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戰與和，蔣介石仍舉棋不定，國共合作再拖延●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失去自信；國共兩黨看戰爭，一悲一喜●洛川會議，毛澤東遠見卓識倡自主、奪權●華北、淞滬戰局惡化，國共合作終於形成●“欽差大臣”王明回國摘桃子，共產黨內部起紛爭。
一
7月7日，盧溝橋日軍炮轟宛平城，國民黨二十九軍進行反擊的時候，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正在飛機上。他們應蔣介石之邀，前去廬山與蔣再次談判。
在日後的很長很長的十天裏，“7月7日”尚不被國人那麼看中。它很可能像喜峰口、山海關、冷口、古北口失守的日子一樣，躺在厚厚的史料裏，充當這些戰鬥的時間證人。因為日本人進攻上述地域時，中國軍隊也曾進行過殊死的抵抗。喜峰口惡戰，中國西北軍組織大刀隊與日軍肉搏十餘日，直殺得日月無光。關東軍進逼山海關時，蔣介石一紙手令，張學良幾十萬大軍撤回了關內，中國屈辱的曆史又多出了三年多。是的，蔣介石不發抗日令，恥辱的日子仍將持續。
因此，到了7月14日，周恩來等在廬山並沒因盧溝橋戰事再提新的條件。即便這樣，蔣介石還是再次食言了，準備完全取消中共對自己軍隊的指揮權！這一天夜裏，日本駐屯軍青田少佐與中國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舉行會談，日方要求宋哲元親自向日軍道歉，立即撤兵並取締抗日分子；宋哲元竟答應了！還是在這一天，國民黨召開各界著名人士座談，會議與會人員發表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宣言。
7月17日，蔣介石權衡良久，在廬山發表後來變得很著名的談話。他講：“如果戰端一升，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爾後，話鋒一轉，又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這天下午，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蔣介石、邵力子舉行一輪會談。談到日薄西山，伴著夕陽暮靄，蔣介石又回到“隻設政治機關”負責聯絡的出發點，且指名政治主任不要軍人，隻能由周恩來或林伯渠出任，三個師的參謀長仍由南京派員擔任。
周恩來等苦爭無效，隻好回南京靜觀時局變化。中共中央此時態度更為堅決，他們相信時局已不容蔣再討價還價了，加上後麵再無妥協之餘地，因此電告周恩來等回延安。顯然，他們認為自己已做到仁至義盡了。此前，毛、朱電告蔣介石，再次表示願在委員長的領導下為國效命。7月9日，紅軍高級將領聯名發通電，請命他們“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他們決定拖延下去。
蔣介石為什麼如此“固執”？難道他不知道紅軍的加盟抗戰力量會壯大嗎？他的決心還沒有下呀！這時候，他尚寄和平希望於西方各大國。
7月14日，中國駐蘇大使走訪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探詢蘇聯調停中日關係的可能。蘇外長答曰：“如與其它國家聯合行動，蘇聯願意加入。”真是無懈可擊的外交辭令。
7月21日，蔣介石電令北方軍開始後撤。
7月23日，蔣介石得知秦德純和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達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為馬的七項協定後，即電宋哲元：來電所報告之條件如已簽字，中央願予批複，表示共同負責。蔣介石真的願意再多受一次侮辱嗎？他的苦衷究竟隱藏在哪裏？
7月25日，蔣介石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差不多都講得要掉眼淚了，美國人仍不為所動。請看羅斯福總統是怎麼說的：“滿洲國已成立六年，將來必不免有的國家承認。”
7月26日，蔣介石再約德國大使陶德曼和法國大使齊雅會晤。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塌塌米上。齊雅給蔣先生講了一個已經顯得古老的故事；十四十五世紀之交，英國企圖征服法國，最後敗退英倫三島。這則寓言表明日本也必敗。蔣先生問法國有何高見，齊雅答非所問：“日本軍部意見不統一，其在華前途未見多光明。”蔣介石去向法國討計策，實具諷刺性。六十年前，它在普法戰爭中，在投降書上簽過字，幾年後，它再次向德國投降。這一天，南苑機場發生了大規模的戰鬥，中國戰死一師長、一副軍長。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才暫時對“和平”絕望了。第二天，他電催中共按廬山所談，在十日內改編完畢，以候南京發表三個師番號，及各師、旅、團長與政訓主任名單，建議康澤為副主任。28日，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不要康澤，報鄧小平任副主任。7月31日，南京下達了三個師的番號。
