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宋子文飛抵西安。張學良說：“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已共同商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隻要蔣介石答應通電的八項主張，三方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同日，宋子文見了蔣介石。蔣介石讀宋美齡的要與他共生死的信，竟讀了個老淚縱橫。
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傳達蔣介石意原：由宋氏兄妹代他談判，所商定條件，他以領袖人格擔保，不作書麵簽字。西安三方同意了這個條件。
23日，雙方在張學良公館舉行談判，宋子文同意周恩來提出的中共中央六項條件。
24日，雙方繼續談判，宋氏兄妹作出以下承諾：一、改組政府，肅清親日派。二、停戰撤兵。三、釋放愛國領袖。四、停止剿共，目前蘇維埃、紅軍依舊，中央可經張給予接濟，要多少給多少；三個月後發動戰爭，紅軍再改番號。五、開放政權，召開各黨派救國會議，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六、釋放一切政治犯。七、抗日發動，共產黨公開。八、聯俄，與英、美、法聯絡。九、蔣回後發表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
如果以上逐條一一實現，那將是一個怎樣讓中國人歡欣鼓舞的局麵呀！抗日戰爭提前四個月爆發；中國從此與一黨專製的政體永訣。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我們應該長出四隻耳朵聽一聽蔣介石的這句話：“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這是一個信號，它說明了蔣介石領袖意誌的複活。說完這句話二十四小時後，蔣介石在洛陽一掃這十幾日的萎靡，發表《對張、楊的訓詞》，隻字不提他身為階下囚時所作的承諾，卻說：“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古以來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光明。以爾等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在撲朔迷離的政治格鬥中，取勝的究竟是恪守忠仁義信節操的道德君子，還是指鹿為馬的冷血殺手？翻遍史書，在凱旋的號角聲中，騎在勝利女神身上的，竟沒有一個謙謙君子。
在這場政治賭博的最後關頭，蔣介石押上了人格，獲得了自由。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三人顯然被蔣的“人格”迷惑了。張學良一時衝動，決定送蔣回南京，經曆被審、被赦兩場變故，僅僅保全了性命。楊虎城輸得更慘，十三年後滿門被斬殺。周恩來最起碼也算遭到一個老牌政治家的羞辱。周恩來麵對蔣介石的“人格”，顯得十分自信和樂觀，他認為中國的政治生活從此走入一個新的開端，內戰將停，對外退讓政策即將終結，並建議中共中央“準備政府改組後我方去南京談判之綱領”。時年三十八歲的周恩來，和後來他完成的公仆形象和傑出的外交家形象，尚有很長一段距離。
蔣介石能容忍西北出現一個足以威脅到他的權力的軍事政治實體嗎？人格在爐火純青的政治家手裏，也可以當作一張牌打出來。技高一籌，臉皮厚一寸，於是他勝了。
1月27日，他走下飛機，看見七八個便衣撲向張學良的座機，他的嘴角上浮出了一個月來都不曾有過的笑意。他想：我該休上一段假。理由是現成的，他的背骨損傷了，需要醫治。
同一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局勢仍表樂觀。唯有毛澤東感覺到“人格”裏似乎有詐，28日他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裏，大講了一番“言必信，行必果”。前一天，毛澤東在給韓複榘的一封信裏寫道：“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
這句話殊堪把玩。
三
1937年1月2日，蔣介石在奉化老家謀劃調集三十七個師，分兵五路向西安逼近。他已經完成了徹底解決東北軍、西北軍的構想。當然，這次軍事行動有一個照顧蔣先生麵子的名稱：演習。
