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reference_book_ids":[7267090248675363851,688340916300362855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處境險惡，毛澤東作背水戰，寫信策反孫科、馮玉祥●丙子“雙十二”，形成三位一體軍事同盟，張學良為共產黨讓出延安城●委員長因禍得福，肢解東北、西北軍●西安初談判，蔣介石咄咄逼人●兵敗祁連山，毛澤東以進為退●杭州談判，周恩來走“夫人路線”●舌戰牯嶺，合作近在咫尺夢難圓。
一
我們先來猜一猜毛澤東12月5日寫信的心事。
筆觸在進入這種被史學家稱作“曆史的迷霧”或“曆史的盲點”地域之前，讓我們先遁去身形走進毛澤東那間煙霧彌漫的窯洞，為這位後來開創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巨子，畫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賀子珍不在房內。據史沫特萊提供的資料，毛澤東和賀子珍半年來爭吵不斷，有一次賀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衛，因為毛澤東已經把一隻小板凳舉過了頭頂。必須洗去那些為數眾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評判標準對毛澤東私人生活描畫的文字在我們腦海裏留下的縷縷印痕。毛澤東一年多後的婚變，與道德的關係不大。原因存在毛澤東深不可測的內心裏。在很多時候，毛澤東並不像他的詩詞給我們的形象。他也有悲傷煩躁的時候，他也需要女人細致入微的溫情。他和賀子珍的爭吵，毋寧把它們看成毛澤東無處傾訴的內心鬱悶的排泄渠道。如果賀子珍在家，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抵西安的消息，他很可能不會寫信，而是找個由頭和賀子珍大吵一頓了事。可以確認，他寫這兩封信是對剛剛獲悉的消息的本能反應。他的濃密的長發顯得淩亂，臉頰清瘦，眼睛裏的血絲是熬夜的時光留在心靈窗裏的痕跡。一身棉衣顯得不大合身，使得讓旁觀者隨即感覺到寒冷。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蔣介石此行的目的。怎麼辦？有形的工作該做的都已經做過。抽煙嗎？蔣介石盡管最怕煙味，可誰都知道煙味、哪怕是劣質煙味熏不走幾十萬大軍。總該做點十什麼。血戰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敵人。
毛澤東最先想到給馮玉祥寫信。馮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從前的部將又有反響，整個中國的局麵肯定為之改觀。處在和日軍對峙地位的，幾乎都是馮的舊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石友三。現在西安的楊虎城，也曾是馮玉祥的積極追隨者。馮玉祥若扯出反蔣抗日的大旗，他的這些舊部很可能會起兵響應。
寫給孫科的信，就不好貿然評判了。孫科從來沒有叱吒風雲過，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憲法草案》，無兵權，又無深厚的政治資本。毛澤東卻在給孫科的信中寫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屬望於國民黨中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鬥爭。進行此種鬥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於哲生先生。”這很可能是孫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視的一次恭維，因為它出自後來入主中國的毛澤東之手。毛澤東希望國民黨內部愛國抗日力量聚合成氣候，這一點很好理解。然而他為什麼願意推舉孫科為國民黨的反對派領袖呢？難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孫科的血管裏流的是孫中山的血？
恐怕再無別的更合理的解釋了。清兵入關後，反清複明的仁人誌士最早遇到的難題就是尋找大明的皇子皇孫。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種文化的延續。
時勢竟逼得毛澤東的筆端露出了民族集體無意識，可見紅軍當時處境的凶險。
曆史在這些日子裏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霧。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無疑是最濃最大的一團。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國共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機。
在許多嚴謹的史學著作裏，西安事變的曆史必然已經分析得夠多了！它的曆史意義已成中國人熟知的常識。