8月2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朱德等人去南京麵議救國大計。兩天後，他在會場上隻看見了白崇禧、劉湘、龍雲、閻錫山這些老對手，沒見到朱、毛，心中未免有點落寞。罵過朱、毛狡詐後，還是正式發表了紅軍改編後各師旅團的番號，並電告中共中央：“限期貴部能於8日遲至10日出動，本月25日集中大同完畢工作；正副總指揮及宣言仍須得抗日實現時發表；政訓主任及師旅團長均已照單發表，惟參謀長仍由中央選派。”
在錯綜複雜的條件下，中共終於成功地保留了對自己軍隊的總的指揮權。8月11日，朱德、周恩來、葉劍英三人出現在國民政府軍政部高級將領談話會的會場。他們的亮相，標誌著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公開了。8月22日，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我們把目光暫時從取得和談勝利的共產黨領袖身上移開，看一眼於8月21日剛剛被推定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的蔣介石吧。中日淞滬會戰剛剛拉開了帷幕，他正吃驚於中國將士的勇猛呢！麵對將士們的出色表現，他是不是對自己的猶豫軟弱生出哪怕隻有一縷的愧意呢？
作為後來被一個蘇聯人稱作“中國的拿破侖”，被他的對手稱作“獨裁者”，被史學家描繪成“軍人政客”的蔣介石，為什麼麵對日本人所施於的恥辱，能無動於衷呢？在1937年的7月和8月初，他為什麼依然表現出了難以讓後人理解的猶豫和彷徨呢？他那不可思議的心裏，翻動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在我們的筆觸伸向這一神秘的地域前，還是先看一看一些數字吧。數字是枯燥的，但是也是無法回避的。
日本出版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披露，七七事變時，日本國現役兵力計有三十八萬人，陸軍近二十五萬人，分編十七個常備師團；海軍有一百九十餘萬噸排水量的軍艦，空軍有兩千七百餘架飛機。當時日陸軍的配置是：國內置十一個師團；中國東北地區置四個師團；朝鮮半島置兩個師團；中國駐屯軍和台灣各有兩個聯隊。
據何應欽《中國八年抗戰之經過》披露，七七事變時，中國軍隊有陸軍一百七十餘萬，編為一百八十二個步兵師，四十六個獨立旅，九個騎兵師又六個獨立旅，四個炮兵旅和二十個獨立團；海軍約有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空軍有各種飛機約六百架。
對不久前發生的“英阿戰爭”和“海灣戰爭”稍有記憶的人，大概不會從以上數字中得出中強日弱的結論。對鴉片戰爭稍有研究的人，大概也不會忘記，當時英國隻派來了載炮七十四門的戰艦兩艘，後來又加派了一艘載炮七十四門的伯蘭漢號，剩下的八艘軍艦除布朗底號載炮四十四門外，其它各艦載炮都在三十門以下，派來的運兵艦上有兩個英國聯隊，一個孟加拉聯隊等四千餘步兵。這場戰爭的結果不容我們細說了。
但是，即使到了告別冷兵器時代已經久遠的現代，武器也不是導致戰爭結果的惟一因素。這同樣是一個需要提醒的常識。我們暫時還不想用八年以後發生在中國的內戰和十三年後爆發的朝鮮戰爭來反駁“武器決定論”。
我們再看看另外的東西吧。
日本著名史學家龜田一郎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當時）日本人以為中國不可能獨立的，中國人是敗亡民族，是無抵抗而卑屈著活下去的民族，這種想法一直繼續到中日事變。”後來當了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的今井武夫中將這樣的回憶道：“中日戰爭開始時，有很多日本人認為，隻要天皇下了詔書動員，表示斷然出兵的決心，隨著賣動員令‘號外’小販的搖鈴聲，中國即屈服了。”
我們應該重提一下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的原因：他從圍觀殺頭的一張張麻木的麵孔中發現了觸目驚心的東西，才扔下手術刀，用筆呼籲重鑄民族魂。湖南嶽陽的戰爭見證人回憶說：“那時候，一個日本傷兵進村，能嚇跪一村中國人。”
真是觸目驚心的兩個“一”！
能以他們的怯懦和膽小責怪嗎？他們曾祖父以降，天朝子民的自大和自尊還能從什麼事件上找到？曾國藩屠殺太平軍的“偉功”嗎？《南京條約》、《辛醜條約》的“光榮”嗎？
一個事實不容回避：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失掉了對外的大部自信。這片土地上每日裏都在成批生產“窩裏鬥”的行家裏手。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現狀，蔣介石先生有著要比我們多得多的感性認識。作為內戰專家中的專家，他的征服欲還從來沒有越過台灣海峽呢！和日本人開戰，並且最後戰勝之，這是多麼美妙的一個夢呀！八十多年了，曾作過這種嚐試的人，沒有一個胸前掛過成功的花環。算了吧，這種冒險賭注押得太大。喪權辱國？這已是祖宗留下的遺產。我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那些條約呀什麼的，堆起來已有一尺多高，後來又添了什麼《辛醜條約》，什麼二十一條。我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才弄出了一個基本統一的局麵，容易嗎？日本人？現今英美蘇都怵它三分，我們打能夠打贏？就靠我手下這幫人能打贏？
