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特殊人物名叫王明。
這裏有必要補敘一下王明的一段履曆。1931年10月，他安排博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負責。我們應該給這個“總負責”以充分的注意，在此之前叫總書記。同月，他離開上海，11月10日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後來又當上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直到遵義會議，他一直通過博古領導著共產黨。
王明為什麼不直接當共產黨的總書記，卻如此看重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呢？那是因為中共當時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作為一個政治家，王明這種選擇，隻能說明他的權力欲極強。隻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會當太上皇和後台老板進行垂簾聽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遵義會議博古的下台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產生過巨大的震動。要不然就無法解釋他後來為什麼變成了國共合作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9月底，國共合作真正形成的消息傳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政治生命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在他看來，遵義會議趕博古下台，實在有那麼點“政變”的意味。在國共合作實現後，扳回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決定回國摘桃子！
回國前，王明先後去會見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千萬不要把這兩次會見當成禮節性的告別！在將來的政治鬥爭中，這兩次會見會變成兩顆重得不能再重的砝碼。11月14日，斯大林派專機將王明送到新疆的迪化。
毛澤東和張聞天得到王明回國的消息，有沒有在一起商量對策？曆史沒有留下這方麵的記載。從以後幾天發生的事情上分析，張、毛肯定不止一次地談到過王明回國這一話題。洛川會議上，張國燾出來工作了，被任命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之後，他卻反悔了，多次表示不讚成中央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路線是錯誤的。一個張國燾，再加上一個王明，這兩股勢力彙合了，會是什麼樣的局麵？“延安會議”上，張聞天提議暫時不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這一建議被政治局會議采納。王明到迪化了，必須占取主動。11月18日至24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繼續進行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張聞天在會上作出這樣的結論：張國燾的錯誤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反黨反中央；又嚴厲地正告道：“犯了錯誤的同誌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會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對照“延安會議”通過的決定，不難看出兩種說法的不同。11月23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強調指出：“堅持山西遊擊戰爭的方針，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針，誰也不應該對此方針發生動搖。”
這些事情的弦外之音已經很清晰了！
11月29日下午，王明、康生和隨機回延安的中共駐新疆代表陳雲走下舷梯，毛澤東和張聞天已在瑟瑟的寒風裏等了好一會了。
四
史料記載：王明等下飛機後，毛澤東即致歡迎詞，稱王明從莫斯科歸來是“喜從天降”。
能不能揣度一下毛澤東和王明四隻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時雙方的感覺呢？還是讓它作為一團迷霧繼續縈繞在延安機場的上空吧。一場始終沒有刀光劍影的政治格鬥伴著握手的禮節和“喜從天降”的致辭搖響了開幕的鈴聲。
“欽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當天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要求。會議究竟哪天開，他倒並不計較，他要研究一下對手的弱點，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趕回，他還要適應一下延安的窯洞。
12月9日上午，後來被稱作“十二月會議”的政治局會議開始了。
第一天，風平浪靜。黨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作題為《目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決定和已經取得的成績，指出鞏固國共合作、改造舊政府、改造舊軍隊、保證黨中央團結等十項主張，指出前一段黨內出現投降主義傾向的種種表現。王明做了一天忠實的聽眾。毛澤東閉目養神，間或把意味深長的目光投向門內地上的一縷陽光。
第二天上午，王明發言了。他把寫了幾頁的發言提綱朝桌上一放，講道：“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我今天著重講講這個問題。中央的工作亟待改進的地方很多。”
再講了一大段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道理後，他把提綱朝旁邊一推，自由發揮起來。“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決定敵友的主要標準是抗日不抗日，對國民黨，隻應分成抗日派與降日派。”“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方麵，我們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嘛！空喊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能嚇走盟軍。”“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淞滬抗戰打了幾個月，能是片麵抗日嗎？不要講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呀！”“紅軍已經改編，紅軍就不存在了，不僅是個名義上的變動，實質內容也變動了嘛。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我們不要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遊擊戰能戰勝日本嗎？”“改造政權機構什麼的，肅清漢奸分子什麼的，現在提都為時尚早了。”
王明一直講到日薄西山，話鋒一轉說道：“我今天這個發言，並不是僅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回國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誌的親切接見，並會晤了季米特洛夫同誌。可以說，我今天講的主要觀點，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誌的指示。”會場頓時亮了些許，那是與會人員眼睛裏閃出的光芒照的。這一天，毛澤東已經沒有時間反擊了。
12月11日，毛澤東沒有被王明亮出的尚方寶劍嚇破膽。他先講了一番統一戰線中的對立統一哲學後，對王明的詰難一一作了反擊，最後落在這一點上：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
