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次發言，很容易引起以是與非作為標準的種種誤讀。既然整個民族都在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你卻提出了保存實力。日本人的大部隊都在開向中國富庶的平原和大都市，你卻在倡導什麼山地遊擊戰爭。你們既然已經準備發表宣言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為什麼還要對國民黨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甚至還準備爭取戰爭的領導權？
如果我們跳不出是與非的約束，我們永遠也無法看清社會曆史發展的主要脈絡，永遠也無法體味出偉大的政治家和具備熟練操作技術政客間常常隻差毫厘的區別。把日寇驅逐出去後，中國應該邁進怎樣一個社會呢？毛澤東看中的是這場戰爭的得與失。
據有關史料透露，在洛川會議上，對毛澤東提出的八路軍的作戰原則，與會人員曾發生激烈的爭論。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裏，留下這麼寥寥幾筆：“會議對所討論的問題基本取得一致意見，對於八路軍的作戰原則存在一些不同認識，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充分討論。”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沒有完全說服他的同誌，獲得的恐怕也有一些孤家寡人的落寞感。隻有中共中央總負責張聞天支持了他。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會有日後的百團大戰和延安整風時因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而遭受的非難甚至圍攻。六年後，周恩來在檢查自己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工作缺點時認為：“（我）對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充分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缺乏政權觀念’，尚有一種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敵後到全國的政治改革觀念。”
毛澤東之外，連周恩來這時尚“缺乏政權觀念”，何況他人！這才是洛川會議對八路軍的作戰原則發生爭論且沒取得一致意見的症結。讓毛澤東感到苦惱的是，他無法將這個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他們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如果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拚，中國的曆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
麵對中國傳統文化中“舍身取義”的巨大力量，毛澤東隻好“保留意見”。這裏應該插入一個並不太長的故事。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張自忠將軍的靈柩運至重慶，自蔣介石以下，重慶軍民數十萬前去迎接。從此，中國多了一位民族英雄，北京等市多了一條“張自忠路”。這種哀榮為現代中國所罕見。穿越於抗戰時期那些厚厚的史料時，我們常常要麵對這樣幾個問題。第一，諳熟用兵方略的張自忠，為什麼總是不惜犯兵家之大忌，將他的集團軍指揮所放在師團級指揮所才應該在的危險的前線？第二，在長城抗日期間，曾表現出傑出軍事家風範的張自忠為什麼在臨沂和隨棗都率部進行過自殺性質的衝鋒？第三，隨棗戰役後期，他分明有機會脫離險境，卻選擇了死亡？答案已隨英雄的靈魂飛去了天國，我們隻能在他的曆史和他的同事下屬對他的言語的轉述中，尋覓這個答案。1937年7月下旬，宋哲元率二十九軍南撤時，令張自忠任北平市市長，與日方周旋。9月1日，張自忠隻身一人從北平逃出。這一段經曆，使他沾染上了漢奸的嫌疑。屢經艱難的努力，他才重新掌握了部隊，成了第五十九軍軍長。從此以後，他重複最多的是這樣一句話：“隻有戰死，才能把我洗刷清白！”張自忠不是死於學識的不足，不是死於暴烈的不計後果的個性，不是死於複仇的欲望。他死於一種文化，一種重節操、重仁義的傳統。
所以，毛澤東隻能把證明自己正確的希望寄於以後發生的個個事件上。在馮家村的會場上，他隻能把話說到一個分寸之後緘默不語。庫圖佐夫建議放棄莫斯科，致使這樣一個美麗的首都毀於拿破侖的一把大火，然而在俄國的不管哪個時期的史書上，這件事都被看作1812年衛國戰爭的一個轉折點。1938年6月，為延滯日軍行動，蔣介石下令炸開了花園口，史書的評價對大陸中國人早已是常識，就連蔣介石本人，十幾年後也不得不為自己推脫責任。
文化才是不可逾越的自由的屏障。
曆史馬上為毛澤東的深邃提供了證明。蔣介石的政權意識卻沒因戰爭而淡漠。8月30日，遭中共中央拒絕當陝甘寧邊區政府長官的康澤通知中共：邊區政府已決定以丁維汾為正，林伯渠為副，發表宣言則須在部隊全部出動集中後。是日夜，剛剛從洛川趕回延安的毛澤東電複葉劍英：拒絕康澤所提丁維汾為邊區主任，必須以林伯渠為邊區政府長官，張國燾為副長官。
進入9月後，因華北、華東戰爭形勢日漸危急，國民黨方麵連電中共軍隊盡快出動。因兩黨合作的事實還沒確認，中共中央派兩個師赴華北前線，卻仍留一個師不動，以在談判最後階段占據主動。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蔣立即同意發表中共宣言，承認中共合法；邊區首腦一定要林正張副，不要國民黨派任何人；南京派來的高參和政訓處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絕，不允許進入營門一步。
這時，蔣介石對日雖仍寄希望於大國的調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華北戰局惡化，不得不對中共以上要求一一作出讓步。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終於發表了八十一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次日，蔣介石在廬山對《國共合作宣言》發表談話說：“……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餘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中國共產黨人即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所舉諸點。……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意無可動搖。”
三日後，八路軍最後一個師開赴前線。
至此，九個多月艱苦談判終於結出了果實。
但是，毛澤東還是沒有喜形於色，他在9月25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這樣寫道：“蔣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發出了‘與全國人民徹底更始’的諾言。但還表現著自大主義精神，缺乏自我批評，未免遺憾。”
蔣、毛兩人都沒放鬆戒備。好戲還在後頭呢！也是9月25日，林彪和115師在平型關一舉成名，搶了全國抗戰殲滅戰勝利的頭功。