但是，那些簡略得幾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曆史的豐富性究竟喪失了幾成，誰能回答呢？
發生在近兩年的一個小插曲值得重視。進入九十年代第三個年頭，張學良結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複了人身自由。大陸各大報小報競相登載這一消息，有關部門盛情相邀張將軍回大陸探親。張學良從美國回到台灣後，卻對當年發起兵諫表示懺悔。
張學良老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常”之舉？他的自責的依據是什麼呢？
沒人會天真地認為張學良的一聲懺悔能使西安事變這段曆史需重新寫過。然而，這件事起碼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曆史有多個進入的甬道。
以後的曆史確鑿地證明：西安事變大大地改變了共產黨和紅軍的生存環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聯盟幫助紅軍支撐過了一次劫難。
我們還是走進那段撲朔迷離的曆史中觀賞吧！
在一個“文死諫武死戰”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裏，以禦侮為目的，在封疆大吏的轄區對出巡的“皇帝”實行兵諫，還是一個破天荒。
事件最後的不可避免，當事人所必然經曆的心路曆程尤應引起後人的珍視。事實證明，蔣介石事先對自己這次厄運毫無察覺，順利解決兩廣事變後，蔣介石所獲得的隻是自己的威望和統治已固若金湯這一錯覺。李宗仁、陳濟棠這些腦後長有反骨，並有“前科”的人尚不能絲毫改變時局，其他人又能奈何了他！這種錯覺甚至抑製了他的多疑。
其實，蔣介石早在9月下旬就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報警情報。9月20日，心腹愛將陳誠已向他密報了張學良的苦悶心情。張學良通過馮庸向陳誠作了如下陳述：“餘近曾親赴前方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故餘殊覺痛心，決意統帥所部，抗日圖存，此種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種種，不能動搖我心。況餘自讚助統一後，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複一年，隱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陳誠深感事關重大，在密電中寫道：“職意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機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聽之而處於被動，使整個國家陷於萬劫不複也。”蔣介石很重視張學良這一動向，他在接陳誠密電後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東北軍之隱患，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乃因桂事和平解決而消乎？……蓋共匪利用其‘抗日統一戰線’之策略，一方麵拉攏、煽惑所謂‘中立分子’，一方麵對軍隊進行策反工作。而東北軍於‘九·一八事變’後，因故鄉淪陷，被迫退於關內，一般官兵懷鄉與抗日之情緒，尤為強烈。共匪乃把握此種心理上之弱點，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抗日’等口號，加以煽動分化，遂使東北軍對於剿匪任務喪失戰誌。”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西北問題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一個月後，他移駕洛陽，準備徹底解決中共問題。蔣介石這時候完全可以選擇和共產黨聯合抗日的道路，東北軍隱患也即消除，然而他卻踏上了危險的荊棘叢生的小徑。他從來沒有忘記共產黨有政權企圖這一點。作為一個執政的統治者，心病不除，肯定睡不著覺。何況共產黨已弱小到了隻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他不能再猶豫了。
誰知張學良卻不體諒他的用心之良苦，11月27日，紅軍被分割於黃河東西之時，東北軍袖手旁觀，仍重彈抗日老調，蔣介石的震怒程度可以想見。他在28日的日記裏這樣表示著自己的怨怒：“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其作事無最後五分鍾之堅定也。亦即其不知作事應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換另一段落，彼於事之始終本末，於節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蔣介石在盛怒之中，作出了親臨西安督戰的決定。12月4日，他移駕臨潼華清池，連尚在南京的戴笠也沒通知。戴笠沒有隨行，證明蔣介石根本沒想到安全方麵會有什麼問題。