毛澤東、張聞天迅速作出反應，聯名致電尚在西安的周恩來和博古，指出南京這次軍事進副之用意是把東北軍將領“嚇得就範，然後慢慢宰割，孤立紅軍”，決定政治上發擁蔣迎張通電，軍事上要以行動給張楊二部以支持。1月5日，又電潘漢年，讓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實踐諾言。1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通電很藝術、很策略地寫道：“本黨本政府認為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製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願聽命於蔣先生。這對於蔣先生也是必要的，因為蔣先生曾擔保中國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
延安的首腦不會不知道這次軍事進逼是蔣介石的旨意，把這次行動稱為“演習”說不定就是蔣的“傑作”，但文章還是需要這麼作，至少，會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你蔣介石幹了一件丟人的事。在此之前，蔣介石和宋子文通過潘漢年，責備中共不該宣布西安協議，可見蔣介石還是要麵子的。蔣介石不知出於什麼心理，又讓周恩來去奉化見他繼續談判，毛澤東發話了：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後，不為張學良第二，不去。”為了給蔣介石一個交待，周恩來給蔣複一封信，內稱：“來承占談，隻以大兵未撤，漢卿先生未返，難以抽身。一俟大局定當，即入都應約。如先生認為事宜速決，請先生以手書見示，保證撤兵釋張，則恩來為促進和平讚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蔣介石才沒有心思把玩中共中央通電的藝術性呢！1月9日，他的三十幾個師布好陣勢後，他拋出了深思熟慮後的兩個方案。甲案：東北軍入甘，十七路軍駐陝，紅軍返陝北。乙案：東北軍東移豫、皖，十七路軍入甘，紅軍仍返陝北。
由於張學良被扣押，東北軍群龍無首，加上中央軍大兵壓境，東北軍和西北軍內部開始分化。東北軍內部很快出現了壁壘分明的主戰、主和兩派，元老派主張在甲案基礎上談判，主戰派則認為甲、乙兩案都不能接受，主張先營救張學良回陝。19日，蔣介石致函楊虎城：張學良已不能回陝甘，你應放棄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設想。楊虎城知道已回天乏術了。中共中央得到周恩來報告，知作戰勝算甚少，且無幾人響應後，準備接受甲案。
1月2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令他轉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條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二、停止剿共並發經費；三、暫容一部紅軍駐陝南，以解決糧食困難；四、下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以上四條應有蔣示手書保證。
毛澤東等人實在不敢再相信蔣介石的口頭承諾了。但是，蔣先生就是寫下白紙黑字，日後來個不承認，誰又奈何了他？曆史沒有提供蔣介石對書麵承諾的精彩表演。他對紅軍最先表態同意甲案表示滿意，第二天即讓宋子文代他麵告潘漢年：紅軍若是能迅速勸告張楊部隊服從中央，則和平解決後定當抗日，給養自然概由中央負責，何至疑心中央軍繼續進攻？防地問題仍按原議，紅軍分成幾塊也不好，如陝北嫌狹，可向涼州以西發展嘛。對馬部已下達停戰命令，他不服從暫無良策。至於保證書一事，何必多此一舉呢，子文轉達已是證明。
毛澤東顯然看出這是權宜的應付，三位一體的軍事聯盟就要崩潰，為日後確保一個比較好的生存環境，決定把價碼定高一些。22日收到潘電後，當即電示：請坦言告蔣，紅軍所慮是繼續剿共，這種可能存在，紅軍來縛於渭水與黃河之間是危險的；以紅軍實數，每月最少需五十萬，停止打土豪則毫無辦法；請蔣給我們親筆信，寫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紅軍駐陝南，因為那裏以前就是蘇區。
蔣介石自然不會寫這封信。他的謀略就要大獲全勝了，沒必要對共產黨作出任何讓步。此時，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已占了上風。這些握有實權的團營級軍官為救張學良不惜一戰，認為元老派接受甲案是為了取張學良而代之。27日，少壯派把火燒到了共產黨頭上，指責紅軍不幫他們打仗，究竟安的什麼心？周恩來苦口婆心勸了大半夜，答應開會商量，少壯派代表才離開了。周恩來還沒上床，南漢宸慌慌張張跑來了，報告了楊虎城的心事。28日晨三時，楊虎城把南漢宸從床上叫醒說：“我不反對你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做事，可是我希望你們共產黨能替我打算打算。你們和蔣介石分庭抗禮，是平等的，我可是蔣的部下呀！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呀，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就這樣完了。”
