初五）即將退伍的消息，這就使起義陷於既不能速發、又不能拖延的困難境地。
黃興等人臨時決定：起義延緩1天，定在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將原定10路進軍計劃改為4路：黃興率一路進攻總督衙門；姚雨平率一路進攻小北門，占領飛來廟，迎接新軍和防營入城；陳炯明帶隊進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帶隊守衛南大門。
但胡毅生、陳炯明等人認為清軍已有防範，提議改期。姚雨平則反對改期，但要求發槍500支以上。黃興在喻培倫、林文（時塽）等人的激勵下，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按期發難。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帶領“選鋒”120餘人，臂纏白巾，手執槍械炸彈，吹響海螺，直撲督署。督署衛兵進行頑抗。革命軍槍彈齊發，擊斃衛隊管帶，衝入督署。兩廣總督張鳴岐逃往水師提督衙門。黃興等人找不到張鳴岐，便放火焚燒了督署衙門；然後衝殺出來，正碰上了水師提督李準的親兵大隊。
林文聽說李所部內有同誌，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複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話未講完，被敵人一槍擊中，當場犧牲。劉元棟、林尹發等5人也相繼中彈。黃興被打斷右手中、食二指第一節，便以斷指繼續射擊。隨後，黃興將所部分為3路：川、閩及南洋黨人往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率花縣黨人40人攻小北門；黃興自率方聲洞、朱執信等出南大門，接應防營。
攻督練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即繞路攻龍王廟。喻培倫胸前掛著滿滿一筐炸彈，左手執號筒，右手拿手槍，奮勇當先，投擲炸彈。戰至半夜，終因眾寡不敵，喻全身多處受傷，率眾退至高陽裏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壘，向敵射擊。後因敵人放火，他們才被迫突圍。喻培倫則被俘遇害。
往小北門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軍。經過一夜作戰，他們打死、打傷敵人多名。最後，張鳴岐放火燒街，徐維揚率部突圍，被敵人逮捕。
黃興所率一部行至雙門底後，與溫帶雄所率計劃進攻水師行合的巡防營相遇。溫部為入城方便，沒有纏帶白巾。方聲洞見無記號，便開槍射擊，溫帶雄應聲倒下。對方立即發槍還擊，方聲洞犧牲。戰至最後，隻剩黃興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裝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義前夕，指揮部曾通知惠州等地會黨於4月28日響應。屆時，順德會黨數百人豎旗響應，奪占樂同團練分局。4月30日，在李準進逼下，會黨解散。
這次起義，除黃興一部及順德會黨按期發難之外，其餘各路均未行動。新軍子彈被收，沒有作戰能力；胡毅生、陳炯明事先逃出了廣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難，未能及時領到槍械，起義爆發後藏匿不出。就這樣，起義成了黃興一路的孤軍作戰。
起義失敗以後，廣州革命誌士潘達微收殮犧牲的革命黨人遺骸72具（但實際犧牲人數遠不止此，其中還包括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葬於穗城郊外的紅花崗；並將紅花崗改為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因而也稱為“黃花崗起義”。但它還有一個更科學的名字——“第二次廣州起義”（即相對於1895年的第一次廣州起義），也叫“三·二九”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較全麵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的“預演”。它雖然失敗了，但其偉大意義和功績不可磨滅。黃花崗起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民主革命精神的進一步高漲，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事業開辟了前進的道路，傳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並且推動了亞洲的民主革命運動。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用生命和鮮血獻身革命的偉大精神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世界，從而促進了全國革命高潮的更快到來。起義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清朝統治，為後來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準備了條件。