張學良和楊虎城到華清池見駕時，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寒意隻能來自分立在蔣介石兩旁的幾位大員，廣州行營參謀長、陸軍上將陳誠，駐閩綏署主任蔣鼎文，北伐時已經做過革命軍參謀長的陸軍上將朱紹良，幾日後被任命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的衛立煌，清一色的蔣的嫡係，清一色的江西剿紅大功臣。隻要蔣介石發一句話，這四個人都有資格、有能力取代張、楊。
張、楊硬著頭皮陳述抗日的理由後，蔣介石給他們的卻隻有兩條路：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讓開“茅坑”，把部隊開到安徽和福建去。張學良力諫、苦諫、哭諫，蔣介石不為所動。
曆史沒有為我們留下張、楊兩人垂頭喪氣由華清池回到西安後，走向兵諫的詳細記錄。它們都屬於個體的心靈，公眾隻能接受它們結出的果實。這個改變了曆史進程的大事件，不是蓄謀已久的謀略，沒有可以參考的榜樣，竟在曆史的一個盲點上做成了。
隻能從太清晰、太無情、太單純的曆史邏輯出發推出結論嗎？是的，這是通常的認識曆史的途徑。然而，它能提供給後世這種突發性大事件所包容的無限的非理性的啟示嗎？顯然又不能。我們把筆觸試著深入到真正不可思議的內心，會不會有新的發現？
很有可能。
在把筆觸指向西安事變的兩大主角之前，讓我們遊曆一番自袁世凱過世後，中國的軍事奇觀吧。袁世凱因患尿毒症暴死之後，中國不可避免地走進了一個軍閥混戰時期。段祺瑞、馮國璋、曹琨、徐世昌等數十個關係中國命運的北洋人物，因為“洪憲”帝的“駕崩”，主體意識徹底覺醒了。他們或多或少地都生出了帝王的思想。“亂世出梟雄”這一曆史奇觀在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後重現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經過十餘年的混戰，北洋人物徹底退到了背景的地位，雖然出現了蔣介石一統中國的外在景觀，但是，誰能否認他們臣服蔣介石沒有權宜之計的味道？中南有桂係，西南有川係，西北有二馬有奉係演化成的東北軍和馮玉祥的舊部楊虎城，華北有閻錫山和馮玉祥的舊部，蔣介石真正的統一隻在華中和華東地區，軍閥割據的實質並沒根本改變。那些被後人稱作地方實力人物所持的隻能是手中的軍隊和地盤。他們依靠這兩點，尚可重溫一下帝王的殘夢，尚能在讀《三國誌》和五代十國史時，把自己和那些在厚厚的史書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古人暗暗加以比較，從這比較中，獲得一種睥睨天下蒼生的快感。從這一現實出發，我們是不是可以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猶豫不決生出另一種心情呢？“他們會不會聽命於我？”蔣介石無法肯定地回答。
聽命於蔣去圍剿紅軍，必將失去民心；違抗命令，等待他們的不僅僅是調動，很可能意味著從此喪失軍權。這些年，蔣介石在大力剿共的同時，沒少花精力做吞並異己的工作。張學良覺得窩囊透了！自1928年易幟以來，我對你蔣中正可算不薄。蔣桂戰爭，我旗幟鮮明地支持了你；中原大戰，我又一次義無反顧地支持了你。沒有我這幾十萬人押上，勝利女神能屢次對你情眼有加嗎？九·一八事變後，我再一次聽命於你，所負罪名九輩子都無法洗清呀！三年前，我率部聽你的命令撤出山海關，當了替罪羊，被迫辭職，出洋考察半年多。我屢倡抗日，你每次都以準備不足推諉，什麼時候才算準備充分呢？我再不報國仇家恨，還有麵目活在世上嗎？如今共產黨也要抗日，隻剩下幾萬條破槍了，你偏要來個趕盡殺絕。等我幫你滅了共產黨，誰能保證下一刀不是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苦諫、哭諫，你尚不允抗日，打的到底是什麼算盤？你來督戰，帶的卻不是國防部和參謀部的人員，讓這些外派親信來西安，分明是準備取我而代之嘛！東北已失，如西北地盤再不保，二十萬東北子弟兵吐口唾沫能把他張學良淹死了。在這種關乎生計的大問題上，張學良不能再退讓了。楊虎城的思緒很少張學良這種感情色彩。他不比張學良，可以依靠父蔭，與蔣介石平起平坐，稱兄道弟，功勳再殊，宋美齡也不會把他的妻子認作幹姊妹。北伐以前，他跟隨的是馮玉祥。直到1929年，蔣馮矛盾激化，他才審時度勢擇主而事，跟了蔣介石。第二年，蔣馮閻大戰中原，楊虎城為蔣十分賣命，依戰功擢升至十七路軍總指揮。在蔣介石眼裏，他從來都不是可以信賴的人。他當陝西省主席，東有潼關顧祝同挾製。他當西安綏署主任，西邊又多了個馬鴻逵省主席。東西均無法發展，隻能局促於陝西一隅。張學良率軍入關後，蔣為了調和張、閻矛盾，把東北軍全部西調至陝西。不久，邵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陝西省主席。歸其究底，自己是一員降將呀！飛鳥盡後，良弓且藏，降將能有何好運？這且不算，楊虎城主要的心病在於他和共產黨曆史上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事且不說了，1927年逐共時，他非但沒抓共產黨，而是把南漢宸等人禮送出境。後來，他又讓南漢宸當了省政府的秘書長。近年來，他不但沒有進剿川陝方麵的紅四方麵軍，反倒為紅軍提供了物資采購方麵的諸多方便。如聽命於蔣繼續剿共，不免一敗；如不聽命，陳濟棠的結局是跑不掉的。
