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晨，周恩來麵帶倦意，把中共中央13日來電輕輕放在張衝麵前。
張衝看過電報，讓周恩來稍候，帶著電報去見顧祝同。顧祝同暗暗叫苦，對張衝道：“這事叫賀衷寒弄壞了。老頭子的電報隻提了副佐問題，賀衷寒自作聰明改了太多！你去告訴周，根據原案再談。”
還能再談嗎？周恩來心不在焉地和張衝又談了兩天，於3月16日返回了延安。
五
3月16日，蔣介石接到顧祝同的報告，一定在心裏這麼感歎過：共產黨這顆腦袋實在太難剃了！他沒評價屬下的工作，隻是翻起了自己的日程安排，當即擬了一份讓顧祝同轉張衝的電文“恩來兄22日至25日滬再約地相晤。”這次，蔣介石要親自當理發師了。
3月19日上午，周恩來攜帶中共中央草擬好的新的談判條件趕赴機場。毛澤東沒有出現在為他送行的行列裏，盡管毛澤東對他見蔣解決問題寄予很高的期望。毛澤東正在考慮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如何處置張國燾。
一個鐵的事實告訴我們，天下三百六十行中，不僅僅文人圈子裏才存在相輕的情況。“文人相輕”之所以大大的有名，隻因為這一行的人是操筆墨糊口的，在無聊、鬱悶、失敗的心緒中，他們對依靠白紙黑字排泄樂此不疲，在眾多的雞子尿濕柴的屑小衝突的描述中，文人的酸腐、尖刻像被畫個纖毫畢現。“相輕”的心理動因是嫉妒，是人性中一個像盲腸一樣的弱點，同時又是促使人類進步的不可或缺的原動力之一。老黑格爾說：“惡是推動曆史進步的杠杆。”在權力的角逐場上，“相輕”被征服過程呈現的魅力無情地擠到了一個很易被忽視的幽暗角落。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被權力爭鬥中那翻手是雲覆手是雨的大喜大悲大潤大澀牢牢地攫住而無暇旁顧。當時光的流線紮出一道道堅固的柵欄，把這些驚心動魄的場麵隔到另一邊時，平心靜氣的觀賞和評判成為可能，我們可以睜開眼睛看一看血流成河的景觀了，因為時間已把恐懼消除。
共產黨最後能取國民黨而代之，建立一個嶄新的政權，其內部的選擇、征服、統一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這一過程恰恰和抗日戰爭的過程吻合著。我們無法不再一次地麵對“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這一命題。毛澤東在幾年後曾對馬克思主義有過這樣一個精辟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歸根結蒂隻有一條：造反有理。”從哲學和社會學的內核上講，毛澤東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如果無產階級不造資產階級的反，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能實現麼？革命需要有人領導，需要領袖。真正領袖的誕生，則必然伴隨著權力的爭鬥。我們不應該回避這一重要的曆史事實。
後來，我們都習慣了這樣一種總結性的發言：“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的，遵義會議後確實開始了毛澤東的時代，每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基本上都打著毛澤東的烙印。但是，即便到了1937年春，毛澤東也沒取得權威的名分，張聞天仍是黨的總負責。遵義會議後那一段時間，毛澤東在軍事三人團裏，地位也在周恩來之下。二十幾年後，他在廬山這樣回憶道：“那時搞了個三人團，恩來是團長，團員有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
這樣一個事實無法回避：張國燾回到中央後，毛澤東的軍事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挑戰之所以成立的基礎是實力，紅四方麵軍仍占著主力的位置。日後，還是因為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開始出現了這樣一種說法：西路軍苦戰河西走廊，是毛澤東消除異己的手段。稍有軍事常識的人便可看出這種說法的幼稚和主觀。發起寧夏戰役，目的是為了紅軍的生存和發展。毛澤東如果在這種艱難中“消除異己”，等同於自殺。雖然張國燾另立過中央，但他終究還是自己人，他爭的是內部權力。