有關景點
（1）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1911年(清宣統三年)4月27日，同盟會在廣州起義發動失敗，喻培倫、林覺民（他當場並未犧牲，而是後來被俘而英勇就義）、林時塽等86人(一說100餘人)英勇犧牲，其中華僑29人。後由善堂殮收，得死難者遺骸72具。同盟會會員潘達微以自己的房屋作抵押，在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購得一塊墓地安葬，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1912年，廣東省軍政府撥款10萬元，在黃花崗建立烈士陵園，並於同年5月15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首次舉行七十二烈士墓祭典。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祭典，並寫下祭文，親手栽種黃花。黃興親自撰寫的挽聯：“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碧血黃花”象征著烈士的鮮血化為碧玉，革命精神猶如不畏寒霜的秋菊迎風綻放。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占地約16萬平方米。墓園座北朝南，建築規模宏大、氣魄雄偉，其主要建築群均彙集在較長的中軸線上。正門為有3個拱門的仿凱旋門式建築，門額以花崗岩鐫刻孫中山先生題寫的“浩氣長存”4個金色大字。寬闊的墓道兩旁碑石林立，並植有翠柏和古榕，還有蓮池及石拱橋。
崗頂為陵墓，以花崗岩石砌成方形墓基，四周圍著鐵鏈欄杆。墓中央建一亭，亭內立七十二烈士之墓碑。亭頂形如懸鍾，寓意爭取自由的警鍾。碑亭後麵是一座用花崗石砌的紀功坊，上半部以72塊石砌成金字塔形，頂上矗立著一高舉火炬的自由神像。坊額鐫刻章太炎書“締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坊後還立有一塊巨碑，詳細記載黃花崗起義的經過及烈士墓園修建的情況。碑陰共表列有86位就義烈士的名單。坊後還立有詳細紀錄武裝起義經過的石碑。
南墓道為碑林，鐫刻有“自由魂”、“精神不死”等碑文，字字語重千鈞。兩條3米多高的連州青石透雕龍柱，夾道相對。園內蒼鬆翠柏長青、古榕繁茂、鮮花盛開，還建有黃花卉、八角亭、四方池、石橋等，是革命紀念地，也是參觀遊覽的名勝景點。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陵園建設，築起圍牆，加強整治保護。1961年黃花崗烈士墓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黃花浩氣”於20世紀80年代入選新羊城八景之一，成為廣州遊覽參觀瞻仰的勝地。
（2）黃花崗起義指揮部舊址
黃花崗起義指揮部舊址位於廣州市越秀區越華路小東營5號（現門牌l5號），是一座占地麵積443平方米、四進深院落式的平房，也是一座頗具嶺南民居特色的青磚大屋建築，坐北向南。其中前3進之間建有天井。而第三進與第四進之間隔著一條走巷，巷的東端有一扇小門通向小東營。
在清代，這裏是一名官員的住宅，稱“朝議第”。1911年4月，黃興由香港抵穗，將起義指揮部設在當時距清兩廣總督署（現廣東省民政廳所在地）最近的小東營這處民宅。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親率“選鋒隊”（敢死隊）100多人，由此出發攻打兩廣督署。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卻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建國以後，此幢大屋曾成為時任廣東省政府副主席、愛國民主人士李章達先生的產業。1956年，李章達之子李誦剛遵照乃父生前的願望，將房屋獻給國家。1958年此處被辟為紀念館。有關部門力圖複原黃花崗起義舊址，並將其開辟成為旅遊景點。2006年，廣州市文化局撥出專款140萬元，對舊址進行“修舊如舊”的大規模修繕活動。
大屋如今仍保持原有的四進三開間，單層、兩麵坡頂素瓦的格局。跨進趟櫳門，可見院內每進之間均以天井相隔，木雕花隔扇樸實大方。客廳和轎夫房全部複原，並擺設上了清代的舊家具和官轎，非常具有觀賞價值。而4個主題陳列室裏，均以大量圖片和文物實物，全麵展示黃花崗起義的籌備、發生過程。按1：1比例做成的黃興、朱執信等起義者的玻璃鋼塑像及畫像展列其中，惟妙惟肖。陳列品中還有果盒、禮品盒、花籃等用品。據講解員介紹，那是當年運送炮彈等武器的工具！
在展示的各類文物中，包括兩隻高1.80米的巨大花崗岩石獅。這兩隻石獅當年放置在兩廣總督署衙門前，身上仍留下23處彈痕。其中一頭石獅右眼珠上的彈痕足有2厘米長，可見當時戰鬥的激烈程度。
舊址內現存一口麻石圍圈井，井內為青磚砌築，是典型的清末宅院水井。但它竟是埋藏了一段起義秘聞的“投彈井”。1911年4月27日下午，130多名革命黨人聚集在指揮部內，分發武器、彈藥，等待5時30分打響起義。但在分發炸彈時，四川籍革命黨人但懋辛仍堅持要求黃興推遲起義日期。黃興沒有同意，憤怒的但懋辛便偷偷將半筐炸彈全部倒進井裏，意圖製止起義。“投彈井”由此而得名。