蔣介石這次來西安依“娘打孩子是常理”動“家法”時，顯然忽略了自己“後娘”的身分。他的嚴厲過了頭。雖然曆史沒有為蔣介石提供足夠的時間進行徹底的征服合作者的工作，但這並不是他在八年後逐漸失去統治地位的惟一原因。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對形式的迷戀竟成了他政治合作交響曲的主旋。他似乎始終沒有掌握好恩與威、嚴厲與懷柔之間的分寸。一個成功的獨裁者，肯定首先是一個心理學大師。
在1936年歲尾裏，張學良和楊虎城隻是蔣介石的一個合作者，而不是他可以任意驅使喝叱的看門狗。君臣之間的關係隻靠利用來維係，缺乏溝通和理解，君主根本無法奢望“我就是國家”的絕對權威。張學良、楊虎城尚有完整獨立的人格，他們就可以從得與失出發，找到“民族大義”來對抗君主的權威了。
於是，西安就成了蔣介石的滑鐵盧。他在不知不覺中，走過了自己事業的巔峰。從後來的曆史進程來看，共產黨成了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蔣介石親臨西安，本意可是要把共產黨斬盡殺絕的呀！
曆史給蔣介石先生開了個啼笑皆非的玩笑。
二
蔣介石在一間布置得很舒適的屋子裏。因為求生的本能，他在一片槍聲中朝山上爬，跌傷了腰肢。據陳立夫後來透露，蔣的背骨跌折一處，後經一懂氣功的醫生用兩星期時間治愈，蔣公大悅，酬謝醫生一千大洋。因為傷痛，他隻好躺在床上，空洞的雙眼盯在天花板上。
在這次厄運裏，除了從臥室出逃時表現出的張皇和狼狽外，他即便僅僅作為一個男人，所做的一切也無過多可指責、可小覷之處。他的追隨者折服於他視死如歸、保持自己人格尊嚴完整的領袖氣概，不是沒有道理的溢美。
在幽禁的最初日子裏，他沒有為後人留下日記，甚至對後來的換取自由的六項條件，他隻作了口頭承諾。這時候他留下的墨跡，隻有一封寫給愛妻宋美齡的、很像遺書的信件。我們無法臆想他在這些日子都想了些什麼。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他心裏生出了仇恨，對這一事件主謀的仇恨！曾助他完成統一大業的張學良，在護送他回南京後，旋即被判刑，後被幽禁長達五十六年。楊虎城被迫引咎辭職，出洋考察軍事，後被誘回國內囚於重慶達十三年之久，1949年底毛人鳳奉蔣介石之命，殺死了楊虎城全家。
更讓他難堪的是，他能保全性命，竟有共產黨一份功勞！
曆史就是愛這般地捉弄人呀！一個突發事件，竟把蔣介石慘淡經營了數十年的弘弘偉業搞得麵目全非了。他能不恨嗎？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保安，看一看蔣介石真正的對手是如何應付這個突發事件的吧。
12月12日中午，毛澤東、周恩來收到張學良來電：“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
共產黨的領袖們，聽到這個消息表示出震驚、喜悅、擔憂等情感之後，開始考慮張學良所要的“高見”了。我們的目光必須從稗野之史所造成的迷霧中移開。張國燾後來在那本《我的回憶》中，披露了共產黨領袖們在得知蔣介石被扣押後的種種直感反應，其中最有影響的一點，說的是多個高級領導主張殺掉蔣介石。這就為後人生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那麼多人主張殺蔣，為什麼最後沒有殺掉？這個疑問導致這樣一種錯誤提法流行多年：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屈從於蘇聯的壓力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結果。這種觀點委實太小瞧共產黨領袖們的政治才能了！張國燾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說謊。共產黨的領袖們和蔣介石反目為仇近十年了，心中鬱結的對於蔣介石的黨仇家恨實在太多，而蔣此行西安又是以徹底消滅他們為目的的，他們就不能用一句“殺掉他”來表達自己心情的一種嗎？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也是人。或許他們真的想殺掉蔣介石，但他們卻不能在書麵的言語和行動上這麼表述、這麼做。稍有政治、曆史、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共產黨無力決定蔣介石的生死。當時殺掉蔣介石，並不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早成立十三年。
12日剩下的時間，共產黨的領袖們各自的處理意見尚是一個個腹案，靜靜地躺在各自的心裏伴他們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電告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製胡宗南、曾萬忠、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態度已經表明：紅軍願與張楊結盟。軍事上的高見已為張楊出了一個：早日作好中央軍武力討伐的準備。至於如何解決，則沒有說。政治這個東西太複雜了，一時看不清。