剩下的隻有這樣一個疑問了：毛澤東、張聞天為什麼把批判張國燾選擇在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時進行？難道還有更好的時機嗎？西路軍已經全軍覆沒了，這已是張國燾錯誤和罪惡的明證，此時不挽救張國燾和殘存的西路軍還更待何時？非要等到西路軍剩餘的官兵感到絕望，革命意誌消退，或者幹脆像一年後的張國燾一樣叛變了再來批判張國燾才算道德嗎？再早一點批判能行嗎？張國燾有八萬人時，“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杆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張國燾有四萬人時，發的“電報卻凶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可見早一點不行。從毛澤東在“延安會議”的發言裏，可以看出毛、張在選擇時機上的苦衷。
周恩來乘坐的專機掠過毛澤東窯洞上空的時候，毛澤東尚未尋到徹底、圓滿地解決張國燾問題的辦法。他在總結蔣介石對內謀略上的得與失。四天後，他選擇了在這方麵高出蔣介石一籌的方法：區別對待了張國燾和紅四方麵軍的將士，強調幹部和戰士不是某個人的而是黨的這至關重要的一點。十一天後，我們看到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議》。決議的最後一段這樣寫道：“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同誌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後，同時亦估計到他在黨內的曆史，及對於自己錯誤的開始認真的認識，與以後絕對忠實於黨的路線的聲明，認為暫時應該把黨的組織結論問題保留起來，給張國燾同誌及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徹底開展自我批評，揭發自己的錯誤，同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並在實際工作中表現自己的機會。”幾個月後，張國燾擔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毛澤東在折服或征服自己隊伍中和自己意見相左或反對過自己的同誌時，采取了與蔣介石完全不同的辦法。他把這個事業建立在以心的征服這個基礎上。批判張國燾，隻是這個事業延安時期的開始。
讓我們回到國共和談這條船上吧。
3月20日上午，周恩來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條件交給張衝。這時候，周恩來已經得知蔣介石約他去會晤的消息。
新條件也是十五條。它和周恩來提出的十五條有如下重要差異：第一，突出了兩黨平等合作的性質，十五條分中共承認的十條和要求國民黨做到的五條；第二，提出紅軍改編後人數不少於四萬三千；第三，周案中明確表示辦完這一期停辦的紅軍學校，變成了“俟本年第一期結束後改辦隨營學校”；第四，新案提出了增加紅軍防地的要求。
看著看著，張衝皺眉頭了。紅軍大學改成隨營學校，僅這一條，靠黃埔起家的蔣先生能同意嗎？有了這一個學校，就可以向部隊源源不斷地輸送可靠的、受過係統政治、軍事訓練的指揮人員。其圖謀可謂司馬昭之心！
“淮南兄——”周恩來欲言又止。
“恐怕顧主任這一關就不好過。”張衝麵有難色，“這一關過不去，你如何去見蔣先生？”
是的，在很多情況下，奴才要比主子更難侍候。中共中央正是覺得吃夠了張牙舞爪家兵家將的苦頭，才決定直接去找主子的。如今蔣介石的“請柬”已到，可不要再節外生枝呀！周恩來焦急地問道：“請示高見。”
張衝搖搖頭道：“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何苦呀！以你的資曆，蔣先生能不重用？你在那邊再幹十年，結果還不是一樣。高見，你這種大智大勇的奇人反倒來問我？”
“蔣先生或許能網開一麵，你幫我過了顧主任這一關，我自有辦法。”
“瞞天過海。”張衝無奈地一笑，“恩來兄，麵對你這樣的人，我常常坐錯板凳。好在已幫你幾回了。顧主任要是看了全文，你肯定走不脫。好在他雖認真卻不太仔細，不要讓他知道這一新案就是了。”
這樣，周恩來下午見顧祝同，就隻在原案上作文章，反複強調河西部隊的問題。顧祝同果不仔細，竟沒問周恩來帶沒帶中共的新精神，就為周恩來開了綠燈。