1962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布該地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林覺民故居
林覺民（1887—1911），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福建閩侯（今福州）人，民主革命先烈。幼嗣可山先生，性聰慧，因體弱多病，早喪母，未嚐就外傅。少年之時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學說。性情詼諧，涉口成趣，一座傾倒。13歲參加科舉考試，然無意獲取功名，遂在考卷上題下“少年不望萬戶侯”7個大字，揚長而去。先後畢業於全閩大學堂和日本慶應大學文科（先是自費專攻日語，翌年補為官費生），攻讀哲學，兼習英文、德文。1905年回鄉與陳意映結婚。留學日本期間，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並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1年春林覺民回國，得知黃興、趙聲等在香港建立統籌部，籌劃廣州起義，遂赴香港，後回福建召集革命誌士。4月24日夜，在香港於手帕上給妻子陳意映留下情真意切、一片愛國丹心（但也不免有些囉嗦）的絕筆《與妻書》（中學教材收有此文），“為國犧牲百死而不辭”（同時還寫了一封信給父親）。4月27日，與陳更新等率福建誌士進入廣州。此日下午5時30分，林與族親林尹民、林文諸人，隨黃興、方聲洞等革命黨人勇猛地攻入總督衙門，縱火焚燒督署。衝出督署後，轉攻督練所，途中與清巡防營大隊人馬相遇，展開激烈巷戰，受傷力盡被俘，當時滿城傳言“抓了一個剪短發、穿西裝的美少年”。
在提督衙門，林覺民受到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親自審問，毫無懼色，在大堂上侃侃而談（因不會廣東話，隻好用外語），縱論世界大勢和各國時事，宣傳革命道理，慷慨激昂。又在堂上發表演說，談到時局險惡的地方，捶胸頓足，憤激之情，不可遏抑。他奉勸清吏洗心革麵、獻身為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滿庭震動。張鳴岐歎道：“惜哉，林覺民！麵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被關押幾天，滴水米粒不進，泰然自若地邁進刑場，最後從容就義。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因為《與妻書》一文太著名了，“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這些感人肺腑的句子，許多中國的中青少年人，多年裏都能背誦下來。（林覺民犧牲的消息傳到家中，陳意映悲痛欲絕，曾萌生自殺念頭，欲追隨夫君而去。後因林的雙親向她下跪，求她念在孩子尚年幼，需要母親照料，她才放棄自殺念頭；但過了一年多，陳意映終因思念夫君過度，終日鬱鬱寡歡而病死。）
台灣曾在1980年拍過一部電影《碧血黃花》，林青霞扮演陳意映，非常美麗端莊（該片獲金馬獎6項提名，包括林的最佳女主角提名）。童安格為林覺民寫了一首歌《訣別》，淚珠和筆墨齊下；而齊豫則為陳意映寫了一首歌《覺》，站在女人的角度，問林覺民“誰給你選擇的權利這樣離去”。兩首歌都非常感人，令人熱淚盈眶。
林覺民出生在如今福州最昂貴的地段之一“三坊七巷”。廣州起義失敗、林就義之後，家人把祖宅賣了，躲到鄉下避難。買主叫謝鑾恩，他有個孫女後來也很出名，叫謝婉瑩，即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冰心長大以後，還曾在文章《我的故鄉》裏追憶過自己的這個故居（“具有很典型的福州民宅特點，除中軸建築外，左右兩旁還有許多自成院落的房屋，每個院落都有水井；北院之西還橫亙著一列生西朝東的雙層樓房，樓房之西為花園。”）。林有個堂哥林長民，後來也生了一個很有名的女兒，叫林徽因。林覺民故居一直受到當地政府妥善保護，不過據傳最近被一個來自香港的地產商強行拆遷了一小部分。當地居民以身體對抗推土機，浴血保衛了林烈士的故居。
林覺民故居同時也是原福州辛亥革命紀念館，還是冰心故居、林徽因故居（由於上文提到的原因），座落於福州市鼓樓區南後街與楊橋東路交彙處。2006年初，該故居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當地政府部門全麵整修改造，2007年5月18日重新向社會開放。
這是一所傳統的福州民居，從建築麵積，以及門楣的尺寸、飛翹的簷子來看，房子的主人至少是個中道人家。從稍遠處看，房子的正門沒有開在外觀的正中，而是取偏左的部分，進大門後是天井，往右才是我們經常能看到的廳堂——祖訓“立修身誌，存忠孝心”；香燭台、八仙桌及分列兩旁的雕花座椅——這樣的格局表明，屋主人是個不事張揚，至少是個有意鬧中取靜的儒雅之人。事實上，林覺民爺爺是前清舉人，父親也是秀才，均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輩。
（4）喻培倫大將軍紀念館