同一日，南京召開中常委，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討張楊，並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主持黨務。親日派占了上風。是日晚，親美的孔祥熙、宋美齡趕回南京，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這一天，接到張楊通電的各地方實力派都在觀望等待。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隻有獨裁之名，尚無獨裁之實。不是嗎？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了，諸侯在觀望，左膀右臂一邊請他的宿敵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一邊使借刀殺人之計。孔祥熙、宋美齡一個是挑擔，一個是愛妻，他們再不主張營救，蔣介石真的就感覺不到一絲人間的溫情了。大奸臣秦檜還有三個朋友呢！地方派的態度曖昧，除了時間倉促，反應不過來，難道不是蔣介石沒有實際征服他們的鐵證嗎？相比之下，倒是事件作甬者張學良對蔣介石尚有一絲溫暖的政治家之間從來不曾存在過的情意。張學良下達的捉蔣令中明確指出：決不許傷害蔣的身體。蔣介石真該重用張學良。沒聽人說患難之處見真情嗎？可惜的是蔣介石到死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說他肚量狹小，倒不如說他缺乏能讓萬人傾倒的人格魅力。
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毛澤東首先發言，肯定西安事變是抗日的義舉，革命的行動，應對這次事變明白表示擁護，派重要同誌去做工作，爭取以西安為中心領導全國抗日。
在毛澤東的發言裏，已有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實質政府的意味。因情況不明，會上仍有人主張反蔣、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意見。張聞天最後發言。他認為中共不應采取與南京對立的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權形式，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口號並不壞，要盡力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不能放棄蔣。因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確定為黨的總負責，毛澤東隨後補充道：“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
盡管後來幾天的事態發展證明“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行不通，但絕對不能以此說明毛澤東的“短識”。周恩來離開保安去西安前，中共中央仍按毛澤東的設想處理這一突發事變。16日，共產國際來電指示中共中央同意改組政府的方案解決西安事變。當日，這份電報因電碼錯亂沒有譯出，重發電文20日才送達。前一天，中共中央已公開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這份由毛澤東起草的通電中，“蔣介石”三字後麵追有“先生”二字。可見毛澤東已審時度勢，修正了自己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12月15日清晨，周恩來剃去半尺多長的胡須，率羅瑞卿、張子華、童小鵬等十七人，騎馬冒著大雪離開紅都保安，奔向尚在東北軍控製下的延安。17日晚，周恩來抵達西安，下榻於張學良公館東小樓。
此時，張學良正進退維穀。劉峙的五個師已進潼關，圍華縣，進副渭南。內部分成殺蔣放蔣兩派爭論不休。周恩來的到來，促使張學良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是日晚，張學良與周恩來商定了與即將來西安的宋子文談判的五項條件：第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第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第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第四，成立抗日聯軍；第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為了迎接中央軍的進攻，雙方商定由紅軍主力先開至慶陽、環縣擊退胡宗南部，爾後出渭水下遊擊劉峙部。按照這個協定，東北軍為紅軍讓出了延安、瓦窯堡、延川、延長等城。二十天後，中共中央由保安遷至延安。十三年後，延安被尊稱為革命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