“第一”的這個彩球拋向誰，誰就穩居這段曆史的首頁。
三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環境下結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許多尚未解決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簽訂的一個協議。國民黨要獨裁，共產黨要獨立、發展，這一矛盾根本無法調和。
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看待這種合作，自然想把對方幹淨徹底地同化掉。信仰是虛的，暫且放過，先動手分化它的軍隊吧。9月16日，在那個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營代主人蔣鼎文急電朱德：“委座派軍部之高參趙錦文、劉伯龍、李放六、喬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員已抵長安。”這不是政治學辭典裏的“摻沙子”手法嗎？朱德、周恩來不敢怠慢，琢磨對策，八日後，出現了這樣一份絕妙的複電：五位大員的到來，已引起八路軍全體將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軍可以為國效力，即應信任其自主作戰，要是派了監軍，恐怕會使官兵心生疑懼，影響戰鬥力。
站在共產黨立場上看待這種合作，自然想獨立自由地發展自己。軍隊和地盤是生存下去的保證。如今軍隊的相對獨立已實現，下一步該爭取邊區自辦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國民黨方麵提出邊區問題，重申不要一貫反共的丁維汾，並要求設保安司令部，連南京政府派考察團的事也明確表示拒絕。國民黨方麵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邊區行政長官由丁維汾掛名。
雙方算是打個平手。
與此同時，雙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遊擊區的遊擊隊身上。中共中央認為，這些遊擊區將成為將來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不能放棄對這些遊擊隊的領導權。國民黨方麵則認為清除這些遊擊隊，是根絕南方“赤禍”的最好辦法。雙方交涉近兩個月，僅僅商定葉挺將來出任由這些遊擊隊編成的新四軍軍長。
此時，日軍大部隊已攻入綏遠和山西，華北地區實際上已呈三足鼎立的局麵。麵對這種現實，中共中央於11月4日斷然決定：“奉南京軍政部命令，將陝北鎮原等二十餘縣劃為八路軍補充區。”同時，又向國民黨方麵提出增加八路軍防區問題。11月8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各師主要負責人：“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遊擊戰爭階段開始”，要求各部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
毛澤東這一擴軍決策，順乎華北大勢，並為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華北地區牽製大量日軍提供了可能。這一決定性的動作，惟一的“疏漏”是沒事先征得蔣介石大元帥的批準。我們翻遍這一時期國民黨軍內的條令，尚未找出毛澤東“犯規”的證明。
國民黨方麵也沒有嚴守“規矩”，10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西安所設的分銷處，個別領導人公開反對提“國共合作”的口號。好像在他們眼裏，多一個人知道他們與弱小的共產黨實行合作就多了一份恥辱。這種反應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即興來了一次美國式的幽默：“日本人已經患了傳染病，中國人現在已經打了噴嚏，為防止這種病蔓延，保護國際社會的健康，我看應對這種病加以隔離。”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表示國聯各成員國“對中國給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日本的行為，違反了規範的國際關係原則，抵觸了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大國就要出來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將被西方大國嚇得縮回小島上，還用得著和你共產黨合作嗎？蔣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記裏記下了麵對國際“援助”的真實心情：“此皆於我精神助力甚大！”10月9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事變之發生，隻是由於合法演習的日軍遭受攻擊而行使其自衛權，對日本挑釁的中國方麵，才是違反了非戰公約！”這不是強盜的聲口嗎？強盜的邏輯嗎？暫時不要這麼評論。在這個強食弱肉的世界裏，不要企望有什麼正義，有的隻是從得失出發的外交辭令。10月15日，九國公約會議通過的一項對日宣言稱：“中日兩國現在敵對行動，影響到各國的權利及物質上的利益，全世界對日本均有一種不安之狀態。”“敵對行動”多麼中性的一個詞彙呀！如果他們在中國沒有租界，沒有僑民，他們會為日本的行為鼓掌嗎？很有可能。恐怕還有國家跟著來華搶一塊日本人沒來得及啃幹淨的骨頭呢！這種劇目三十餘年前在中國已上演過了，還在中國的辭典裏留下一個新條目：八國聯軍！蔣大元帥當時恐怕日理萬機，然而還是在當晚抽空寫下這樣一段話：“九國公約會議宣言，雖語氣軟弱，仍不足為慮；其後共同行動必能實現也。”
可歎乎？可悲乎？
且慢！還沒到悲慘的高潮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後，中國政府指示中國出席國聯大會代表團：一、倘各國就具體問題征詢我方意見，應先請其詢問日本後，我方再予考慮；二、如華北主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確能得到切實之保證，則我可作相當的讓步；三、日本駐軍應以《辛醜條約》規定的地點為限，其數額應與他國駐軍按其實在需要，另以條約確定之。乞降的麵孔呼之欲出！誰知日本人仍嫌不過癮，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十餘日。1938年2月，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日本將不以蔣介石政府作為和平對手！”換言之，蔣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
這樣，蔣先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繼續把抗戰的旗幟舉著走他的老路。
曆史在1937年的11月，險些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提供了一次比試高低的機會，國共合作已處在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已經在幾個月的實踐中，向這個世界和他的同誌證明了他的技高一籌，他決不會再退讓了。如果不是一個特殊人物的出現，曆史恐怕又變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