喻培倫（1886—1911），字雲紀，出生於四川省內江縣文英街的一個糖商家庭。1905年東渡日本求學，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09年夏回國，先後參與在漢口謀刺清政府兩江總督端方和在北京刺殺攝政王載灃的革命活動。1911年4月27日，在廣州武裝起義中，他英勇作戰，但因彈盡力竭，身負重傷，被敵所俘，堅貞不屈，壯烈就義，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1912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行文頒令，以“肇造民國元功”追喻培倫為“大將軍”，並建祠紀念。原紀念祠建於喻大將軍誕生地內江市中央路19號。
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際，內江市人民政府於人民公園內建立喻培倫大將軍紀念碑。紀念碑座北朝南，由長方形漢白玉製作，通高3.3米，碑高2.2米，寬1.2米，厚0.38米。座為水磨石麵須彌座，長1.9米，寬1米，高1.07米。碑文由全國著名書法家餘忠英題“辛亥廣州起義死事黃花崗烈士喻培倫大將軍紀念碑”，魏碑體，字徑0.25米。碑前20米處的石壁上，還有孫中山題書的“浩氣長存 孫文 民國十二年”字樣。
1985年，內江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公園紀念碑後側6.4米處，又修建了喻培倫大將軍紀念館。紀念館為磚石結構，座北向南，琉璃瓦兩麵坡仿古屋頂，由三廳兩室組成，正廳層高8米，側廳5.5米。建築麵積332平方米，占地麵積4000平方米。館內陳列珍貴文物300餘件，鐫刻有章炳麟撰、張大千書《喻君培倫傳表》和楊庶堪撰、但懋辛書《喻君培倫墓表》。
（5）伯先公園
趙聲（1881—1911），字伯先，江蘇丹徒大港人。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會。1909年與黃興籌劃廣州起義。1910年去南洋籌集軍費，任香港同盟會會長。1911年4月與黃興領導廣州起義。黃花崗戰役慘敗後，憤而成疾，病逝香港。孫中山追贈他為大將軍，歸葬於鎮江竹林寺內。
伯先公園是江蘇鎮江唯一的紀念性公園，是為紀念民主革命先烈趙聲而建。
伯先公園由老同盟會員冷禦秋於1926年倡議籌建，由著名園林專家陳植教授設計，1931年建成開放，占地120畝。公園依山而建，半用人工，半持天然，整個園形像一把巨型的太師椅。入口處牆上嵌有兩塊漢白玉金字石刻，右側為1979年宋慶齡題寫的“伯先公園”，左側為田恒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撰寫的“伯先傳略”。
伯先像位於一號平台上，安設在3.5米高的花崗岩台座之上。下麵由著名書法家蕭嫻題書“趙公伯先之像”。伯先像為全身站立銅像，戎裝南望，威風凜凜。
趙伯先紀念館於2000年12月建成開放，紀念館分6個部分，以圖文為主，詳細介紹了趙聲為爭取國家獨立和富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光輝一生。同時，館內還展有部分實物的仿製品，全天循環播放電視連續劇《大將軍趙聲》。
8、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是在1911年（清宣統三年)長江中下遊地區同盟會成員為推動長江流域的民主革命運動而建立的革命組織。
自同盟會成立以來，以華南為重點的武裝活動屢遭失敗。其時，長江中下遊各省革命形勢卻日臻成熟。譚人鳳等一部分同盟會會員認為，同盟會本部隻重視南方各省的武裝起義，而對長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動不夠重視。1910年（宣統二年）初夏，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不久，宋教仁、居正和譚人鳳等即於日本聚會，研討革命前途。宋教仁提出，要成立一個專主長江流域的革命機關。譚人鳳等人表示讚同。
是年6月，宋教仁、譚人鳳、趙聲等人會集東京，召集11省區同盟會分會長會議，醞釀成立中部總會，以推進長江流域革命運動。
在會上，宋教仁提出革命進行方略有上、中、下3策：（1）策動北方軍隊，以東北“馬俠”為後援，一舉占據北京，然後統一全國為上策；（2）在長江流域組織潛勢力，一聲令下，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為中策；（3）在邊疆要衝密組機關，一朝大舉，進據各塞，徐圖攻取為下策。革命地點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應狹小，不可擴大。
與會者在對此3策作了仔細的利弊權衡後得出結論：“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指華南邊境地區起義相繼失敗），且足引起幹涉釀分裂之禍，故決采用中策。”於是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作為策動機關。至此，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事宜已基本確定，因經費無著，暫告擱淺。
1911年（宣統三年）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再次證明不能僅局限在南方地區發動起義。原醞釀在中部發動起義的同盟會員“益堅信長江革命之重要”，遂決定加緊建立組織的準備。