3月22日，周恩來和張衝同飛上海，翌日，轉赴杭州。蔣介石已在那裏等候了。
24日，蔣介石沒空。這一天，日七十艘戰艦駛入中國海域，準備在青島進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演習。
25日，周恩來沒接到去見蔣的通知，自己去約見了宋美齡，把中央新提的十五條交給了第一夫人。宋美齡留沒留周恩來吃飯，史料無記載，但這次會晤的愉快則是肯定的。作為蔣介石的政治夥伴和賢內助，宋美齡即使不靠蔣介石的蔽蔭，也能在那幾十年的政治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這個女人給中國曆史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筆，淞滬抗戰期間，日本人的彈片曾在距前線不遠的地方劃破過她的玉體，1942年她在美國國會為求得美國援助發表的那篇聲淚俱下的演說，至今仍可視作一篇充滿智慧、情感的美文。和蔣介石相比，毛澤東至少少了這樣的方便：國有疑難可問枕邊人。一年後，毛澤東再娶的江青修煉幾十年，最後得到的竟是一個被告席。且慢！讓我們再給宋美齡的形象補上一筆吧！汪精衛降日後，重慶有不少不得寵的官員追隨他去南京混出身，其中就有外交部亞洲司高司長。宋美齡在高出逃後，曾使美男計，成功地把一頂綠帽子戴在高某的頭上。
這樣一個宋美齡，於公於私都不可能怠慢周恩來。於公，可以促進國共衝突的和平解決；於私，可以為丈夫統一大業盡綿薄之力。還有一個理由不容忽略：從某種意義上講，周恩來在西安救過她丈夫的性命。我們寧可相信宋美齡請周恩來共進了午餐。
事實證明，周恩來的“夫人外交”策略取得圓滿成功。第二天蔣介石召見了周恩來。
在一個史書沒有記載的小客廳裏，蔣介石和周恩來進行了很愉快的長談。
周恩來談完中共的要求後，蔣介石略加思索後，立即答道：“這些小節已不成問題。即使沒談好，也堅決不會再打。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幾個月後都可參加嘛。行政區當然可以是整個的。不過，為了給各地方派有個交待，須由你們推舉一個南京方麵的人充當正的。四萬人、三個師及指揮部都可以嘛。給養方麵的問題，可告訴顧祝同解決。”
事情順利得簡直像個遊戲！周恩來剛剛認定這些話確是一言九鼎的蔣先生所說，蔣介石又來了敘舊的雅興。談了十幾年的曆史後，蔣介石總結道：“過去合作的失敗，雙方都要檢討，這次合作一定要保證永久性，不能隻計眼前，而且要計及將來呀。關鍵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綱領，一個是領袖。你們聽了我的，將如何處置你們和共產國際的關係？”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關係重大。在以往中共所提方案中，這一問題被回避掉了。蔣介石到底是蔣介石，一下子就問到了根本。周恩來踟躕起來，不敢貿然答複。
蔣介石發話了：“那你回去商量出辦法了再來見我。”
3月30日，周恩來返回西安，當天即飛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杭州談判的情況。
中共其它領袖一聽是這個結果，異常興奮。在他們看來蔣介石隻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聯係形式，要的是權力，這就很好對付。回顧與共產國際十幾年來的關係，中共領袖們的感受都一言難盡，遵義會議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已失去了權威性。從策略上講，完全可以滿足蔣先生的權力欲，共產國際那裏很好解釋，因為它也同意國共合作的方針。因此，在他們看來，國共合作的成功即將分娩。4月9日，周恩來電告蔣介石：“歸膚施（延安）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央正在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
然而，所有的合作最終都將體現為雙方既得利益，誰都明白“牆上畫馬不能騎”。河西紅軍生存問題談了多少次了，無法解決。馬步芳的官兵已經在搶西路女紅軍當小老婆了！蔣介石哪裏有什麼誠意？
這事還是擱一擱再說吧。
六
4月15日，蔣介石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他召來張衝道：“你馬上去西安找周恩來，催其迅速弄好雙方合作綱領及編製人事問題，這事不能再拖延了。”