楊虎城大概想起了這樣一句俗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周恩來犯難了，所有的共產黨領袖和高級將領都犯難了。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答應一起打仗就是朋友，不答應則是敵人。30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驅車至三原紅軍司令部，同在那裏的張聞天、彭德懷等商定：紅軍暫時保留自己的意見跟他們一起打。同日，周恩來趕回西安，將三原會議的決定轉告楊虎城和少壯派。
31日晚，楊虎城、於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周恩來五人在王以哲家召開最高級會議，決定是戰是和。室外，少壯派實力人物旁聽。周恩來表示紅軍將以另兩方的意見為意見。於學忠、王以哲和何柱一致同意和平。楊虎城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2月2日，少壯派率衛士營衝進王以哲家，將王亂槍打死。形勢急轉直下。駐防滑南的東北軍調轉槍口向西安開進，提出少壯派領袖必須離開西安。2月3日，東北軍高級將領繆澄流等人紛紛表示願意東調。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政治同盟自動解體。
2月8日，顧祝同率中央軍和平進駐西安。至此，西安事變放下了沉重的帷幕。
現在可以算一算國共雙方在這一事變中的得與失了。
蔣介石麵對這驚心動魄的五十餘天，可以獲得驚、喜、憂三種感受。驚的是自己以領袖身分竟還經曆了劫後餘生的凶險日子；喜的是從此東北軍已不再算作一股政治、軍事勢力了；憂的是共產黨和紅軍毫毛未損，眼下無法找理由向他們動武了。
毛澤東個人開始重新續寫《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書。剩下的零碎時間該幹些什麼？他把眼睛盯住了曆史。1月31日，他給李克農寫了一信，要李幫他買兩套整個中國的曆史演義。
買這些書決不是用來消閑的！他的地位和當時的情勢已經剝奪了他作為普通人能常享用的“閑情”。他究竟想從這些演義中尋找什麼？魏征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可是，他為什麼不去重讀那些在長征途中仍舍不得扔掉的線裝《二十四史》？那裏沒有《空城計》這類充滿著文人智慧的杜撰，那裏那些曆史上充滿血腥氣的政治風雲變幻常被遮掩得無法辨認。麵對眼下正在發生的，他自己也扮了角色的大戲，麵對蔣介石這樣一個對手，他是否想從這些活靈活現的演義文字中尋找戰勝強敵的智慧呢？
隻能這樣猜度。
四
東北軍、西北軍依照甲案向指定地點集結的同時，陝南的紅軍也開始向陝北撤退。這時候，國共雙方重開談判的可能性已經存在。
2月4日，毛澤東首先重提舊事，電告潘漢年，要潘邀張衝來延安商決雙方各種合作問題。第二天，蔣介石即作出反應，通過張衝表示歡迎周恩來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去杭州見他。
毛澤東很希望早一點形成一個合作的書麵協定。單純從軍事上考慮，眼下的情況比西安事變前更糟。中央軍進駐西安一線，一旦蔣介石下令剿共，後果不堪設想。西路軍隻剩下幾千人了，馬步芳仍不停止進攻，這不能不使毛澤東憂心如焚。蔣介石看來，早一天解決中共問題，早一天去了心病。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談一談吧。
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改變了主意，要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先和周恩來談出大概，爾後去見他。蔣在給顧的電報中指出：“我方最要注意之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簡言之，要求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同意此點，則其它易商量。”