是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一說湖州公學）召開。會上推舉譚人鳳、宋教仁等為總務幹事，並發布宣言和章程，以“推覆清政府，建設民主的立憲政體”為宗旨，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定名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
同盟會中部總會總機關設於上海，各省設分部。會員共20餘人（一說40餘人）。旋分頭回省發動，在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設立分會，推動革命的進行。具體為由譚人鳳去湖北，與居正、孫武將共進會、文學會合組為湖北分會；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楊任組織湖南分會；範鴻仙、鄭讚成去安徽，籌立安徽分會。長江上遊的川、陝兩省，地形重要，也須經營。宋教仁分別會晤即將回川的吳玉章及陝西來滬代表，要求他們回去後各立分會，使成首尾一致的形勢。
總會還作出了首先在武昌發難、然後四方即起響應的決定。理由是:武昌居全國之中，交通四達，同誌易於聚集，群眾基礎也比較好。後來辛亥武昌起義的進行，大體與這一決定符合。
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立，事先並沒有取得本部的同意，但它仍是依據同盟會的奮鬥目標，並在其組織內從事活動。而且，自南方各地武裝起義相繼失敗以後，同盟會東京總部日趨渙散，孫中山又遠在海外，宋教仁等人根據革命發展的需要，把注意力轉移到有群眾基礎的長江流域，並組織同盟中部總會以加強領導，這是無可非議的。
關於同盟會與中部同盟會的關係，學術界亦有多種認識。有的學者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同盟會自身分裂過程的一個必然產物，是對同盟會的一個分裂行為”；是一部分革命黨人“不依靠人民力量，看不清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在表麵上似乎強大的反革命打擊下，產生的悲觀失望的思想潮流的必然發展”。尤其是宋教仁等發起組織中部同盟會，並沒有按組織原則辦事，又擅自修改既定章程，“是背離盟章的，負有分裂黨的責任”。
對此，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如有人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雖然內部含有分裂的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同盟會日趨渙散、無人領導”，而“廣大中下層革命誌士要求繼續革命的情況下”成立的；也是“在宋教仁、譚人鳳等總結了曆次武裝起義的經驗教訓、堅持把革命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敢於肩負起領導責任的情況下”成立的。
學者王學莊等人後來明確指出，那種把中部同盟會的成立說成“是自立門戶，是一種分裂活動”的觀點，“不符合當時的曆史實際”。他們認為，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譚人鳳、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為適應長江流域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所作出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是一個革命的創舉”。“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的產物，它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領導下的一個分部，它為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
學者歐陽躍峰也進一步撰文指出，中部同盟會“既承認了它與同盟會的主從關係，又規定了它與南方支部的平等關係，這與同盟會的章程條例、組織原則並無悖謬之處”。雖然中部總會沒有向同盟會本部申請批準，在手續上顯得很不健全，“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足為怪的”。他的理由是：“孫中山將美洲和南洋的同盟會會員改稱‘中華革命黨黨員’及胡漢民等設立南方支部，都未經過健全的組織手續。這個問題反映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在建黨問題上普遍水平不高，而不能說中部總會與同盟會本部關係不正常。”
同盟會中部總會推動了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革命形勢的發展，加強了與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聯絡與指導，促成了武漢革命勢力的聯合，從而保證了武昌首義的勝利。而在武昌首義以後，中部總會又為光複上海、浙江、南京等地做出了積極貢獻。上海光複後，同盟會本部自東京遷來上海，該會遂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