顧祝同得到蔣介石的旨意，不得不連電周恩來，促周去西安。中共方麵卻不急不躁，與顧祝同打了十來天“電報官司”。26日，周恩來再飛西安。
又拖兩天，周恩來才同意續談。因這次中共處在主動地位，條件自然有變。新條件中，除要求改編的時間外，人數已由四萬三增加至四萬五。
顧祝同忙表示：“用不著等到六月，五月上旬便可解決改編問題。”
周恩來笑道：“還是六月吧，這件事你我說了都不算數。”隨即把《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給顧祝同，“蔣先生屢次談到綱領問題，這是我方搞出的一個草案。”
當日晚，顧祝同通電蔣，報告了這件事。
蔣介石躊躇起來。如果兩黨共同發表什麼宣言、什麼綱領，共產黨不就合法化了嗎？共產黨表明服從三民主義，卻又不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分明是權宜之計嘛。蔣介石可算是這方麵的行家裏手。為了能娶到宋美齡，他答應宋老太太信奉基督。可是，眼下動武已無可能，隻能出此下策以求統一，合作總該有個儀式。娘希匹日本人！如果沒有日本人的入侵，就可興傾國之兵根絕這心腹之患。想這些幹什麼！能不能在這裏再施展一次謀略？對！誘他們先發表宣言，然後再改編之，這樣，不管內容如何，外人看來，宣言就是乞降書，改編就成了招安。以剛愎自用、冷酷無情著稱於世蔣介石，常常會在事件的轉折點上，表現出超常的變通和固執。幾個月前，他靈機一動的變通，押上了人格，把全世界的人都耍弄了一遍。如今，他要顯示他根深蒂固的天性了：我隻能征服！和隻有幾萬條破槍的共產黨平起平坐，太不像話！他望了望案頭上申請將楊虎城革職的報告，暫時中斷了這種思想。娘希匹，一切都是你這個叛徒造成的。平心而論，漢卿待我不薄，如不是你從中挑撥，他何至作出這種大逆不道之事！害得我根絕共黨的全盤計劃落了空不說，如今他們竟要求和我平起平坐。楊虎城呀楊虎城，汝之罪可謂百命難贖呀！可惜抓我的是漢卿的人，今已把他軟禁，再嚴懲了你，恐國人責我太嚴厲，暫寄爾項上人頭，以後再說。
隔了一天，也就是4月30日，同意將楊虎城革職後，他將自己的妙計電告了顧祝同和張衝。
5月3日，顧祝同、張衝約周恩來談判。
張衝把統一綱領草案還給周恩來道：“這份綱領無論由你方還是我方提出，怕一時難以統一，你們先發個宣言，五月中旬即可改編了。”關鍵時候，張衝還是沒坐錯板凳，拋出誘餌時竟也臉不紅心不跳。
周恩來似乎早料到有此一說，故作吃驚地反問：“蔣先生可是要先準備綱領呀，難道你們忘了？”
顧祝同接道：“這也是蔣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們宣言的內容。不然，不好向他交待呀。”
周恩來笑了，“綱領沒商妥，宣言怎麼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不是這個道理？”
蔣介石得此報告，第二天即電顧祝同，指責共產黨的宣傳仍以國民黨為惟一反對目標，是沒誠意的表現，要共產黨徹底改正。
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的電報，恰好能回擊蔣介石，電報稱如共產黨單獨發表宣言，必依下麵兩條方可：第一，國民黨同時發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駁斥《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
談判的主題被撂在一邊，雙方口筆並用，相互指責起來。
西安談判已無以為繼了。8日，張衝電告蔣介石，報告協商結果，並提議蔣見周同時派視察團去蘇區調查整編各項所需費用。9日，蔣電準，約周恩來在洛陽見麵。15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員入陝北，但不能叫視察團，應稱考察團。
“視”與“考”一字之差，便差出一個上下，一個主次。共產黨的領袖們都沒睡覺！
23日，蔣介石抵洛陽，改約周恩來前去牯嶺會他。27日，周恩來去牯嶺未見到蔣介石，在牯嶺擬就十七條談判提綱後返滬。6月4日，周恩來飛廬山，仍沒見到蔣，隻好把一份提綱遞了上去。
6月8日，蔣介石終於露麵了。
兩人一見麵，蔣介石對周恩來所提問題作了答複。這個答複亦是蔣介石心血之作。他在拒絕三個師以上設總部的基礎上，又提出朱德和毛澤東等人離開軍隊出來做事的要求。