蔣介石強調軍隊的精神實質，與他此時的心理密不可分。張、楊這次兵諫使他意識到了以前隻注意形式所包涵的巨大危機。如果不統一精神理想，後果是什麼他很清楚。在蔣介石這幾天的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已決心把“共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的主義”根絕淨盡。
以後的曆史將證明，蔣介石從來沒有找到機會完成這一心願。
2月9日，張衝和周恩來舉行第一輪會談。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了五項要求與四項保證：“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不難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則性讓步。在這一電文中，我們再也嗅不出多少共產主義的氣息。這是審時度勢後的選擇，是順應曆史潮流的明智之舉，是以全民族的生存為最高利益而對黨的利益的高風亮節的割舍，但同時又透露出來一股悲壯和蒼涼之氣。共產黨的領袖們選擇共產主義，到了三十年代後期，已具備了堅實的理性基礎。嚐試的時期已經過去，國家和民族存在的一切問題尚沒解決，依靠國民政府的改良顯然無望。然而，此時除了妥協，則別無選擇。
2月12日，周恩來和顧祝同依照以上條件很快達成一項協議草案。
也許這個草案來得太易了，雙方都沒給它以充分的重視。周恩來認為蔣不承認這是合作，隻當做紅軍投降，這樣下來共產黨就沒有獨立地位了，建議把談判的規格降下來，以劉伯承出麵談。
蔣介石對中共中央的來電仍感不滿，在給顧祝同的電示中強調：“八團兵已在一萬五千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顧祝同接此電示，對共產黨能接受這一條件深表懷疑，等了三天，才派參謀趙啟祿約劉伯承談話。劉伯承聽完後，當即表示：“且不說什麼主義，你認為紅軍編兩個師八個團一萬五千人合適嗎？”趙啟祿答道：“這是蔣先生的意思。”劉伯承與趙啟祿有私交，開玩笑道：“黃埔時我和聶榮臻教過的學生如今有多少個軍長師長？蔣校長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21日，國民黨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決議案》稱：“……共產黨人加入本黨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複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動階級鬥爭，奪取革命政權。”曆數共產黨的“罪行”後，提出徹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
中共中央在此嚴峻情況下，被迫再次讓步。2月24日，周恩來提出的、得到中共中央認可的方針裏增加了這樣的內容：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餘地，但可以服從三民主義；取消共產黨絕無可能，但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如果國民黨改組為民族革命聯盟，共產黨可整個加入；軍隊改編人數可退至六萬餘。
蔣介石笑了。在他看來，共產黨一旦服從三民主義，政治障礙已基本消除。2月26日，他命張衝帶著新提議去西安和周恩來談判。在這個提議中，蔣介石也作了一些讓步，把改編人數加了一倍，兩師八團變成了三師九團。在27日的談判中，周恩來提出紅軍最少改編六個師，上設一總指揮部，至少六萬人。張衝為了不無功而返，以蔣介石高級幕僚的身分，給周恩來透了這樣的“機密”：“蔣先生一味壓縮編製，並非輕視紅軍，隻是怕其太壯大。我估計最多他隻能答應編四個師四萬人。”
周恩來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現今主要障礙已經消除，多一兩個師真的就礙了大局？此事最終要蔣先生定奪，不如就這麼告一段落。眼下我們河西和陝南的部隊十分困難，淮南兄能否設法以解燃眉之急？”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報告電，眉頭舒展了許多。蔣介石不再糾纏政治信仰問題，實在讓他意外。在一切競技場上，再沒有比發現對手的致命弱點更值得慶祝了。軍隊？軍隊存在人民之中，隻要時機成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隻要黨能取得合法性和獨立性，其它問題都不複存在了。連日來，紅軍河西部隊連遭重創，總人數銳減，實數差不多也可使對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把改編人數調至五萬。兩日後，毛澤東再電周恩來，指出談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紅軍數目誇張太大，使對方恐懼，對於我們亦不利。”