斯諾曾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他的夥伴有過這樣一段精辟的描述：“他們是典型的‘被遊離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現代教育把他們從舊社會裏拉出來，他們是些不安分不合時宜的人，以軍事或政黨組織者和職業政客作為他們終身事業。自然，他們又全是年輕的。許多人以適合於革命時代的暴力專家來開始他們的生涯。”斯諾說的夥伴，當然還不包括他的這一群合作者：閻錫山、劉湘、韓複榘……這些合作者尚在“山大王”和“土皇帝”的美夢裏還沒醒來呢！
還有既得的權力！既然他不在喪權辱國曆史首頁上，他便可在“維持”中享用權力所能帶來的一切：金錢、美女，盡管殘缺卻仍被喚作的江山。
近代中國的衰落，已經滲透到了民族心理這一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了。
文化的衰微才是致命的傷害。古老的可以自傲文化到了必須注入新的內容才能激發起它的活力的時候了。於是，這片土地上發生了一場思想文化啟蒙運動，並在這場運動中產生了共產黨。
共產黨注意到了被蔣介石和他的同人忽略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從人民中間，他們發現了愛國主義的巨大源泉，聽到了盡快結束“朕即國家”這種文化傳統的呼聲。他們所倡導的並在部分地區實行過的土地改革政策，以素樸的、現實的魅力喚發起了億萬農民中潛在的積極因素。
共產黨和國民黨麵對中國現實的不同眼光，導致了他們對中日戰爭的前途完全不同的認識。一年前，毛澤東在保安的一間窯洞裏，已經從縝密的思考中得出了日本必敗的結論。
曆史的進程讓我們看到，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盛與衰，正是以對中國抗戰前途的不同認識作為各自的出發點的。
二
蔣介石在錯綜複雜的條件下，會不會使借刀殺人之計對付紅軍呢？至少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毛澤東所得結論基於國民黨提出的八路軍出動案。在這個史稱“黃白案”的方案裏，八路軍三個師被分成了兩塊。8月18日，毛澤東同張聞天電複周恩來和葉劍英：“‘黃白案’將紅軍分割出動，其中包含著極大的陰謀，堅決不能同意。”在同一天致彭德懷等人的電報中，這種擔憂加重了：“紅軍受命出動後即變為蔣的屬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時黨的問題與邊區問題，由彼解決，甚至將不許發表宣言並取消蘇區。”這種危險是存在的，所以“此事關係重大，須在洛川會議中慎重討論。”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然不會在意去南京與蔣介石共商大計這一純屬形式的問題了。綜觀毛澤東的一生，他的浪漫主義天性隻在少年和老年時期才體現在他的身體力行的實踐中。青年和中年時期這種不可抑製的浪漫主義情調，通過他的詩詞宣泄掉了。他常常以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的麵孔為一個個時期打下鮮明的個性印憶。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政治、軍事和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種政策和兩個前途，即共產黨的全麵的全民族抗戰政策和國民黨的單純政府抗戰政策，堅持抗戰到勝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變的前途。這種遠見卓識，當時並無多少人心服口服，隻有等到汪精衛叛變，蔣介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未停止過的與日本進行的數十次“和平”談判事實被披露出些許時，更多的中國人才回過頭來重視了毛澤東的這次發言。毛澤東在會上為紅軍確定如下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戰爭的領導權。隨後，他又為紅軍確立了這樣的戰略方針：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他又進一步地解釋道：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線下的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最後他強調指出：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紅軍主力全部出動要依情況而定，要留一部分保衛陝甘寧邊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