然而，王明的講話畢竟有分量。據一些文章披露：與會不少同誌一時難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產生了某些混亂。誰的思想產生了哪些混亂，未見有人披露。我們隻能從一些公開的材料中判斷混亂的程度。12日，張聞天在總結性的發言中，承認了王明指責的某些錯誤。“由於毛澤東等的抵製，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毛澤東等是如何抵製的？讚成王明主張的有幾人？隻能去猜。
14日，會議結束了，產生如下決定：成立七大籌委會，毛澤東任主席；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會議還決定：來往電報，“黨的交張聞天，軍的交毛澤東，統戰的交王明，王不在時交張。”
從這些決議和決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取得了地位。這一回合，雙方戰個平手，統算起來，毛澤東的勝麵略強一些。
這時候，蔣介石幫了毛澤東一個忙。曆來重視蘇聯直接援助中國抗日的蔣介石，知道王明回國的消息如獲至寶，想通過王明獲得蘇聯實質性的幫助，12月上旬，他接二連三地發出邀請，請王明去武漢“共商國是”。因此，王明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立即和周恩來、博古一起趕赴武漢。王明的離開，無疑為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統一思想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和有利條件。
1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會議上再次作了政治局會議上他的政治報告。22日，他在會議結束前明確指出：自《八一宣言》至今，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幾日後，毛澤東和張聞天決定：為使統一戰線更有力量，必須擴大三五十萬黨能直接領導的軍隊。
因為王明的回國，因為他在政治局會上並不顯得孤單，“十二月會議”還作出決定：本著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方針，爭取與國民黨盡快取得相互間真正的諒解與合作，準備在邊區長官人選等問題上再次作出讓步。
國民黨方麵因連遭上海、南京大敗，國際援助尚是畫餅，自然也希望和共產黨能真正同心協力。這樣，我們便等到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黃金時期。
12月20日晚，蔣介石從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來，召見了王明、周恩來和博古。
王明的口鋒甚健，講了當前抗戰的形勢，講了兩黨關係，講了合作的具體任務，卻發現蔣介石有點心不在焉。什麼時候了，蔣先生早失去了對這種空談的興趣。南京失陷後，他加緊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時，不得不再次考慮武裝抗日的問題。一周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在北平掛牌辦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近日，各方人士及黨中重要負責同誌，均以軍事失敗，非速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辭；殊不知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彼輩隻見其危，不知其害；沒有定見，何能撐此大難也。”他對這個王明感到失望了。
王明這時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資本亮了出來，清清嗓子說：“大元帥，蘇聯方麵已經意識到中國局麵的嚴重性，決定不再坐視。中蘇係鄰邦，所謂唇亡齒寒也！蘇聯方麵願意幫助中國政府組織三十萬機械化部隊，並建立與戰爭相適應的軍事工業。”
蔣介石立即興奮了，忙問：“你這些消息從哪裏得來？是斯大林說的嗎？”
王明答曰：“離開蘇聯前，我去見過斯大林，他也有這個意思。”
麵對三十個師裝備的誘惑，蔣介石自然要表示個姿態，在認真聽完博古和周恩來的談話後，當即表態：“所談極好，所談極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見好轉，外敵不足慮矣。隻要內部團結一心，勝利定有把握。以後你們可直接找陳部長共商一切。”
蔣介石走後，王、周、博三人繼續與陳立夫會談，雙方當晚即商定製定一個共同綱領。
12月26日，國共兩黨正式成立了一個“兩黨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以後每五天會商兩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綱領，推定周恩來和劉健群共同擔任起草工作。四天後，這份《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已由周恩來單獨草成，並由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討論通過。
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僅僅維持到30日。
中共代表團滿懷信心帶著這份連“初期建國綱領”也寫得詳詳細細的《綱領》參加兩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誰知國民黨代表看都沒看，提出了這樣一個新問題：“你們應該幫助政府勸說蘇聯出兵。”
蘇聯的真實態度早已告知中共，他們怎麼能完成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呢？自然是談不出個結果。
懷疑又回到了國民黨人的思維中。緊接著，仇恨又從懷疑中生出了。
1938年1月17日，國民黨武漢當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員搗毀了剛剛創刊的《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團抗議，國民黨方答複曰：這顯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元月24日，又到兩黨開碰頭會的日子了。國共雙方六位大員坐在桌子兩旁，臉上再無笑容。
劉健群道：“你們的誠意到底表現在何處？很顯然，蘇聯出兵能迅速改變時局，你們為什麼一再推諉？八路軍，不，八路軍早不存在了，應該是十八集團軍，從不貫徹中央軍令，遊擊遊擊，遊而不擊，究竟存的什麼心？你們如何向全國人民交待？”
兩個多月前，為適應戰爭需要，國民黨重新下達了軍隊戰鬥序列，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命令公布後，中共方麵對民對下一直延用“八路軍”這個稱謂。後國民黨方麵指出質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麵答曰：華北人民已經習慣這個稱呼了，請予允許在民間保留。這一保留不大緊，在華北大片土地上，八路軍便和國民黨軍有了醒目的區別。經多方查詢，我們沒能查出是誰為曆史留下了這樣絕妙的藝術品。
康澤跟著講道：“你們應該向廣西派學習，把軍隊交給中央，軍政、人事與中央統一，重要領導人離開軍隊到中央工作。”
這個時候，新四軍已經成立一個月，但編製遲遲沒下。雙方爭來爭去，國民黨方勉強同意新四軍下編四個遊擊支隊。
十日後，國民黨發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掃蕩報》和《血路》周刊接二連三發表文章，把矛頭直指共產黨和它的政權、軍隊，要求結束這種“新封建割劇”狀態。
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出，國民黨中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共產黨再發展下去的“嚴重後果”，開始尋求“根治”的辦法。
但是，我們不能不說：他們這種沒有統一組織的、沒有經過理性分析方法，有著濃重的感情色彩，不會發生什麼實際作用。綜觀國共兩黨曆史，國民黨實在缺乏統一信仰、統一軍隊、統一權力方麵的研究。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做法，使他們在這方麵毫無建樹。