毛澤東抓住了處理國共關係的綱。
3月4日上午，周恩來與張衝就軍事問題達成協議，紅軍改編為四師十二團。蔣介石不允此案，堅持三師九團。7月，毛澤東再作退讓，電告周恩來：“如蔣堅持三個師，亦隻得照辦。”
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與顧祝同、賀衷寒、張衝經過磋商，決定將取得一致的談判結果形成文件，然後交蔣介石審核。
該喝喜酒了？是的，是該喝點酒了，但不是喜酒，老頭子還沒應允呢！這不是共產黨一再讓步，完全按蔣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嗎？他能不同意？別忘了，此一時彼一時！這酒還是叫解乏酒的好。
東北軍並沒按甲案調至甘肅，如今正坐著四年前撤離山海關的那些悶罐子車東調豫皖，讓中央軍當做戰利品慢慢消化。楊虎城已感到有形無形的壓迫，眼前隻有辭職一途。紅軍呢？經濟窘迫，已開始接受國民黨每月的接濟。毛澤東給韓複榘信中所說的“群小”嘀咕起來：“蔣先生，你這是何苦！你供糧草，把他們養得肥壯然後和你打太極拳，有你這麼傻的生意人嗎？剛剛死去的那個魯迅，渾身長有反骨，有一句話卻是可以聽一聽的：痛打落水狗！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不如趁熱打鐵，將他們收編，一勞永逸的好。”蔣介石再次食言，令賀衷寒修改協議再談。賀衷寒當年是號稱“黃埔”三傑中的一個，哪裏不明白蔣先生的意思？兩日後，他和顧祝同將修改得麵目全非的協議草案推給周恩來。
“無恥！”周恩來說。
他隻能在心裏這麼罵。外交家的詞典裏不收這種粗鄙的詞彙。他冷笑，他大笑，他狂笑。笑過之後，問道：“蘇區一分為三也罷，隻字不提民選也罷，就是投降，把編製壓至三萬，還怎麼降？”
張衝一看情形不對，說道：“這一案實在太不夠格。顧主任，怎麼變成這樣了？”
顧祝同不說話，眼睛瞟著賀衷寒。
賀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是奉旨行事。”
周恩來拿著修改案拂袖而去。以西路軍安危脅我就範，太卑鄙了。3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周恩來：“賀顧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屬品”，針對兩星期來國民黨方麵的步步緊逼，提出“應改換姿勢”向之進攻，“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的政治立場，絕不能遷就”，要“申明西安已不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13日，中共中央再電周恩來並轉張衝：“顧、賀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帶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幹部極大憤概”，前次“周提十五條，關於國民黨方麵，我們認為不滿意，關於共產黨方麵，亦當須部分修正”，因此“談判須重新作起，兩星期內周回延安開會。”
從這兩份電報的語言和口吻可以判斷出：它們出自毛澤東之手。
一個問題跳將出來：中共中央對周提十五條是真的不滿意？還是用一種所謂的談判藝術？仔細分析上述兩電文，不難看出，中共中央對周恩來提出的十五條是真的不滿意，如果僅是技術問題，用不著提出黨性問題。如果僅僅是為了報複一下國民黨方的出爾反爾，周恩來就不會在三日後真的回延安。周恩來所提十五條中，答應取消紅軍大學，答應遣散編餘的部隊。在他看來隻要能在大的方麵能取得合作，這些都是枝節問題。毛澤東的不滿也正在這兩點上，當然他和周的想法並無原則的分歧。他當時力主將軍校保留，哪怕改名叫“隨營學校”也好。有了這個學校，就不愁出不了忠於共產黨事業的人才。電報是無法說清這些的。還有，編餘的老弱病殘，都是革命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答應遣散的道理？毋庸諱言，共產黨的領袖們看時局的高度和深度並不那麼整齊劃一，要不然就無法理解“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這一命題。第二封電報發自西路軍敗祁連山的第二天，這就更加耐人尋味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前去見蔣，不統一一下思想和口徑，就無法在談判中取得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