承認了這兩點，不是要了共產黨的命嗎？一個是信仰，一個是軍隊，兩者缺一不可。一個是方針問題，一個是生計問題。
接著，蔣介石又拋出一個誘惑：雙方先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當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將來視情況可將兩黨合作一黨，同盟會成立後，可與共產國際直接發生關係。
周恩來對次要問題略作爭辯後，把焦點集中到了軍隊指揮權和人事問題上。據史料記載，周和蔣對三個師上麵設不設指揮部問題就談了兩個多小時。最後，蔣介石終於讓步了，擺擺手說：“好了好了，三個師上麵設一政治訓練處，代行指揮權。這是最後之限度。恩來，你怎麼這麼不聽話呢？你要體諒我的難處！”
說完這些話，蔣介石就出去了。
周恩來沒有為後世留下他當時的心境記錄，我們隻能從他後來幾天的活動中體味出這種心境。如果雙方在這一關鍵點上都不作讓步，幾個月來所有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他找宋子文，找張衝，找宋美齡，請他們去做蔣的工作，往返十數趟，均無效。6月14日左右，宋子文來到了周恩來的住處。
“子文兄，蔣先生可有鬆動？”
宋子文搖搖頭道：“恩來，你想蔣先生能鬆動嗎？他要我轉告你，不要把共黨的目標弄得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你們要做的應該先取得全國信用；你們讓他太作難，以後還怎麼發展。你們就答應了吧。”
周恩來一看無挽回餘地，隻好說：“請轉告蔣先生，這幾項隻能等我回延安研究後再作答複。”
19日，周恩來經西安回延安。
中共其它領導也知這幾個地方不能退讓，但還是得到了想要的東西：蔣介石對合作還真有點誠意。
在無情的政治格鬥中，判斷出對手的真實意圖，並不比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容易！如果判斷失誤，將意味著一場戰爭，意味著上萬顆人頭落地！
鑒於蔣介石在廬山既拉又打的談話，中共中央決定除了堅持黨獨立、邊區和紅軍自辦外，在其它問題上再次作出讓步。中共在這場馬拉鬆的談判中，政治鬥爭的藝術越發爐火純青了。他們已經飽受了教條主義之苦，自然不會再因某種名義和形式誤了大局。若幹年後，鄧小平提出了“不管白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著名論斷。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新的談判條件，似乎就是依照“白貓黑貓”理論提出的。蔣想當同盟會主席，讓他當好了；蔣想直接和共產國際發生聯係，也讓他聯係好了；蔣希望我們先發個宣言，我們答應他發就是。在這一方案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共想逼蔣承認既成事實的咄咄逼人的攻擊性。“宣言發表後，蔣若同意設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否則即於‘八一’自行宣布改編，采用國民革命軍暫師名義”，“朱、毛出處問題，力爭朱為紅軍改編後的指揮人，軍事或政治名義可不拘，原則上毛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至適當時機則托故不出。”
你蔣介石不是害怕毛澤東仍在軍隊裏嗎？好吧，毛澤東不去部隊任職，這支部隊是黨的部隊，隻要毛在黨內取得權威，他揮一揮手，千軍萬馬仍會聽他的招呼。反正你蔣介石已經同意改編了，不同意設總指揮部，我們就先設個暫時的，探探你的口風，看眼下形勢，不由你不同意。你先讓毛澤東到南京去，給他一個職高位尊的閑職把他掛起來，這可不行，但也不拒絕你，留給你一個懸念，而這“適當的時機”或許永遠也等不來。十二年後，“適當的時機”來了，毛澤東真的出來“做事”了，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成立了一個新中國。
曆史再沒為蔣介石提供機會，讓他仔細尋出對付共產黨這一新案的良策。
恰在這個節骨眼上，“七七事變”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從此，中國的政治領袖再也不能回避民族矛盾已具備左右中國大局力量這一事實，一切大政方針都必須從此作為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